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愛麗絲·門羅小說《逃離》那天，小卡決心從學校逃離。一整天，她心臟跳得厲害，聽不進課，頻繁地去洗手間。

這個想法，在心里埋藏了很久。這天上晚自習時，小卡在作業本上給老師寫信，解釋逃離的原因：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考大學、找工作……對自己來說，“難以妥協”，她已“想盡辦法去接受并且忍受了十幾年之久”。

“人是不一樣的，不是嗎？讓他們卷入同樣的模式，用同樣的標準去要求他們，是不公平的。你們同意嗎？”她把筆抓得很緊，右手開始酸痛。

寫的時候，她猶豫過：會不會像其他同學一樣，把高中熬過去，上大學就輕松了？

晚上十點，下課鈴響。小卡將信留在桌上，混進走出校門的學生中，心里出奇的平靜、輕松。

打車回家路上，小卡將頭湊到窗邊，風吹進來，她想起了《逃離》中那個離開家庭聚會去約會的女人，坐在敞篷車上，風灌進眼睛，吹散頭發，她“并不瘋狂，反而奇跡似的十分安詳”——像極了她此刻的心情。

那天是2017年6月15日。17歲的小卡，從四川資陽中學退學了。

高中休學前的小卡（左二）。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四年后，我在云南香格里拉見到了小卡，她的真名叫蔣逸雯，小卡是她給自己取的名字——她正在創業，經營一家服裝工作室。我們聊起了她退學的選擇，以及這些年的經歷。我很好奇，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為何會作出這樣的選擇？一個不走主流道路的人，又會面臨些什么？

小卡朋友圈。

在小卡的講述里，我看到了家庭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也看到了一個女孩內心的成長與變化、掙扎和反叛。我對她產生過質疑，并最終理解了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一】

去香格里拉前，同事在微信上問小卡，最近有什么安排。

小卡說，她的生活日常是：每天在工作室干活，跟客戶溝通設計方案，有時去裁縫鋪請教老師傅，不忙的時候去酒吧坐坐，約朋友去附近草原溜達，或者去松贊林寺拜訪僧人，請他教自己藏語。

“太豐富了”，我和同事有種被“凡爾賽”到的感覺。

6月，在獨克宗古城見到小卡時，她身穿黑色牛仔外套、深藍色牛仔褲，一米七的個兒，極瘦，一頭波浪卷披散著，看上去有種超越年齡的成熟。

小卡帶我們去了她的工作室——位于一家藏式客棧二樓的玻璃房，正中間一張三米長的工作臺，旁邊幾張桌椅、縫紉機、熨斗，簡陋又安靜。

小卡在工作室做衣服。

小卡介紹說，工作室是去年12月租的，之前租的是另一個地方，被“坑”了。當時，一個認識的叔叔租下幾棟房子，想打造成創意產業園出租，小卡很喜歡這個設想，便交了2萬元租金。交錢后，房子遲遲未動工，房租也拖著不退。

她跑到對方開的餐廳催債、放狠話，“今天你必須把錢全部給我，拿不出來，就當著我的面，一個一個打電話去借。”耗到了半夜也沒用。

家里人說，你就當交學費了。她偏不認，跑到法院起訴。協商多次后，硬是要了回來。

之后，重新租房，注冊營業執照，設計商標、包裝，運營公號……今年一月，工作室開業。小卡原想將服飾和文化融合，每季度出一個系列。但設計了幾款衣服，都不太好賣。

剛開始沒有訂單，小卡有些焦慮，到5月份才慢慢好轉，基本都是朋友找她定制，有企業員工服，舊布改成裙子……頭四個月，她一共做了十幾件衣服，掙了七千多塊錢。

不過，“上個月的活現在還在干”，小卡說，她一個人做，一件就要兩三天到一個星期，生產力太低。她招過學徒，干一個月就走了，“有技術的不來，沒技術的不愿學。”

工作室衣架上掛著一排衣服。小卡指著一件綠色外套說，那是她做的第一件衣服。

小卡16歲時做的一件衣服。

那時她16歲，正在休學。有一天逛街，偶然看到一塊綠色化纖布，老板說可以做成衣服，她就買了下來，花兩個月時間手縫出一件朋克風外套。

這之后，她喜歡上做衣服，自己自學，看專業書和網絡教程，只在前年去成都一家服裝培訓機構學了半年。

剛開始沒經驗，她老出問題：縫紉機斷線，鎖邊機不會穿線，領口小了、拉鏈忘上了……男友小胖調侃她，做衣服像“開盲盒一樣”。

“媽媽就希望我獨立，最不接受我20多歲了，還要花她的錢。”小卡說，剛退學那兩年，媽媽每月會給她2000元生活費，去年租工作室，又給了她兩萬元。

這幾年，她靠打工、做衣服、寫文章掙錢，開始體會到掙錢的辛苦，做一件衣服要好幾天，只能掙一兩百塊錢；小胖送外賣，一單才幾塊錢。工作室剛起步，收入不穩，為了省錢，她和小胖經常“薅羊毛”，有段時間每天吃一分錢的外賣，有時兩個人一天三頓，控制在10塊錢以內。

有時她也會想，若不是四年前的退學，自己的人生大抵會很不一樣。

【二】

“香格里拉對我來說就是長久的東西。”小卡說，還有服裝設計。在這里，她感覺“生活里有一些自己能抓住的東西了”，這消除了她長久以來的不安。

坐在古城一家咖啡館，小卡對我說，十六七歲時，她很想結婚，有個孩子。

那時，她覺得心里空空的，渴望擁有“穩定長久的東西”、“永遠屬于自己的東西”，比如孩子；如果無法擁有，就放棄一切，去流浪。

小卡想要“一個穩定的家”。五歲前，她和外婆在四川資陽老家生活，五歲時，爸媽在四川什邡一家光盤廠上班，把她接過去上學。

她年齡小，上課容易走神，“不太會跟別的小朋友相處”，體育課上摔倒時，同學們會嘲笑她，給她起外號。

七歲時，爸媽離婚了。第二年，汶川地震發生，家不敢回，學校也成了危樓，睡了一周大街后，小卡回老家借讀了一個月，9月隨媽媽到廣東江門生活。媽媽在一家公益組織工作，她重讀三年級。

在新學校，她成績是年級前三名，跟同學關系也逐漸變好。唯一的噩夢是那個男孩，他總是拿保溫杯砸她的背，往她身上扔東西。忍了許久，小卡哭著跟媽媽說想轉學，媽媽以為是鬧著玩，沒在意。到五年級時，她直接跑到男生家質問他父母。一直到初中，想到這事她都會哭，媽媽這才發現女兒心底留下了陰影，后悔沒早點讓她轉學。

那時，媽媽經常出差，小卡一個人在家害怕，就到同學家住。同學一家人熱熱鬧鬧的，每天一塊做飯、洗碗，正是她向往的。同學媽媽經常問她，去哪兒玩了、什么時候回來。她很享受被關心的感覺。

小卡和媽媽。

上初中后，媽媽出差更頻繁了。一到周末，她跑回家放下書包，到咖啡廳、餐廳消磨時間直至關門。天一黑，就開始焦慮晚上怎么過。

她不喜歡回家，覺得家里空蕩蕩的，“心也空落落的”。站在家門口會害怕，給媽媽、同學打電話，說不敢進門。晚上睡覺也不敢關燈。

“父母不管你的時候，心里會有那種不安全感，”小卡說，“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么，也沒有人問過我幾點鐘回家。”

孤獨感包裹著她，她嘗試過一整天待電影院，一部接一部地看電影，出來時依然心慌，“不知道去哪里。”到現在，她也有這種感覺。

她有時埋怨媽媽不管自己，幻想生在別人家；有時希望媽媽再婚，“媽媽不在的時候也有人管我，照顧我。”

步入青春期后，母女之間的爭吵變多。媽媽詹敏一度懷疑自己的教育出了問題。

小卡記憶中，媽媽對自己的教育很不一樣。六七歲時，就讓她一個人睡，她害怕，跑去敲媽媽門，媽媽沒開。上學也是她自己去，早飯自己解決，出去玩，媽媽很少過問。跳舞疼，她不想學，媽媽也尊重她意愿。

媽媽對她的成績也沒什么要求，不拿她跟別人比。但她沒學懂的時候，作文不會寫，會教她，還會帶她參加公益活動。一次小卡考試沒考完就走了，成績80多分，老師很不高興，詹敏卻不在意，覺得分數只是評價一個人很小的一部分。

媽媽會讓她自己做決定，跟她溝通商量，“我把我的想法說清楚，商量這個事情可不可行。”

簽訂協議是母女兩特有的溝通方式。最早是媽媽出差時，商量留下的零花錢怎么花，到后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簽協議。

“執行起來的時候，政策相對還是比較寬松的”，小卡笑著說。

小卡因此很早學會了獨立，小學時會自己查路線，帶同學坐車去動物園玩；也會獨自坐飛機回家，坐高鐵去別的城市。

詹敏告訴我，對女兒“放養”，是因為自己小時候父母也很少管，不大在意成績。15歲她就離家，在外地上學、工作，跟父母關系不親近，“覺得父母不愛我”，他們把希望都寄托在姐姐身上。

她在父母的安排下讀中專、進工廠，工廠破產后，她自學進入公益行業。這些經歷讓她意識到，自己無法為女兒的未來做主，她也不希望孩子的期待和想法像自己當年那樣被壓抑。“你要對自己的事負責。”她一直告訴女兒。

小卡長大后，她曾反思，不該讓女兒太早上學、一個人睡，這些可能導致女兒缺少安全感。后來想起，詹敏心中刺痛，感到愧疚，覺得自己陪伴女兒的時間太少。

【三】

五年級時，小卡身體開始發育，“就會比較在意這些，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很想跟別人一樣。”

班上老師也換了，她常覺得新老師說話“難聽”、“說的不對”。

詹敏能感受到女兒身上的敏感、較真、早熟。在小學時，老師用粵語講課，小卡聽不懂，會直接舉手問，“可以說普通話嗎？”她還給老師寫信，反映班里的問題。

上初中后，小卡預感“讀不下去了”。

地理、歷史、物理這些科目，她都很感興趣，喜歡周末和同學到圖書館看書和寫作業。但她不喜歡劃重點、背誦的教學方式，追逐成績的學習氛圍，以及學校統一的管理機制——要求所有學生必須穿整齊一致的校服，領口扣子只能系一顆，外套必須拉拉鏈，女生頭發要扎起來，只能用黑色發卡夾劉海……每天鈴聲一響，學生們全都沖進食堂，邊排隊邊看書，一吃完馬上回教室學習。這些讓她覺得難受。

初二時，小卡第一次“反叛”了。一次考試后要補課，她覺得沒什么意義，不想去。媽媽讓她自己去跟老師說。她寫了幾大頁紙，鼓足勇氣找班主任、年級主任談，成了學校唯一沒補課的人。

那時，小卡成績中上，對自己的要求是不起眼就行，“希望老師不要發現我。”腦海里每天蹦出各種想法，必須寫下來，不然“沒辦法專心做別的事”。作業經常寫不完，又不愿糊弄，只能第二天補。

初中時的小卡。

“我不應該在這里聽人指揮”，“應該是自由的”，小卡想。唯一期待的是周末。她周一就開始在本子上寫周末的計劃，要學拉丁舞、鋼琴，爬山，游泳。

小卡回憶，那時的自己愛鉆牛角尖，“我會問自己，為什么晚上不想回家，為什么其他同學相處起來都那么和諧那么開心，為什么我跟他們感覺不太一樣……是不是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樣的問題。”想不明白就哭。

詹敏很早就發現，女兒“比較自我”，“從小想事情就跟別的孩子不太一樣”，初中時就會認真去想一些事，“過早進入到煎熬的狀態……少了很多那種單純的孩子的快樂。”

青春期的小卡，三天兩頭打電話給她，說“媽媽我有個想法”。她一聽頭皮發麻，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女兒還會故意說氣話。

詹敏很焦慮，害怕女兒會重蹈姐姐的悲劇——姐姐高中時想讀文科，被父母逼著學了理科，成績變差后，自信心受挫，得了精神分裂，上自費大學后沒多久就退學了，至今無法工作和正常交流，一輩子靠母親養著，成了母親永遠的傷痛。

為此，詹敏會不斷提醒自己，不要以家長的身份去壓制小卡，把她當成年人，盡量保持平等的關系，盡量去支持她、了解她的想法。后來面對小卡層出不窮的想法，她采用的方式是讓女兒把想法寫成計劃書，再一起分析可行性。

初三下學期，中考臨近。班上大部分同學能直升高中部——當地最好的高中。但小卡不想在同一所學校上六年。那種一眼望到頭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她第一次萌生出想要擺脫什么的想法，“可我不知道我想要擺脫的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可我喜歡的究竟是什么呢？”

她羨慕同學能出國留學，但詹敏那時工資每月幾千，她告訴女兒，你要自己去爭取獎學金。

小卡上網查了很多學校，有外國語學校、國際學校等，發現都不合適。回老家資陽讀高中成了唯一選擇。

詹敏知道，以女兒的個性，回老家的高中會有很多問題。但小卡很堅持，覺得自己能克服。

【四】

2015年9月，剛進入資陽中學，小卡就感覺壓抑。

壓力“無處不在”：走廊上張貼的“985”、“211”高校簡介和勵志標語，宣傳欄的考試排名，老師們“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之類的耳提面命，記錄每天學習狀況的成長手冊，被安排得滿滿當當的時間……

第一次月考，小卡考了班級第二名，她形容，那時一下被“內卷到”，“以后不能考得比這差”，她決心好好學習，考重點大學。

時間在身后追趕著，她經常晚上來不及洗澡，只能吃飯時回去洗；作業總有一兩科寫不完，經常被老師找。

“學校的氛圍，對我們的管理，給我們精神上灌輸的東西，對我的精神是一種摧殘。”小卡發現，身邊同學也會抱怨，但“大家感受到、能接受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大家的性格，跟這個體制需要磨合的地方也不一樣”。

詹敏記得，那時小卡和宿舍同學發生過矛盾，同學們覺得她孤傲，她關注的話題也和同學不一樣。

“同學們常常說我很文靜。”小卡說，“我不是文靜，我只是不快樂。”

到高一下學期，小卡成績依然靠前，卻總感覺沒學懂，跟不上進度，腦子仿佛被禁錮了，經常“考哭”，“不是說我擔心考不好，是覺得，天吶，這么簡單的東西為什么我做不出來？”

“禁錮我們的不是我們的大腦，是所處的教育模式。”小卡說，她害怕“在體制里變得愚鈍”，那陣子，不想跟人說話，什么也不想做，每天哭著給媽媽打電話。

詹敏感覺女兒陷入擰巴的狀態，她想要自由，“想要追求的東西和現實有太大的差距。”

小卡想到校外租房，媽媽不放心她一個人住；想晚自習在家自學，又擔心她會影響到年邁的外婆。

只能休學了。小卡想調整好狀態再回去，“如果能找到更好的路，就不回去了。”

老師們安慰她，沒學好也不要怕，高三會再復盤一次。但小卡學不進去了，每天“混著”。一周后，班主任同意了她休學的請求。

女兒要休學，詹敏一度感到恐慌，不知如何面對家人——家族中有大學博導、中學校長，都是接受正統教育走出來的，休學的小卡無異于“叛逆分子”。

詹敏最擔心母親的看法。母親是中學老師，覺得小卡是孫輩中最有希望考大學的。聽聞小卡要休學，不停打電話讓她勸小卡“還是要讀大學啊”。親戚們也說，千萬不要放棄她。

詹敏也擔心，女兒休學后，會不會更不想讀書了？回校后還能否適應校園生活？

朋友開導她，小卡學習能力強，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算不上大學也沒關系。她漸漸想明白，女兒有自己想學的東西，她和小卡一起制定了休學計劃，決心支持女兒。

小卡和媽媽簽訂的《休學公約》。

休學的九個月里，小卡到雜志社實習，到留守兒童關愛中心實習，去湖南和廣東的學校走訪、開展活動；到一家外語培訓學校試讀了三個月；還參加了世界聯合書院的選拔。許多新事物朝自己涌來，她覺得充實。

隨著回校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她愈發緊張，每天將自己關在房間，用毛巾、濕紙巾、干紙巾，將地板擦得干干凈凈，窗簾緊閉，只開一個臺燈。

春節時，媽媽回來想跟她一塊睡，她拒絕了，買了頂帳篷在房間支起，每天睡帳篷里，“感覺我的世界越來越小了。”

【五】

2017年3月休學結束后回校，小卡轉到文科班重讀高一。

她一個人坐教室后排，很少和同學交流。每天最開心的是看書，從馬爾克斯的小說到海子的詩集，再到蔡崇達的《皮囊》，只有將自己沉浸在書中，才沒那么難受。一旦從書中抽離，那種不自由的感覺又籠罩過來。

她不斷對自己產生懷疑，“如果我在學校里待不了，我是不是到了社會上就能受得了呢？”

到后來，她感覺“坐牢一樣”，身體和精神都封閉了，靈魂不在自己身上，每天“像具皮囊在學校走來走去”，不想說話，甚至想要吃藥自殺。

直到一次英語演講后，一個同學跑過來跟她說，“你總是會給我們帶來驚喜”，將她從輕生的念頭里拽了出來。

“連死都不怕，為什么不能放棄別的呢？”小卡心想，“高中學歷、大學學歷對我真的很重要嗎？沒有它們我就不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嗎？”

她覺得，考大學、大學畢業后找份好工作，這些大部分人選擇的路，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她更想去一個喜歡的地方，做些喜歡的事。她想擺脫讓自己枯萎的環境。

女兒回校后的狀態，詹敏看在眼里。她記得，女兒曾問她，對自己有什么期待？她說，只要你健康快樂，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可以。

她提醒小卡，沒文憑，未來找工作會很難，自己沒法給她提供很好的資金或社會資源支持，選擇這條路，注定會比其他孩子走得更難。

2017年6月15日，小卡從資陽中學退學。

小卡知道，“這條路不會簡單”。從學校逃離后，她曾回校找過年級主任，申請在家自學，主任沒同意。班主任告訴她會考時間，囑咐她到時候回來參加，會考前一天，還讓同學打電話提醒她——但那時小卡人在香格里拉，錯過了會考，沒拿到高中畢業證。

什么樣的學校適合自己？退學前，小卡就一直在思索，也曾經去了解了一些體制外的學校。

退學后，她想建一所學校：在一棟帶小院的別墅里，十來個學生在常規導師的陪伴下，共同生活、學習；課程學生討論決定，只要有兩三個人想學，就邀請該領域專業老師來校授課，一周兩三節，其余靠學生自學，不必像初高中一樣，每個學科都得學；教室沒有固定桌椅，學生在客廳圍圓桌而坐；課程結束后分享個人所獲，沒有考試，亦無好壞的評判；學校沒有學歷，沒有畢業證，畢業后，學校扶持其創業……

仿照英國的夏山學校，她將項目命名“夏山計劃”。“我們需要一個看本事和人格的社會，而不是看學歷、文憑的社會。”在計劃書上，小卡寫下自己的理念，“在我們的學校里，學生只有‘不一樣’而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我們不需要分出誰好誰不好。”

小卡制定的“夏山學校”項目計劃書。

小卡在公號上發文，招募到八九個和自己一樣不喜歡體制內學習模式的學生，每人交300元，邀請一位心理咨詢師擔任常駐導師，想要摸索一種快樂高效的學習模式。

這個帶有試驗性質的線上學習項目開始后，學員們在群里反映不太積極，一個月后，項目解散了。

小卡后來才知道，自己的設想在現實中有相似的雛形——實務學堂，它最核心的難題是，無法解決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問題，大部分企業依然看重文憑。

如今回看，“每個孩子適合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樣的。”小卡覺得，有的人能很好地適應現行的教育體制，有的就是沒辦法。自己沒能適應，“那并不是懦弱。”

【六】

去香格里拉是個意外。

退學后，小卡“沒人管，也沒有必須要做的事情”。她想找個安靜、有文化底蘊的地方，偶然聽說了香格里拉，直接將全部家當——一臺小縫紉機、幾件衣服，寄了過去。

初到香格里拉，她對各種事情都很感興趣，到酒吧做義工，當服務員，跟不同的人聊天，“很開心。”

因為沒時間做衣服，做了三個月后，她辭掉了工作，找了家客棧長租，邊學英語、法語，邊接做衣服、改褲腳之類的活。

小卡在紙上畫圖。

那陣子，她反省自己，像個“沒錢人家的富二代”，習慣進餐廳吃飯，“整天東想西想，干什么都只憑著心血來潮，做不長久。”

她問媽媽，是不是應該像別人一樣去找份工作？詹敏安慰她，單純為了掙錢去打工沒必要，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堅持做自己想要長期發展的事。

第二年，小卡到一家手工藝品店看店，邊看書邊做衣服，兼職教當地小朋友英語，學習藏語。

2018年，小卡在一家手工藝品店看店。

隔段時間，她會自我反思，是不是在“耗著”。

2019年，她到成都學了半年服裝設計，每周上三天課，其余時間在青旅兼職。還到非洲坦桑尼亞參加遠征活動，50天里，背著鍋碗瓢盆和帳篷徒步，和各國志愿者幫助當地學校修建廁所，教衛生課，了解非洲文化。那次她覺得，自己和同齡人相處時，有些難以融入。

2019年10月，小卡到非洲坦桑尼亞參加遠征活動。

我問小卡，退學后前三年沒有馬上學習做衣服，會不會有些浪費時間？

小卡不這么覺得。她說自己“一直都愛玩”，那時候對世界充滿好奇，打工掙錢、旅行，都是探索世界的過程，這幾年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很充實。

詹敏想過最壞的情況：女兒無法養活自己，事情也做不成功，啃老。

如今，她覺得欣慰，女兒這幾年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做想做的事，并沒有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小卡和媽媽簽訂的《成年過渡時期權利法案》。

她想起女兒到香格里拉后不久，有一次打電話告訴她：“媽媽，我覺得我現在內心安寧。”她很感動，感到女兒終于不再擰巴，可以和自身和世界和解，“這個孩子又回來了。”

“有時候我會看到孩子那種非常強的生命力和自我糾錯的能力，就好像一顆樹，可能有一個石頭或者一面墻擋住它了，它可能拐個彎，然后它會繼續地向上生長”，詹敏說。

2021年7月，小卡和媽媽在香格里拉。

小卡覺得，走非主流道路，初中得讀完，還要具備自學、自理等能力，對學習有興趣。

現在做衣服，她有時也會崩潰，壓力大的時候，會覺得“干不下去了”，有時為了趕工，一直做到凌晨兩三點，第二天早上六點多接著干。

詹敏理解女兒，“她也會去做自己的調整，可能不是通過學校，老師告訴你這個道理應該是怎么樣這樣來成長的，她是通過我自己去試，我去碰壁，我去失敗。”

退學后，小卡曾應聘廣州一家服裝工作室，沒能通過，她猜測可能是學歷原因。在香格里拉，也有同行看不起她。

2018年，她報了云南師范大學英語專科自考，想有個學歷，以后想接受系統性服裝設計教育的話，能多一個機會。她還計劃接著考本科自考，甚至讀研。

這幾年，小卡認識了很多不一樣的朋友，有的四年級就開始在家上學。她發覺“人生可走的路太多了”，“不單有好壞之分，不需要比較。”

小卡的朋友圈。

小卡說，自己從未后悔過退學的決定，也不羨慕同齡人的大學生活，她不怕走彎路，不怕比別人落后，不想要被設定好的流水線制造出來的人生，想自己去“DIY”。眼下正是她想要的生活，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年底，小卡打算重新租一間帶小院的老藏房作為工作室，展示一些傳統服飾、攝影作品。未來，在設計中融入刺繡、布藝等元素，做一些與服裝相關的文化傳播工作，為當地就業困難的人提供工作機會。

去年春天，她和男友去普達措牧場徒步，夜晚在山谷扎營，用牛糞、酒精、木條燃起篝火，煮面和奶茶，看星星，睡帳篷。

第二天清晨醒來，發現草原被白茫茫的雪覆蓋，看不清路，辨不清腳下是沼澤、斜坡還是石頭。他們就那樣，在雪中一步一步，走出了一條路。

（澎湃新聞記者姜昊玨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