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除夕的腳步悄然來臨，他們還好嗎？

4685萬的“打工爺爺”們，又揮汗如雨了一年。這一年，他們過得如何？拿到工資了嗎？是否順利買到了回家的車票？

由澎湃新聞（東方早報）率先關注的中國高齡農民工（50歲以上，俗稱“打工爺爺”）群體，持續引發社會公眾和輿論的關注。

這一次，我們將刊發系列報道“打工爺爺回家記”，記錄7名“打工爺爺”的春節回家之路。繼續關注這一群體的苦與樂。

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1月的冬夜，氣溫時常零下30℃，57歲的趙鳳武經常只穿著一件單薄的外套在工地里巡查。

“留守工地的日子里，最怕刮風天，風就像刀子一樣往骨頭上剃。”他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實在冷得沒辦法的時候，就把被子裹在身上去巡查，頂著寒風，雙腳跺得積雪咯吱作響。

趙鳳武本是一名懂技術的泥瓦工，每天能賺200元。然而，2015年10月中旬停工后，20900元工錢卻一直被拖欠。

他本可以選擇回家等工錢，經思量一天一夜后，自愿留在工地上打更。他想一邊“打更”一邊討薪，盡早討回工錢。

然而，時間一晃就是3個月，討薪的日子卻似乎看不到盡頭。一件單薄的外套從夏季穿到冬天。

趙鳳武堅持下來的理由很簡單：女兒上學期的學費還未繳納，如果下學期再交不上學費，女兒將面臨畢不了業的窘境。

作為一名父親，他必須要“熬”到這筆錢。

回家

1月28日早上5點，旅館外還是一片漆黑，趙鳳武從床上爬了起來，將行李打包，裝進一個蛇皮口袋。

行李不多，只有一床被褥和幾件夏天時換洗的衣物。他穿著一件米黃色外套，里面穿了兩件保暖內衣。其中一件保暖內衣，是工友去年10月中旬返回老家時留給他的。

整個冬天，趙鳳武沒有別的衣服可換，更沒有錢添置冬裝。米黃色外套已辨別不出本來的顏色。

趙鳳武是遼寧省朝陽市叢家店村人，有一兒一女。兒子今年32歲，孫子即將上小學；21歲的女兒已經大四，還有半年大學畢業。2011年，他與妻子離婚后，獨自承擔女兒的生活費和學費。

趙鳳武家里種有10余畝地，刨去開支每年能有四五千元收入。但近兩年天氣大旱，地里顆粒無收，家里的積蓄所剩無幾。

前往內蒙古前，趙鳳武盤算著，女兒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就得一萬多元，“不出去找點錢，女兒讀書都成問題”。

趙鳳武告訴澎湃新聞，“我也不怕你笑話，我家里現在就剩兩千元的存款了，都放在女兒手里。女兒這一學期的學費還沒有交，如果要不到工錢，女兒能不能畢業都是個問題。”

這并不是趙鳳武第一次出門打工。自1983年起，趙鳳武子承父業，在朝陽本地一家建筑公司里做瓦工。1998年公司解體后，他先后到北京、甘肅、河南等地干過活，同樣做著瓦工。2015年是他外出打工的第17個年頭。

2015年8月中旬，包工頭老郭打電話邀約趙鳳武一起到內蒙古干活，只干兩個月就能拿到工錢回家，每天工錢200元。

按趙鳳武出門前的預想，兩個月能賺1萬多元，足以承擔女兒一整年的學費，“等女兒大學畢業，我就輕松了”。

趙鳳武前往的工地位于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鎮，工程項目為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中學教學綜合樓建設項目。公開資料顯示，該項目的中標單位是內蒙古九方建筑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九方建筑公司）。 

10月中旬，工程暫時停工，工資卻被開發商一拖再拖。包工頭讓他留在工地打更，每月工資1800元。趙鳳武說，以前也曾有過被欠薪經歷，但工頭和開發商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兌現承諾，這一次卻變得遙遙無期。

在長達3個月的討薪過程中，趙鳳武覺得，“討薪比坐牢還要難受，坐牢知道自己什么時候能出去，起碼有個盼頭。但討薪卻一直看不到希望。”

出發

1月28日早上6時，離開車時間還剩半個小時。候車大廳里的暖氣供暖不足，趙鳳武被凍得瑟瑟發抖，只好站起身來，來回邊跺腳走動邊搓手。

趙鳳武干活的工地距科右中旗縣城有百余公里。入冬以來，氣溫一度跌至零下30℃。

趙鳳武住在工地臨時搭建的活動板房里，房里沒有暖氣，只能靠煤爐取暖，一根長長的煙囪直通屋外。煤因質量差不經燒，他半夜總得起床往爐子里加一鏟子煤。煙囪的排煙效果不好，屋里彌漫著一股煤煙味，他經常被煤煙嗆醒。

醒來后，趙鳳武先是把門敞開換氣，然后干脆穿上衣服，到工地巡視。等再次回到房間，屋子里的煤煙味差不多散盡，添煤后，他趁著煤煙還不濃的時候，趕快入睡。

因為只有一件薄外套，他白天不敢出門逛街，唯一的娛樂方式就是躲在板房里裹著棉被看電視。這臺電視，是包工頭花300元錢買的二手貨，沒有安裝有線電視，只能收到中央電視臺。

電視整天都開著，每當從央視《新聞聯播》看到國家頒布的利民農業政策時，他都會憧憬：“要到工錢后，我就再也不出來打工了，就在家種地，搞搞養殖。”

家人的來電，是唯一能讓趙鳳武感覺開心的事。電話里，趙鳳武不敢告訴女兒自己的真實情況，只說自己在工地衣食無憂，讓她不要擔心。1月初，孫子在電話里說，“爺爺你快回來，再不回來我都不認識你了。”趙鳳武掛掉電話后，一連抽了好幾根煙。

留守工地的3個多月里，包工頭只來過3次，每一次都告訴趙鳳武“工錢快談妥了”，并留下一些生活費。但生活費越給越少，第一次給了800元，第二次給了600元，第三次只有區區200元。

自去年12月后，趙鳳武就不敢花錢了，5元錢一包的紅河牌香煙也從一天一包下降到三天一包。有時，一根煙要分成3次抽。

開始時，他還偶爾買點土豆，炒個土豆絲，算是給自己打打牙祭。到最后，他每天只能吃白面。元旦過后，趙鳳武身上徹底沒錢了，他找附近商店老板，磨破嘴皮子借了200元應急。

最讓趙鳳武感覺難挨的，不是寒冷，不是孤單，而是屢次討薪無果后的絕望。趙鳳武想不通，“我憑自己勞動賺錢，每天加班加點，怎么拿自己的血汗錢會這么難？”

1月28日早上6點30分，從科右中旗開往通遼的大巴車準時發動。趙鳳武終于踏上了回家的路，他長嘆一聲，“終于能回家了。”

歸程

1月28日10時13分，趙鳳武和工友們抵達通遼，他們需換乘直通朝陽的大巴車，行程7個小時。一路上，前一夜翻來覆去睡不著的趙鳳武，一直盯著窗外，沒有睡意。

他說，他原本打算繞點路，乘坐火車回家的，這樣會便宜40多元。

實際上，趙鳳武和工友們曾不止一次說，“如果要不到錢，就不回去了”。直到1月27日18時許，趙鳳武才下定決心在科右中旗起訴包工頭郭金友和九方建筑公司。

趙鳳武選擇起訴，是因為10余天前他和工友們被開發商以“核對工時”的名義，在一張寫滿工時、工資的表格上簽字畫押。而這張表格1月26日被開發商上交至科右中旗勞動監察大隊，稱“工資已全部結清”。

科右中旗勞動監察大隊大隊長唐華（化名）告訴他們，“現在只有走法律程序才能拿回工錢。”

趙鳳武和工友們很猶豫，害怕輸掉官司。直到唐華拍著胸脯保證“只要你們確實干了活但沒有拿到工錢，不管是否簽字畫押，我保證跟你們把錢要回來，不差你們一分”。

按照唐華的說法，如無意外，他們將在2016年5月初拿到工資。

1月26日，澎湃新聞就此事致電九方建筑公司負責人鄧福利，其在說完“你不了解其中情況，我不想跟你說”后匆忙掛斷電話，也不回復澎湃新聞發給他的短信。

唐華告訴澎湃新聞，九方建筑公司與包工頭之間存在合同糾紛，一直未能達成一致。雙方還存在非法轉包、非法接包的問題。

當晚回到旅館，趙鳳武和工友們商量，決定次日清晨回家過年。

抵達

1月28日16時21分，趙鳳武一行抵達朝陽市區。

回家的路上，趙鳳武談論得最多的是女兒。他希望自己能給女兒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不管再窮再累，也不能讓女兒受半點罪。他希望女兒畢業后能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盡量留在本地，這樣可以經常去探望。他還希望再熬一年，女兒畢業后自己就不再外出打工。

大巴還未進站，趙鳳武第一個站到大巴門口，他不想再讓女兒多等一秒。回來的路上，女兒趙敏（化名）已經給他打來四個電話，問他“為什么還沒到”。趙敏在電話里說，她已經買好從朝陽市區到村子的車票，還買了趙鳳武最喜歡吃的幾個菜，就等著回家下廚。

“你怎么穿得這么少，不是跟我說已經買了過冬的衣服嗎？”見到父親后，趙敏的聲音有些哽咽，眼圈泛紅。趙敏說，她知道父親只帶了幾件夏裝出門，天氣變冷時，她想給父親買幾件冬裝，但父親怕她買得貴，就說自己身上還有錢，會去買件棉襖。

趙敏告訴澎湃新聞，父親年紀大了，不愿他出門打工。父親出門前，她想問父親“可以不去嗎？”但她忍住了。她說，父親的性子是不管受多少苦，都要把她的學費給掙回來。“早知道是這個情況，說啥當時都不會讓我爸去內蒙古。”

趙敏也沒有讓父親失望，每年都會拿到學校的獎學金；沒有課的時候，當過家教、服務員。她希望通過這樣減輕家里負擔。

候車時，趙敏勸父親春節后別再出去打工了，學費的事情暫時不用擔心，她會利用課外時間多打幾份工，“等畢業了，我來養你”。

1月28日18時07分，趙鳳武的腳終于邁進家門。

趙鳳武的家是一處平房，進入客廳后，左右各一間臥室。由于太久沒人打理，灶臺和土炕上已布滿厚厚一層灰。天色已晚，趙鳳武換上棉襖，準備到表弟家借宿一晚。

晚飯在表弟家進行，女兒和表弟媳一起下廚，表弟早已燙好兩瓶白酒。接下來是趙鳳武期待了很久的場景：一家人圍坐在熱炕上，說些心里話，喝點小酒。

吃飯間隙，表弟勸他：“你快60歲了，以后就不要出去打工，女兒馬上就畢業工作，你的擔子可以放下了。”

趙鳳武說，等過完年，女兒去了學校，還是準備出去找活干，“女兒的學費還沒有徹底解決，明年地里的收成還不知道是什么情況，再熬一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