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節，上海實施了史上最嚴“禁燃令”。

從嚴格的立法論證，到高效的執法落地，“禁燃令”帶給上海的，不僅是銳減的鞭炮碎屑，還有對未來城市公共管理的啟發。

“這一關過得很漂亮”，2月14日，煙花爆竹的立法推手之一，上海市人大代表厲明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表示。

立法提議者：“感覺人大特別重視這個事情”

2016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實施。

這是時隔約20年后，上海再次修改煙花爆竹管理條例。與上一版相比，2016年版的《條例》不僅將禁燃范圍，從內環擴大至外環，還明確了處罰的金額數字，更具有可操作性。

2014年兩會期間，上海市人大代表厲明提交議案，建議修訂《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他還曾與138名人大代表一道，共同向市民呼吁春節期間不燃放煙花。

厲明回憶，2014年兩會結束后，上海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這一議案。會場里，除了他，基本都是消防、公安、安監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方方面面的部門都來了。”

他本提議，將禁燃區域從內環線，擴大到浦西的外環線和浦東的中環線，但最終討論的結果是，擴大到全市的外環線，“力度很大，感覺人大特別重視這個事情。”

對于厲明的提案，大多數人大代表支持，還有些人大代表的態度是“又支持又反對”，他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應該支持，但又很擔憂，如果很難執行下去，還不如不頒布。

這些擔憂，不無道理。中國禁燃，已有百年歷史，但最初效果并不顯著。

1907年，天津巡警總局發布公告，稱鞭炮的“販賣燃放 , 均于禁條”。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舊年俗的批判，《申報》屢次發文，以火災等為由，呼吁上海市民“避免爆竹傷人”，但隨著時代變遷，這些禁令最后都不了了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各大城市陸續頒發“禁燃令”。與其他城市一樣，上海也曾出現過”禁燃令”與民俗民意相悖的爭議。

“以前的執行力度和民意基礎都不夠，大家覺得，放放比較有年味，即使對環境有污染，也污染有限。”厲明說。

今年春節，是新版《條例》遭遇的第一場大考。春季前，厲明有點忐忑不安，“如果有人放，沒有得到及時制止，就會得到效仿。

批發商：今年不再進貨

這場大考，考驗的第一個，是煙花批發商。

金麒麟鞭炮煙花公司，是上海唯一指定的煙花爆竹批發商。澎湃新聞從相關部門獲悉，為了從源頭控制煙花爆竹的銷售量，政府有關部門多次和金麒麟公司溝通，最后達成共識，今年春節，金麒麟公司不再從外省市進貨，僅銷售去年存貨，約5萬余箱。

管住的，不僅是上游的進貨渠道，還有下游的銷售渠道。

2014年，上海發出煙花爆竹銷售許可證1400張，2015年發出697張，2016年，這一數字銳減至87張，而實際在售的銷售點只有66個。

與此同時，銷售過程也被嚴格監控。民警、消防警官和志愿者每天在持證銷售點巡查，部分銷售點還裝上了監控探頭。

同時，市民購買煙花，需要采取實名制。66個銷售點里，共登記到18個戶籍地址在外環線內的顧客，大部分人的實際住址在外環線外，住在外環線內的市民，已由民警上門勸阻。

煙花爆竹的銷量，是“禁燃令”效果最直觀的晴雨表。

一位煙花相關行業人士稱，近年來，上海煙花爆竹銷量，已呈逐年減少的趨勢。

數據顯示，2013年，上海全年銷售額為9000多萬元，2014年則為7000多萬元。2015年是3000多萬元，今年銷量呈“斷崖式”下降， “2016年，估計上海全年的銷售額只有幾百萬元。”

執法者：全社會動員

這場大考，上海市派出了5萬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在除夕夜、年初四和正月十五，實施一級加強警務，全員上崗。

民警、消防官兵與30萬平安志愿者通宵達旦，對外環線內的7301個居民小區實行“守小區、守門洞、零燃放”措施。

12月31日，《條例》實施的前一天，長寧區新華街道梅安新村居委會主任孫元珍組織社區黨員、居民樓組長、物業保安隊長、居委會干部開會。

孫元珍回憶，“此后，幾乎逢會必講煙花爆竹的新條例。”

梅安新村居委會有十幾個居民自治團隊。每次小組開會，就宣講新修改的煙花爆竹條例，同時也開始招募志愿者。

澎湃新聞獲悉，上海有30余萬名平安志愿者參與煙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在禁燃區域開展守護、巡查、勸阻工作。

上海市公安局法制辦主任范宏飛表示，從執法操作來看，落實了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原則，實現了法律效果和倡導移風易俗社會效果的統一。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肖敏對澎湃記者表示，在全國范圍內，上海本次的“禁燃令”，效果比較好。

出乎厲明的意料，上海圓滿經受了這樣的大考，“這一關過得很漂亮。在社會上實現了共識，老百姓享受到了法律的紅利。”

“以前一部法律頒布之后，往往投入的執行力度不夠。違法的人沒有得到很好糾正，遵紀守法的人就會感到很吃虧”，厲明說，“大家會慢慢意識到，違法就要承擔后果。”

在他看來，本次禁燃令的執法過程，是一個很好的樣板，對于未來上海的公共管理，提供了良好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