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匱乏的年代，因為突然豐盛起來的飲食，使春節成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年夜飯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晚飯。在精心置辦年貨后，除夕夜全家團聚，吃著豐盛的菜肴，一起守歲。放鞭炮、貼大紅春聯是為了驅趕“年”這個怪獸，吃年糕是為了討“年年高”的口彩。

過年的一系列儀式營造了節日氣氛，物質匱乏的襯托下年味兒更濃。

除夕之夜，澎湃新聞邀請沈宏非先生與讀者分享他兒時記憶中的年夜飯。

匱乏年代備年飯：遍地英雄下夕煙，磨刀霍霍向豬羊

澎湃新聞：您家里現在吃年夜飯，是自己做還是去飯店吃呢？如果在家里會吃什么呢？

沈宏非：本來去飯店吃很方便的，但是除夕夜一來車不好打，二來天氣冷，老人出門也不方便。所以還是在家里吃吃就好了。我家已經吃了好幾年廣東盆菜了，買飯店里預先做好的那種，連鍋帶汁一塊兒送到家里。菜都碼放好了，湯汁是另外放在一個瓶子里的，吃之前先把汁澆下去，再把盆菜架到瓦斯爐上邊熱邊吃。內容很豐富，有鮑魚、帶子、燒鵝等一堆好料，足夠一家人圍爐。盆菜吃完，再上一道餃子，皆大歡喜了！

原來上海只有幾家粵菜店做外賣盆菜年夜飯，今年幾乎家家都在做，直接訂或者買禮券都可以，這就說明有市場。因為一來，現在過年大家其實吃不下太多的，準備很多菜意義不大；二來保姆阿姨也都回家了，沒人做飯、洗盤子。但過年總要有點兒樣子，那么盆菜就能滿足各種要求，既有氣氛，又能省事。

澎湃新聞：上海本地傳統的年夜飯，一般是什么樣子的？

沈宏非：“上海”的所指太復雜，我只能說說我小時候自己家里和鄰居的情況。1960、1970年代那個時候，準備年夜飯是很浩大的工程，有點“遍地英雄下夕煙”和“磨刀霍霍向豬羊”的意思了。從領取各種票證和買菜開始。平時的菜場里，沒什么可買的，有些東西是真的要到過年了才能憑票去買，那才真的叫“年貨”。那些票據，是根據你家有幾個戶口來發的。按戶口人數的多少分為大戶、小戶。

比如上海人很愛吃的小核桃，作為一種年貨，是憑票證供應的，雖然在黑市上票證有價，但是去南貨店憑票購買時，錢還是要付。前幾年，我問過杭州人李慶西：為什么你們杭州人這么恨上海人？按理說，上海人經常跑去杭州消費花錢，應該愛才是啊。他答道：“我就跟你說一件事吧，‘文革’時候，雖然作為產區，杭州人過年其實是很難吃到山核桃的，問父母，父母就會跟小孩講，‘都給上海人吃掉了喏！’”

憑票供應的年貨，除了山核桃，還有大魚大肉和蜜餞等等。戶口多的“大戶”還可以憑票買個豬頭，從小菜場里買回來的豬頭，一個個都掛在公用的走廊里，很壯觀，饞死人。

置辦好年貨以后，年三十的下午就要開始做年夜飯了。年三十那頓最重要，那時候廚房都在走廊上，早期還用煤球爐，家家戶戶都在那里忙著煎蛋餃，肉香逼人。

從前的年夜飯：比平時飯菜“豪華”十倍，家里需備好消化藥

蛋餃制作示意圖。圖片來自網絡

澎湃新聞：年三十那頓重要在哪里呢？

沈宏非：第一，是因為這一頓真的很豐富。能吃到很多平時買不到的食材，論“豪華”程度，大概堪比平時飯菜的十倍；第二，因為食材罕有，所以燒起來也格外用心，并且舍得比平時下重料。當時做年夜飯之前，都要鄭重其事寫個菜單的。不過沒有電視看，也沒什么春晚，吃完飯也就洗洗睡了。因此那頓飯吃得會比較長，一邊吃還要一邊做嘛。很多人家在過年期間會專門備好消化藥，因為真材實料的大魚大肉，老人小孩很容易吃撐不消化。

印象中，年夜飯必備的有蛋餃、年糕，全雞全鴨或整蹄膀，還有酒釀、甜羹等。那時的甜羹，也就是把罐頭水果拿出來煮個羹。

至于現在過年會吃的熏魚、春卷、龍蝦片之類??告訴你一個規律：凡是需要起大油鍋、需要用很多油去炸的，那個年代一般家庭里都會比較謹慎，因為很費油，油也要憑票的。小時候經過淮海路，看到食品店門口支了一口大油鍋在那里炸龍蝦片，心里會想：我的天！太奢侈了！居然有那么大一鍋油！到底是公家的！平常百姓，誰家舍得用這么多油來炸東西吃啊。

澎湃新聞：除了上海，您對其他地方的年夜飯必備菜品有了解嗎？

沈宏非：各地的年俗太不一樣了，不過也總會有一些討口彩的菜。有很多地方年夜飯一定要有魚。我第一次在年夜飯吃到魚，是1983年，春節我沒回上海，留在廣州，被一位廣州的同班同學請到家里去吃了年夜飯。他們家幾代都是廣州人。印象最深的是，吃到快結束時，上來一條魚，在那條真魚旁邊，還有一條木頭做的魚，意思是：你把那一條魚吃完了，還會余下一條魚，年年有余。魚之外，蠔豉、發菜、豬手并稱“好事發財就手”，以及煎堆什么的，也都是廣州年夜飯必吃的。

澎湃新聞：廣州一帶是不是對年俗特別講究？

沈宏非：可能因為平時就吃得比較好，所以他們吃年夜飯倒不是特別講究，更在意的是逛花市，粵語叫“行花街”。過年前后好幾天，整幾條街都是賣花和各種其他有趣的小玩意兒。而且買家和賣家會博弈，因為過了年三十，賣家就會大減價，就看哪一方摒得牢了。

你去看歐陽山的小說《三家巷》，里面寫花市寫得很詳細，不過那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現在的花市也沒有多大意思了，賣的東西和城隍廟差不太多。

澎湃新聞：上海以前大年初一不能開灶，是什么講究？

沈宏非：很多地方都有這個習俗吧，據說是因為臘月二十四晚上要把灶王爺送到天上述職。不過我小時候上海貌似并沒有這種習慣，從來沒聽說過什么“灶王爺”這路神仙。說難聽點，連個像樣的灶都沒有，還什么灶神？起碼在我們黃浦區是聞所未聞。

餃子是一種難得的能夠打通南北的節俗食品

澎湃新聞：除了年夜飯，您小時候過年還期待什么呢？

沈宏非：對小朋友來說，無非就是換身新衣服、放鞭炮、吃頓年夜飯什么的。也沒什么壓歲錢，有也是很象征性的，給你個硬幣意思一下。紅包這個東西，我小時候是沒見過的，店里也沒有這個賣。當時平均月收入才三十塊錢左右。而且，就算你有錢，也買不到東西。

你們現在習以為常的那些年俗，很多都是近三十年來才有或者才恢復的。六七十年代，春節沒有放這么長的假，整個中國社會處在一種“移風易俗”的時尚之中，春節及其習俗是被壓制的（鄉下可能還好）。春節被恢復成今天這樣的“公序良俗”，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

因此，小時候對過年的全部期待，都是吃吃吃。這個意思，其實夏丏尊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替我表達過了：“說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腦中浮起的是吃。回憶幼時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過年，等到過年將屆就樂不可支，因為過年的時候有種種樂趣，第一是吃的東西多。”

澎湃新聞：現在過年大家就發發微信，以前過年親戚會來串門吧？

沈宏非：以前家里都沒電話的，就算有公用的傳呼電話，也不大有人習慣來之前先打個電話預約。所以有人來登門拜年，你會很期待（尤其是小孩子）：過一會兒拎著大包小包來敲門的會是誰？也不知道他會來幾個人，來了是不是要吃飯。那年頭，所有來拜年的，都是“不速之客”。

我小時候很喜歡家里來客人的，因為過年那幾天，家里大人的脾氣會特別好，對小孩的容忍度會比平時高很多。家里整個兒好像換了一個場景，張燈結彩，其樂融融。

除了吃，當時過年沒什么娛興節目。我記得要到“文革”末期，才有人開始偷偷打麻將，還要把毯子鋪好，把窗戶都關得很嚴很嚴。現在“春晚”年年被罵，但還是要看啊。種子就是當年種下的。那么多年，它已經變成一個固定的儀式了。還有一個原因，過春節要守歲，守歲的時候干什么好呢？“春晚”正好模擬了這個守歲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看著電視過零點，無驚無險，難忘今宵。

澎湃新聞：元宵節吃湯團是全國各地都有的風俗，還是僅限江南一帶？

沈宏非：湯團是吃的，但我小時候貌似沒有專門過元宵節這一說的，起碼黃浦區是不過的，可能陸家嘴、程家橋一帶會過吧。

我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種感覺，過了年初三，日子就會一天天惶恐起來，真的有一種“好日子就要過到頭了”的絕望，大人的臉也變得嚴肅起來。再說，寒假也快到尾聲了。

把春節一路不停地過到正月十五（中央電視臺好像還專門有一場元宵晚會），是很后來才恢復的吧。不過，按照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里的考據，南宋的杭州人，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主要是家庭內部的活動，正月十五開始，春節才成為街頭運動，開始有各種公共活動出來，然后一路要持續到清明。

澎湃新聞：您對現在網絡上南方人逢年過節就要調侃北方人“又要吃餃子了”的現象有何評論？

沈宏非：節慶的特殊飲食，南方的確比北方豐富。比如三伏，北方的習俗是“頭伏餃子二伏面，三伏烙餅攤雞蛋”，杭州勞動人民的習俗卻是“頭伏火腿二伏雞，三伏要吃金銀蹄”，雖然是江南，但口味要重得多。

餃子盡管是個很北方的食品，難得的是調侃歸調侃，如果不需要自己動手包的話，南方人倒也不抗拒。因此，餃子的確不失為一種難得能夠打通南北的節俗食品。

過年是種絕對命令，沒人敢違抗春節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發現，現在的年輕人一想到回家過年，好像壓力都挺大的？

沈宏非：像過年這種悠久的傳統，早已變成一種難以撼動的意識形態，成為“非做不可”的絕對命令了。

因為童年時代飽受“移風易俗”以及“過革命化春節”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試圖反抗過，搞過一次“革命實踐”。那一次，我決定不要在自己家里過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我就一個人去市區訂了個酒店，一連訂了七天。第一天覺得很爽，年初一也過得不錯，但是從年初二開始，就覺得有哪里不對，到第三天，就覺得整個人都不好了——“大過年的為什么我會獨自一人？”“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嗎？”“我是一個拋棄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遺棄了的人嗎？”我會不由自主地這樣自問，每一問都是“大哉問”，結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滾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認命了，就向這個超級“奇力思馬”（charisma）無條件投降了。

我相信，就算你專門選擇過年的那幾天遠走高飛，徹底從這個特定場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爾還是加德滿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依然會覺得要專門做點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個沒事人似的。事實上，大多數的節日，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壓迫性，春節是其中最強大的一個。

澎湃新聞：為什么說大多數節日都是壓迫性的？

沈宏非：春節的核心價值是“闔家團圓”，“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對個體自然就形成了“沒商量”的父權性壓迫；同樣道理，“情人節”看似是反父權、反家庭的，但“情人節”對“情人關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時也就對個體造成多么深重的壓迫——凡有情人“必須”在一起！盡管“在一起”的標配內容無非也就是暴搓一頓，和回家過年沒有太大不同。兩個人一旦有了“情人”關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點什么，總會感覺不對的。雙方都會覺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裝很痛苦。這就是壓迫所在。

更為要命的是，中式春節和西式情人節在日歷上總是靠得很近，這種雙重壓迫帶來的難受，趕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節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陸小曼的信中已經把感受說得很分明了：“眉眉我親親：你邀我于情人節之夜共赴燭光晚餐之電郵已收訖。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節，恰與吾國之元宵節相連，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風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親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嗎，情人最怕的就是過節。春節在內，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個節日叫做情人節。”

我留意觀察過，從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況都算正常。但從年初三開始，飯店、咖啡館里就會出現很多形跡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種——很顯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須”要出來碰個頭了！記得有一年情人節正好在年初一，實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給禍害慘了。你看，過情人節在中國大概也才二十多年歷史吧，壓迫性已經如此之大了，更何況春節。

沒有人敢違抗春節，國民政府曾經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廢除春節改過元旦，也沒能得逞。春節了，過年了，直系血親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這幾天里，長輩一定要特別慈祥，晚輩一定得格外恭順，否則就是忤逆。

我們對過年懷有多少種留戀，它和現代社會就有多少種格格不入

澎湃新聞：您現在看待過年一般是怎樣的心態？

沈宏非：比較矛盾，比較擰巴。過年是一種如假包換的農業社會遺風，也不妨視之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我們對它懷有多少種留戀，它和現代社會就有多少種格格不入——從今年禁止到來年容許、不斷變來變去的關于燃放煙花爆竹的各種規定，到盡管已經感覺不太吃得消、但也得硬著頭皮從頭到底吃完的年夜飯；從“團聚”的溫暖，到道途的艱難；從供應過剩的商品，到必須“置辦”的“年貨”；從不得不看的“春晚”，到不吐不快的吐槽——情感和理智，習俗和現實，就是這樣拉拉扯扯，半推半就。

總之，全社會一旦進入“過年模式”，就會有一種不甚真實甚至不無魔幻的穿越感。

在六七十年代，春節作為一種“舊俗”是受到主流壓制的，主流的態度大概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對”。而我個人對“過年”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白毛女》的影響，《白毛女》第一幕就是過年，大年夜。好的（紅頭繩 / 新衣服；白面粉 / 包餃子）和壞的（死家長 / 被綁架），團聚和分離，大喜和大悲，接踵而至，瞬間轉換。這種久遠的間接體驗也許并不真實，但是，在如何看待“春節”這件事情上，童年的經驗正在不斷顯現出它勢大無窮的后勁。

（感謝盛韻對此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