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資治通鑒》是由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臺灣作家柏楊曾耗時十年（1983-1993）將其譯成現代語言，親手增繪地圖，并注入自己的觀點，以方便更多普通讀者閱讀。柏楊為何要花如此心血翻譯這部規模龐大的史書？

本文為柏楊的長子郭本城先生回憶父親譯寫《資治通鑒》的前因后果，摘自郭本城《背影：我的父親柏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現代語文翻譯《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這書名，意思是“帝王的鏡子”。這是宋王朝六任皇帝趙頊，對司馬光這部巨著的命名。想了解中國，我們就應該詳細閱讀這公元前四○三年到公元后九五九年，包含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跡的中國中古時代編年史。

透過《資治通鑒》，可以看出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和面對的禍福命運，也可看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和行事軌跡，用來作為對他們的評鑒標準。《資治通鑒》是十一世紀知識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對二十世紀的我們來說，明顯地過度生澀艱深。從前，人們生活單純，知識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經史，而現今社會節奏迅速，對這佶屈聱牙的文字，誰有這種閑工夫嗑牙？

父親認為，假如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這價值連城的《資治通鑒》將遭到塵封的厄運。我想也是，有幾個人對這套文言文有興趣？看了頭不昏才怪。我是指一般人，沒有意思跟高級知識分子抬杠。連司馬光先生都曾感嘆曰：《通鑒》完成之后，只有王勝之借讀一次，其他的人還沒讀完一頁，就打起哈欠，昏昏欲睡了。

一九八三年，父親開始著手筑砌這龐大的文化工程《柏楊版資治通鑒》，他希望能使更多的人，有能力閱讀這部沉睡在圖書館里的智能寶典。而他在“臣光曰”之后，加注“柏楊曰”，同時寫出自己讀史的心得。

《柏楊版資治通鑒》是仿效英國《牛津詞典》分冊出版的策略，于是同年九月，第一冊《戰國時代》問世，直至十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底，最后一冊《小分裂》脫稿作結尾，這長達十年埋首查卷的“譯作苦旅”，終于大功告成。書在出版后第二年、第三年分別獲選為一九八三年度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書”以及“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書”，并因創新文體、史觀、古今對照，成為年度“出版界十二大新聞”。父親說：“翻譯是一種細胞復活工程，假如一個字就是一個細胞的話，我們終于看到《通鑒》所有細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時間，恰恰十年。現在我們終于完成，誠惶誠恐，呈獻在愛護和信賴我們的讀者先生面前。”

中國歷史為何充滿血腥和詭詐？

父親生日，本來是十一月一日，出獄以后，他就更改為三月七日，那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他入獄的日子。我們不懂為什么不把生日改在出獄的那一天（四月一日）以茲慶祝，父親回答說：“我沒有必要感謝他們還給我自由。”

遠流董事長王榮文先生就定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為“柏楊日”。那天，在臺北誠品書店舉行慶祝酒會，為慶祝父親柏楊的生日，也為慶祝《柏楊版資治通鑒》全書問世。上午時分我跟弟弟本垣就到了現場，我們前去跟陸鏗先生、孫觀漢先生握手致意，再跟小牛、麗真寒暄時，聽到致辭的蔣緯國將軍，極有風度地說，他要代表老哥向“柏老”致歉，并走下講臺，兩人雙手緊握，令在座百位嘉賓為之動容。

父親表示，他用巨大的心力來撰寫評論中國歷史，只是想追究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歷史為何首尾流離、循環往復，而又充滿了血腥和詭詐？他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包括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沒有發展出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觀念。”而這些到底應該由誰來負責？

司馬光是偉大的歷史學家，擁有“端明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的官職，又有皇上圣旨加持，經費和人員十分充足，在資源不匱乏的條件下，耗時十九年才完成了《通鑒》。而父親是以一個人的能力和簡陋的條件在從事翻譯，抒發自己的史觀。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大臣看的，父親的《柏楊版資治通鑒》是寫給今天的官員和百姓看的。他語重心長地說：“希望讀者都能從中獲取人生的經驗與借鑒。《通鑒》提供的觀點和智慧，可以讓人做個‘清明的第三者’，小至市井人事，大至國情世局，都可用大時空的角度冷靜地去檢查。”

紐約大學唐德剛教授稱之為“一書定天下”。歷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國歷史更是世界所有歷史書籍中最豐富的，沒有一國的歷史，能像中國追溯到四千年之前。可惜的是，中國有這么悠久、豐富的歷史，自己卻看不懂，那是多大的悲劇和遺憾。

翻譯《通鑒》是另一個“十年牢獄”

從這套書，我們可以看得懂，也透過種種事跡，去學習判斷、批評我們的民族、生活，并幫助我們展望未來。我們要在這些歷史故事中，看到千古以來人性的善良與邪惡。

在父親開始著手譯作時，我還沒結婚，到他七十二冊全部完成時，我兒中中都已上了小學。而我從第一冊開始，就和所有的同事、朋友，以看歷史故事的輕松心情開始閱讀，十年之后，當我們看完最后一冊時，全公司都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研究員了。

回顧那段日子，我們登“攬翠樓”柏楊居探望父親時，他除了睡覺，就是埋首在四周堆積如山的參考數據里面，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著，因為他強調，不但要忠于原文，還要譯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資治通鑒》，更要發揮神韻，使它簡單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書都能暢讀。

父親從六十四歲譯到七十三歲，雖然沒有一九六八年在調查局黑牢里那種“甲盡血出，和灰成字”的悲凄，但是《通鑒》十年，是另一個“十年牢獄”。他案牘勞形、翻書閱卷、一筆一刻、一字一格，能譯出這一千萬字，真夠壯烈，幸未成仁。《柏楊版資治通鑒》每冊首刷一萬本，在臺灣只有兩千萬人口，這種成績值得欣慰，這也都是現代語文的偉大功績。

譯寫工作完成之后，父親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誠摯的感言。他說：“感謝這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的黃金時代，我有幸能夠逢到，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心靈自由和人性尊嚴。假使柏楊版有什么貢獻的話，請了解這貢獻來自許許多多在這塊土地上為民主開放、人權平等的爭取，一起流過淚、流過血汗的朋友，希望這個時代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遠。”

我認真地讀到最后一冊的最后一頁，才知道《柏楊版資治通鑒》的“家族成員”，竟然多達四十多人，這組專屬的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地努力耕耘，加強了豐收的成果，我們誠摯地表達欽佩和感謝。同年《中國人史綱》也被列為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父親高興，我們也都與有榮焉，他一生歲月之中，沒有幾次能有這樣的鼓舞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