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月12日晚（一說13日凌晨），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在得克薩斯州西部一處度假農場逝世，享壽79歲。酷愛打獵的斯卡利亞，在打了一天的鵪鶉之后在睡夢中去世。

自1986年接受里根總統任命進入最高法院以來，斯卡利亞是美國最高法院在職時間最長的大法官，他同時是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最重要的保守派人物，強烈反對控槍、墮胎、同性戀等議題。隨著斯卡利亞的去世，美國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平衡暫時被打破，而奧巴馬總統在其任期的最后1年中，如果提名一位自由派大法官，勢必將會引起共和黨和保守派的強烈阻擾，甚至可能將任命延期到新總統上任之后。2016年是美國大選之年，除了誰將入主白宮這場大戲，誰將頂替斯卡利亞的大法官位置，更可能深刻影響美國今后幾年的政治與社會。

本文節選自《誓言：奧巴馬與最高法院》第七和第八章，重點涉及斯卡利亞的最高法院故事，以及他強烈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該書作者圖賓為《紐約客》作者，他曾預言奧巴馬總統會提名Sri Srinivasan進入最高院，如果真是他，將會誕生一名亞裔（印度裔）大法官。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他（斯卡利亞）生于新澤西州首府特倫頓市，在紐約市皇后區的艾姆赫斯特社區長大成人。他父親工作的地方位于另一個區，老先生是布魯克林學院的羅曼語教授。（他父親將一些意大利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他的媽媽是小學教師。尼諾是他們唯一的孩子，學業優異。他在哈佛做法律評論的編輯。在法學院讀書期間，尼諾遇到了未來的妻子莫琳，她當時是拉德克利夫學院的本科生。他們養育了九個孩子。其中一個做了牧師。

斯卡利亞曾短暫地在克利夫蘭市的一家律所工作過，隨后即成為美國頂級法學院的教授。（他先后在芝加哥、斯坦福、喬治城法學院任教。）和布雷耶一樣，斯卡利亞的首要興趣在于行政法，但總體上來看，斯卡利亞對行政管制的反對來得比布雷耶更為強烈。他的觀點引起了華盛頓保守派高層的注意，于是得以在福特總統任期內就職于司法部。里根總統1982年提名他擔任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法官，那年他年僅46歲，并于四年后做了大法官。斯卡利亞的意大利出身和天主教信仰，非但沒有構成障礙，反而成為他在羅伯特·博克提名挫敗后獲得提名的決定性因素。

從某些角度來看，斯卡利亞占據了兩個世界的優勢，即便他本人不這么看。迄今為止，他仍是投身文化戰的戰士們——宗教團體、聯邦黨人協會——最喜愛的法官。他以“世故世界”和“法律職業文化”等言詞反映并鼓勵了文化戰士們對世事的嘲諷。與此同時，他也贏得了那個圈子的崇拜。他在法學界的前同事們就算并不認同他的司法哲學，也承認他在美國憲法的核心問題上植入了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人們不應低估斯卡利亞成就之宏大。最高法院進入現代時期后，大法官中將自己的司法哲學引入最高法院的世界和事業的，僅有斯卡利亞、奧利弗·文德爾·霍姆斯，或許還要加上威廉·布倫南。

那一點在2006年表現得很明顯，當時斯卡利亞眼睜睜看著首席之位旁落他人、永遠離自己而去。11月，哈佛法學院舉辦慶祝儀式，祝賀斯卡利亞任職聯邦最高法院二十年。慶典為期兩天，出自斯卡利亞母校法學院院長埃琳娜·卡根的創意，卡根是克林頓班子的一員老將，卻在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法官的提名上受挫。在坎布里奇，人人都知道，卡根并不認同斯卡利亞的政治觀點或司法哲學，但正因為此，卡根及其同事如此鄭重致敬，才讓斯卡利亞頗為受用。“他對文本主義和原旨主義所持的觀點，他對法官在我們的社會中所起作用、對裁判實踐的理解，切實地改變了我國法律辯論的方式，”卡根在演講中說，“作為大法官，多年來他對我們如何思考、如何談論法律發揮了最重要的影響。”

考慮到斯卡利亞的背景，在作為文化戰試金石的墮胎和同性戀問題上，他持反對立場并不令人奇怪。他與槍支問題也淵源頗深，但那方面的立場并不符合人們對一個土生土長的紐約客的預期。

1986年，斯卡利亞（右）與里根。

喜愛打獵的斯卡利亞與槍支權利

斯卡利亞在十幾歲的時候，往返于皇后區和位于曼哈頓區的澤維爾高中之間，那是一所耶穌會的男子中學，坐落于第十六大街。即便在當時——斯卡利亞是1953屆的學生——澤維爾也顯得很不尋常，因為它要求自己的所有學生參加青少年預備役軍官訓練營。高中畢業后，年輕的安東寧參加了在一座兵工廠舉行的軍事訓練，并隨身攜帶他的來福槍（一把0.22英寸口徑的卡賓槍）乘地鐵，無疑，這很有創意，在當時也并不違法。長大成人后的許多年，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斯卡利亞無暇慮及槍支世界，但最終他還是回歸了。

1991年，斯卡利亞接替拜倫·懷特成為負責第五巡回法院的大法官，管轄范圍包括南方的好幾個州。斯卡利亞開始經常前往那個地區，而那里的友人們也邀請他前去打獵。斯卡利亞極其喜歡打獵活動，尤其熱衷于追逐火雞這樣的鳥類動物。然而，沒過多久，斯卡利亞就成為美國最出名的獵鴨者。2004年1月，斯卡利亞邀請迪克·切尼同去路易斯安那州獵鴨。碰巧，有關副總統能源行動小組的一宗法律訴訟正由大法官們處理，尚未結案。斯卡利亞備受質疑，理由是他與一方當事人進行社交活動。斯卡利亞作出以牙還牙式的典型回應，起草了一份長達二十一頁的備忘錄，證明這次獵鴨之旅的正當性。“副總統和我在獵鴨的時候從來不埋伏在一個地方，我們并未討論過本案，”他寫道，“華盛頓的官員們了解規則，明白與法官討論未決案件——無論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其他人的——是被禁止的。”不管怎么說，比起其他同事，斯卡利亞對槍械的憲法地位都更有個人興趣，而那是一個最高法院已多年不曾觸及的話題。

槍支權利與“家庭價值”、反墮胎斗爭一起，成為1980年代保守主義議程的基本綱領，該議程把里根推向了總統之位，讓共和黨成為參議院的多數派。猶他州共和黨人奧林·哈奇就任憲法小組委員會主席后，委托相關人士完成了一份報告，名為“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他在前言中寫道：“憲法小組委員會的發現是很明確的——長期以來已被人遺忘——它證明第二修正案的立法意圖是，美國公民享有以和平方式持有和攜帶武器的個人權利，用以保護自身、家庭以及個人自由。”這份報告的主要作者是哈奇的幕僚斯蒂芬·馬克曼（Stephen Markman），后來成為里根班子中司法部的一員。在那里，馬克曼遇到了一位年資較淺的同事，他就是塞繆爾·阿利托。

1990年代初，犯罪率飆升，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克林頓班子在成立之初制定了《布雷迪法案》（The Brady Bill）。法案是以詹姆斯·布雷迪命名的，他是羅納德·里根的新聞秘書，在總統遇刺時身受重傷。這項復雜的立法規定了一個過渡性條款，要求州和地方官員對潛在的手槍買家做背景調查。該條款在1997年遭遇挑戰，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結果判定這一臨時性的規定違憲。斯卡利亞代表法院為普林茨訴美國案（Printz v. United States）撰寫判決書，其結論是該規定構成了聯邦對州權利所作的不被允許的侵犯。

2008年3月18日，在羅伯茨就任大法官第三年之際，最高法院聽取了雙方的辯論，這個引人注目的案子現在名為哥倫比亞特區訴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奧巴馬與斯卡利亞（右四）

斯卡利亞的原旨主義與海勒案

斯卡利亞有理由感到高興，因為就算案件還沒有判決，辯論本身對他來說就代表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勝利。在斯卡利亞成為大法官前，在一個像海勒案這樣的案件中，律師在辯論中會泛泛而談，怎樣將反映在第二修正案中的價值觀適用于現代世界。大法官們則會去探求憲法的當代意義。與此相對照，斯卡利亞常說，他所信仰的是一個“死的”憲法——其含義在創立的那一刻就已永久性地塵埃落定。海勒案中的辯論表明，斯卡利亞的原旨主義觀點在多大程度上開始主導最高法院。二十年前，在斯卡利亞被提名擔任大法官時，法庭辯論絕無可能如此不厭其煩地糾結于第二修正案的文本、或制憲者的意圖。斯卡利亞將原旨主義帶到了最高法院，終于由他來界定辯論的方式方法，就算不總是能贏。

海勒案的投票結果是司空見慣的5∶4，史蒂文斯、蘇特、金斯伯格和布雷耶照例屬于輸的那一方，但這一次，首席大法官的表現令人驚奇。羅伯茨并未按部就班地將執筆判決書的機會交給肯尼迪，而是安排斯卡利亞來寫多數意見。斯卡利亞做大法官二十多年了，很少有機會在重要的多數意見上署上自己的大名。起初，他的觀點在倫奎斯特看來太古怪了，倫奎斯特不相信他能整合好多數意見。然而，聯邦最高法院乃至美國已往斯卡利亞的方向偏轉，現在是他品嘗勝利果實的時刻了。

經斯卡利亞之手，海勒案成為展示文本主義和原旨主義的絕佳文本。斯卡利亞動用了所能找到的制憲者們留下的一切資料，逐字逐句地按照字面意義，分析了第二修正案的含義。他追溯至17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去發現該項憲法權利的起源。“當然，斯圖亞特王室曾試圖對政敵所做的，也正是喬治三世試圖對殖民地居民所做的，”斯卡利亞寫道，“在狂暴的1760和1770年代，王室開始解除大多數起義地區的居民的武裝。那就引起了美國人的抗爭，他們主張，自己作為英國人，享有擁有武器的權利。1769年4月發表于紐約的一篇文章指出，‘擁有武器、用于自衛是人民自己保留，并經《權利法案》確認的一項自然權利’。”斯卡利亞窮盡了這段歷史的細節，據此得出結論：“第二修正案權利是由個人行使的，屬于全體美國人。”

海勒案的判決于2008年6月26日宣布，那是2007—2008年開庭期的最后一天。就像每一個開庭期的末尾那樣，大法官們精疲力竭。斯卡利亞的聲音打一開始就很嘶啞，但他還是忍不住大笑起來。“我們的意見書長篇大論，詳盡地檢視了第二修正案的文本與歷史，”他在鴉雀無聲的法庭里說，“我將要做的概括無非是結論而已。如果你們想要對照異議方的相反主張來檢查結論的有效性，你們將不得不把約154頁的意見書讀完。”

不久以后，人們確實讀完了斯卡利亞的這份意見書。原旨主義觀點所導致的一些問題成為焦點。

斯卡利亞的原旨主義進路根本不能解決海勒案中的所有問題。最高法院的結論是，第二修正案保護個人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但那仍然會提出一個問題：何種武器？真正的原旨主義者會去確定制憲者所要保護的是何種武器，并找到它們在21世紀的對應物。但斯卡利亞在此碰到了一個難題。18世紀，民兵組織要求平民設法獲得軍事武器。根據1792年《統一民兵法案》（Uniform Militia Act），國會強制要求民兵隊員去購置火槍、刺刀以及軍事戰斗中用得著的其他武器。可以設想，真正的原旨主義者會主張，美國憲法保護的是個人擁有軍事武器的權利。但斯卡利亞在代表最高法院所作的判決中將武器限定為手槍。他說，哥倫比亞特區無權禁止手槍，因為“手槍和是美國人出于在家自衛目的、所選擇的最常見武器，完全禁止使用它們是不合法的”。

18世紀的擁有軍事武器的權利，在斯卡利亞這里，轉換成為21世紀的擁有手槍的權利。他從未對自己的理路作出過解釋，但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允許個人購置坦克、火箭筒、“針刺”防空導彈及其他現代戰爭武器，那將帶來不可收拾的后果。于是，斯卡利亞未作任何解釋，便把這些武器排除在第二修正案之外。他確認了“禁止攜帶危險而非同尋常的武器的歷史傳統”，并進一步指出，“重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不得擁有武器，法律禁止在諸如學校和政府建筑的敏感地區攜帶武器，并對武器的商業銷售進行規定和限制，我們的法律意見不應被用來質疑這些禁令”。

附加了這些限制之后，海勒案還剩下什么？它要求聯邦政府，不得禁止在家擁有手槍。除此之外，還有什么，不甚了了。另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斯卡利亞在修辭和歷史問題上援引了許多資料，但他的判決書與第二修正案的原初含義無關。它是一個急就章，意在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而并非偶然的是，那目標在現代的共和黨議程中是最為優先的之一。

說到底，海勒案與保守派最痛恨的判決同出一轍。在羅伊訴韋德案中，布萊克門發現，（在他看來）隱私權保護女性的墮胎權，除非胎兒已可自行存活。在格魯特爾案中，奧康納說，（在她看來）大學招生中的平權行動可以再延續25年。在海勒案中，斯卡利亞發現了這樣一種第二修正案，（在他看來）該修正案允許人們擁有手槍但不允許擁有機槍。這種見解與巴拉克·奧巴馬在競選之路中所支持的觀點驚人地相似。斯卡利亞和奧巴馬都認為第二修正案保護個人權利，但對更危險的武器作以限制。區別在于，唯有斯卡利亞假借制憲者的名義，說這一結果是他們規定的。

海勒案代表了一場涉及政治、法律、公共關系的攻堅戰的巔峰時刻，多年來它一直在積蓄實力。學者、律師、政治家及社會活動家創設了對第二修正案的新解讀，并最終在聯邦最高法院獲得五票。盡管斯卡利亞本人不承認，但他的確精準地表明：憲法根本沒死，它是活的，而且活力四射。換句話說，原旨主義革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猛烈。原旨主義也不比解釋憲法的其他路徑更講原則、更值得尊敬。正如海勒案所揭示的，原旨主義不過是大法官們實現其政治目標的另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