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逐漸下滑、產業結構快速調整，從而對農民工群體的勞動需求顯著縮小，而農民工群體內部的高齡、低技能農民工更是首當其沖。在當前，我國農民工規模呈現總量繼續增加，增速持續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農民工總量由2010年的2.4億增長達到2014年的2.7億，年均增速則由2010年的5.5%降低到2014年的1.9%。其中，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漸衰減，年輕農民工的比例顯著下降，而老年農民工的比例則不斷增加。在2014年，超過50歲以上高齡農民工的規模為4685萬，比2010年的3124萬增加了50.0%。高齡農民工的占比（50歲以上農民工群體），也由2010年的12.9%增長到2014年的17.1%，這使得我國農民工群體的平均年齡由2010年的35.5歲增長到2014年的38.3歲，由此我國農民工老齡化態勢愈發明顯。尤其是，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大批高齡農民工提前返鄉，并出現了顯著的返鄉潮趨勢，僅2015年11月份提前返鄉的高齡農民工群體就高達220萬人左右。

高齡農民工的蓄水池作用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結構出現戰略性調整，對于一些新型產業、新型業態和新型職業的需求明顯上升，如互聯網+、高端制造業和人工智能等。然而，由于經濟增速的下滑和過剩產能的爆發，一些傳統行業的用工需求則出現嚴重收縮，鋼鐵、煤炭等資源型行業和傳統的餐飲、服務和酒店業勞動需求出現暴跌態勢。在此背景下，農民工群體首當其沖，并成為失業大軍中的主要群體；其中，對于那些年齡超過50歲，而且無論是工作技能還是工作強度都無法跟上產業調整步伐的高齡農民工來說，則更是成為第一批受到沖擊的群體。當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他們被產業發展的巨大拉力所吸引，流入到城市并成為一線的產業工人；而當經濟處在下行周期的時候，他們也迅速地被城市拋棄，成為第一批的失業群體并不得不返回農村；特別是，由于高齡農民工具有保留工資低、抗壓持續時間長的特點，從而更是不平衡地首先承受了經濟波動和社會轉型的代價。農民工尤其是高齡農民工的這種蓄水池作用，在撫平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時，也不平等地承受著經濟轉型的巨大代價。

而且，由于我國統計制度的特點，農民工群體也經常沒有被納入統計指標的計算范圍。當前，我國經濟在下行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快速調整，從而一些傳統產業在萎縮的同時，也有新型產業迅速崛起。這樣，城鎮新增就業和農民工失業現象就同時存在，并在總量上可能失業數量更多。然而，根據我國的統計制度，農民工由于失業而不得不返回農村后，就沒有資格進入失業率的統計范圍。這就導致“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和“城鎮新增就業保持穩定”的現象同時發生，這也正好迎合了很多樂觀經濟學家的亢奮情緒，認為當前的經濟形勢不斷向好，認為經濟增速下滑沒有對失業產生任何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民工尤其是高齡農民工群體，以其自身的貧困和失業作為代價，托起了城鎮居民穩定的新增就業數字，也托起了很多地方政府日益增長的政績需求，掩蓋了經濟增速疲軟下滑的隱性事實，也掩蓋了經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巨大代價。

高齡農民工技能的迅速退化

由于年齡逐漸增大，他們對工廠的吸引力也愈發降低。由于投資收益的年限縮短、投資回報率下降和投資成本上升，因此通過對高齡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的收益率急劇下降，從而企業沒有積極性為高齡農民工進行培訓或再教育。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為34.8%，而高齡農民工接受培訓的比例則只有28.8%，比21-30歲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低9.5個百分點，也比31-40歲群體農民工群體低7.3個百分點。進一步從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來看，高齡農民工文化程度越低，其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比例也就越低，在文盲半文盲高齡農民工中，接受過技能培訓的只有15.4%。因此，很多高齡農民工再出去打工，由于年齡超過50歲，工廠再雇傭其就業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但迫于生計，很多高齡農民工仍然不得不外出務工，只不過就業形式開始從工廠流水作業轉向自營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農民工的自就業比例從2009年的6.4%上升到2013年的16.5%，并進一步提高到2014年的17%，而高齡農民工的自營就業比例則更是從2009年的6.8%顯著上升到2014年的18.5%。從這個角度來看，高齡農民工的自營就業比例不但在存量上顯著高于一般農民工群體，而且在增速上也明顯更高。這說明高齡農民工在被工廠逐漸排出后，為了生計而不得不轉移到自營就業上去了。

另外，從就業的行業分布來看，高齡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整體來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比達到56.6%，而其中高齡農民工的比重更是高達58.1%。近年來，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農民工群體的議價能力有所上升，很多新生代農民工不愿在臟累苦的制造業就業，從而農民工從事制造業的比重從2010年的36.7%下降到2014年的31.3%。然而與此對應的是，高齡農民工群體從事制造業的比重卻不斷提升，由2010年的37.4%增長到2014年的39.7%，并成為他們主要的就業行業。從這個角度來看，由于制造業勞動強度高，平均利潤率水平較低，大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都不愿從事這個行業，使得我國制造業產業競爭力不足，發展動力弱化，除了超過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無奈仍支撐這個行業之外，我國制造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嚴重。

高齡農民工身體不能承受之重

農民工大多從事低技術、高勞動強度的重體力活，這對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尚難以負擔，而對于超過50甚至60歲以上的農民工群體來說，則更是身體無法承受之重。尤其是，其中還有高達35%左右的高齡女性農民工群體，其絕對數量也超過1093萬。而且從近年的發展趨勢來看，女性高齡農民工的比例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態勢，從2010年的33%提升到2014年的35%左右。對于高齡女性農民工來說，雖然到了55歲的城鎮女性退休年齡，但是他們卻依然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這對他們來說實在是無法承受之重。而且，從勞動時間來看，2014年農民工群體平均年從業時間平均為10個月，月從業時間平均為25.3天，日從業時間平均為8.8個小時，這都遠遠超過城鎮職工的平均勞動時間。但如果與高齡農民工人群相比，則發現他們的平均勞動時間甚至還要高于普通農民工群體，日從業時間達到9.1個小時，比農民工群體平均高出3.4%左右。另外，從消費角度來看，1980年后新生代農民工在外務工的月生活消費支出為939元，比老一代農民工高出19.3%；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人均寄回帶回老家的現金為12802元，比老一代農民工少29.6%；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在工地工棚居住的比例為7.3%，比老一代農民工的17.7%少10.4個百分點。綜合來看，相比其他農民工群體，高齡農民工群體普遍工作時間更長、接受培訓比例更低、勞動強度更大、居住工棚比例更高，在接近或超過退休年齡后，雖然工作、生活和生存條件惡劣，收入和消費水平更低，但他們仍然堅守在產業工人第一線，忍受著常人無法忍受的工作條件，繼續為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作出顯著貢獻，并成為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和國家競爭的比較優勢來源。

積極關注高齡農民工群體

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伴隨經濟增速的放緩、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發生的轉變，我國農民工數量增速開始放緩，而且農民工老齡化態勢愈發明顯，從而支撐產業競爭優勢的勞動力要素開始減少，支持經濟持續增長的人口紅利也逐漸消失。從2010年開始，16-20歲、21-30歲、31-40歲群體的農民工比例都顯著下滑，40歲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而相對應的是，較高年齡群體的農民工占比則持續增加，41-50歲群體的比例從2010年的21.2%增加到2014年的26.4%，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比例也從2010年的12.9%增加到2014年的17.1%，由此農民工平均年齡就從2010年的35.5歲上升到2014年的38.3歲。而進一步從高齡農民工的特征來看，由于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他們接受技能培訓的比例更低、在制造業從事低技能職位的概率更大，同時工作時間更長、居住條件更差、收入和消費水平也顯著更低。在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進入下行周期時，他們也最先受到沖擊，并成為貧困和失業的主要代價承受者。因此，關注高齡農民工群體，肯定他們為產業發展和城市服務所做的奉獻，承認他們為我國工業化積累和經濟起飛所作的巨大犧牲，并積極解決他們老了以后的各種社會保障就顯得尤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