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中國GDP同比增6.9%，首次破7%，雖然增長速度依舊位居世界前列，但廉價勞動力和開放策略帶來的改革紅利已逐步褪色，民族工業再次站在了轉型的風口浪尖。如何抓住機遇，才能實現民族工業的再次飛躍？

回顧歷史，百年以前的1916年，孫中山赴浙，在寧波演講，肯定寧波商人的經商能力，“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彼時清政府放松民族工業政策，西方處于一戰之中，在夾縫中的民族工業抓住時機，迎來了第一個“小陽春”。

在很多人那里，1916年是作為2016年的百年輪回而在今天為人記起，但在寧波人心目中，它或許是一種永恒的存在。

這一年的8月23日，看似平淡無常的一天，但正是在這一天，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攜夫人宋慶齡，蒞甬考察。此前，他去過了寧波的近鄰杭州和紹興，并在杭州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就在結束杭州演講的當天，寧波的浙江第四中學校長勵建侯即電請孫中山來甬。

這一天的上午，孫中山在四中，以“地方自治”為題發表演講。根據8月25日的《民國日報》的刊載，在他的發言中，既有對寧波在民主共和進程中勇于擔當及爭先的肯定，“良以浙江地位、資格均適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復堅強，故能有此結果。今觀寧波之情形，則又為浙省之冠?！庇钟袑幉ㄈ私浬滩拍艿馁澷p，“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边€建議，“寧波人素以經商聞，且具有堅強之魄力，急宜聯絡各省巨商，共籌資金，組織一極大之商業銀行，實為緊要之舉?！弊詈蟆罢雇磥怼?，“以寧波既有此之土地，有此資力，茍能積極經營，奮發自強，寧波不難成為吾國之第二上海。是在諸君之努力耳?！?/p>

這并非出于臺面的肺腑之言，可以看作孫中山對寧波幫多年來矢志不渝支持革命的一次真心回應。在某種意義上，沒有寧波幫，以及以其為代表的中國民族工商業作為他數載革命的堅強后盾，要錢出錢，要人出人，辛亥革命能否成功是個疑問，與此同時，中國的民主共和事業雖然也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向前推進，但一定會更加崎嶇和坎坷。

為革命而經商

在這后盾之中，肯定少不了當天全程陪伴的趙家藝——他曾和兄長趙家蕃一起，緊密地團結在孫中山周圍，是“為革命而經商”的典型代表。

在寧波本土學者孫善根所作的《孫中山與寧波幫》一文中對此便有所提及，“清光緒三十年（1904），趙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學，期間結識孫中山，并加入同盟會，即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最忠實的追隨者。次年，趙氏兄弟與革命黨人張靜江先后去法國巴黎經商，以所獲利潤全部用于資助孫中山從事的革命活動?！嬋私堋布磸堨o江〕先后所輸金百數十萬，君亦數萬?！边@種支持到辛亥革命前夕更是登峰造極。他從蔣介石把兄弟也是上海光復后的首任滬軍都督陳其美那里得知孫中山日困愁城、無以為計的窘況之后，和趙家蕃雙雙趕回寧波，將自己的父親遺留下來分授給他們的大批田產悉數貶價出售，得到一大批現款后以救濟孫中山的急需。這也讓趙家兄弟落得了個“有求必應”的好名聲。到今天，這段變賣祖產支援革命的義舉，還在寧波民間廣為流傳。

為革命的還少不了日后曾參加“開國大典”的紅色資本家包達三。這位在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法的窮二代，折服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并剪去辮子、參加了中國同盟會，同時還廣泛閱讀各類革命書籍，并親自動筆撰寫了《評俄國武力外交》等多篇揭露清政府腐朽統治的戰斗檄文。也就在光復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過程中，他親自沖鋒陷陣，不怕犧牲。在勝利之后，又馳援杭州，最終成為辛亥革命中的又一功臣。1916年，他從日本潛回中國，匿居租界，秘密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不過，袁世凱雖因復辟鬧劇樹倒猢猻散，但繼之而起的軍閥混戰，卻讓他痛感國事日非，前途茫茫。在苦悶和彷徨中，他不停地思索自己今后要走的路。最終想到了棄政從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今天回頭再看，他的選擇既有偶然的因素——他在廣州結識了出身富商之家的王文寧并結婚，來自妻子家族的雄厚資金成了他最初投資實業的原始資本；但與此同時，也有必然的原因——這便跟中國商人的地位變遷有很大的關系了。

登上政治舞臺的資產階級

1905年-1910年間，中國年均設廠數超過洋務運動30年檢所設廠數的20多倍，民族企業大批興起。圖為“面粉大王”榮德生在上海開設的榮福面粉一廠。

自1900年以來，隨著其時還在臺上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強輪番“問候”之下，猶如老牛一樣，被抽上一鞭子，便勉力向前一步，但這也讓中國商業的發展擁有了相對寬松的氛圍，同時讓數千年都被貶抑的商人階層開啟了其在中國的“上升通道”。

這尤以慈禧表現得最為明顯。在被八國聯軍趕到了西安吃羊肉泡饃之后，她不僅反思了自己的一些行為，更是在返京之前，以光緒名義發布《變法詔書》，繼而推動了自己在晚年的一番振作革新。日后，清政府的每一項改革，都是在她的關照和默許下逐漸推進的，其中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除了實行新政、正式編練新軍，還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放開了對商人階層的壓制，轉而給予商人應有的支持。其中包括專門設立了商部，并于1904年1月，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內容有《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頒布實施《商會簡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規，建立了第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法體系。

也正是在這樣一段“小陽春”的日子里，“1905-1910年間，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間所設廠數的20多倍與甲午戰爭后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與2.9倍。民間投資范圍也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棉紡、火柴等產業有了較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工等產業也有了民族資本企業的出現。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時已達977家?！薄矎堉颐瘢镀D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與此同時，各種商會組織也相繼建立和發展，如寧波幫鼻祖嚴信厚便在盛宣懷的支持下，于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商會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即日后著名的上海商務總會）。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組織充當了各個領域中代表中國團體利益、對抗西方競爭者的發言人和保護人，另外，還讓實業救國成為了其時主流的思潮。

然而，隨著光緒、慈禧的雙雙離世，新人當政卻沒有更新的氣象，反而因為自身的短視，導致了進一步退三步，尤其是皇族內閣的推出，使得“小陽春”過后便遇倒春寒，最終也讓清政府成了被拋棄的對象。就在上海光復的過程中，寧波幫的大佬朱葆三、虞洽卿相繼站到了革命的陣營，其中，虞洽卿組織的華人體操會加入上海商團公會，成為革命的主要戰斗力之一，另外，他還和朱葆三一起承擔了在上海工商兩界的籌餉任務。甚至，在上海光復的前后，他還親自游說江蘇巡撫程德全成功起義……這些作為讓他們在勝利后獲取了不菲的政治利益，虞洽卿先是成為滬軍都督府8名顧問官的第一人，隨后又被任命為閘北民政總長，朱葆三則在沈縵云因故去職之后，接任了財政總長。

這不得不讓人發現，“上海光復后的滬軍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陳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個紳商領導集團?！?/p>

《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對此便直言：“雖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稱作資產階級革命，但這場革命對資產階級的命運起了重要作用。這次革命是資產階級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敝劣谶@一次到底是不是資產階級第一次卷入政治，還有待爭論，但他們由此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卻是萬無一失的。

聯系到1916年孫中山對寧波幫的贊賞，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自殷商而綿延下來的商業力量，正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施加著自己的積極影響，并對1916年前后于商業上的“某些成功”，做了重要的鋪墊。

商戰，商戰

當時的部分廠房外觀

一戰在1914年的爆發。對世界來說，這是不幸，但對中國民族工商業來說，倒算得上好事。遠離歐洲主戰場，加上西方列強忙于歐戰，難以東顧，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壓迫，加上戰爭又導致列強對中國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這也意味著進口下降，出口增多。此前，因清末的政治、軍事的萎靡不振，讓西方勢力越來越廣越來越深地侵入中國民族工商業的肌體。如今，隨著壓在身上的外力一松，感覺被踩在地上，只能匍匐前進的中國民族工商業，順勢有點爬起來直立行走的意思。

它們不僅有底氣在國內和西方斗，甚至還將斗爭的戰火，燒在了西方的后院。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讓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大聲疾呼的“商戰”，變成現實。

這種商戰在1916年前后顯得更為突出。一方面，中國近代工業——如紡織、面粉、煙草、工礦業，在出口增加和國內市場需要的刺激下，都有了大發展，這也讓實業救國更是盛極一時。榮德生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紗大王”，正在于他敏銳地抓住了一戰時糧食、紗布進口銳減的時機，不斷擴大再生產。到1937年，榮氏企業“各廠有利，氣象極佳”，經營狀況達到了歷年來的最好水平。根據嚴中平等人編著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1911-1913年我國注冊設廠有72個，平均每年24個，1914-1918年，五年間注冊設廠183個，平均每年近37個，其中鋼鐵冶煉廠9家。全國華商機器采煤量1912年為80萬噸，1919年增至330萬噸。”與此同時，“據海關統計，1914年至1918年，我國進口貨物價值1915年比1913年減少了20．3%，出口每年比1913年增加14．8%至20．5%，入超由每年2億多海關兩減至約3000萬兩，1919年更減至1600多萬兩。”

另一方面，隨著民族工商業的興盛，在1916年前后，我們便看到了很多來自民間的銀行，繼“毋任外人銀行專我大利”的中國通商銀行之后，紛紛成立。這其中就包括民國時期著名的“南三行北四行”——1915年，袁世凱長兄袁世昌的內地張鎮芳，在北京創辦了鹽業銀行（并在1928將總行遷入天津）。同年6月2日，陳光甫與莊得之、李馥蓀等人共同集資創辦了為廣大民眾服務、一元就能起存的“小小銀行”——上海銀行；1917年5月15日，曾師從大名鼎鼎也是王國維親家羅振玉的周作民，于天津創辦了金城銀行——這一銀行對天津的意義尤為重大，直到今天，于天津成立的中國首批5家民營銀行之一，也是目前中國北方唯一的一家民營銀行，便叫金城銀行，意欲承繼“金城”之衣缽；此外，1919年4月1日，談荔孫與王桂林等人創辦了大陸銀行，印尼僑商黃奕住則與《申報》董事長史量才、銀行家胡筆江等人，謀設中南銀行，并于1921年6月正式開業，總部設在上海，以此為名，“中南之者，示南洋僑民不忘中國也?！币驗槠淙蘸蠛徒鸪?、鹽業、大陸實現聯合經營，中南乃以“北四行”的面目而廣為人知。這些打著“中國”的旗號的民間銀行，既為自己而戰，同時也在力拼來自國外的匯豐、花旗，還有麥加利（即渣打銀行）……

在某種意義上，從民國成立后，一直到七七盧溝橋事變，都算得上中國商業發展難得的“黃金時期”。有人曾做過這樣的統計，在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0年里，中國現代化工業每年的平均增長率約為7.6%，而且這種增長突出地表現在基礎工業上，1936年資本主義生產已占工業總產值的65%，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4.48%。這段時間，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第一次現代化飛躍”。（程光煒：《左翼文學思潮與現代性》，《海南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雖然，這一現代化飛躍跟1916年沒有太多直接關系，但也正如我在2015年出版的新作《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中，將孫中山蒞臨寧波的1916年，作為這本書的完結點，同時，也是下冊的起始時間一樣，它同樣開啟了這段黃金時期。

只可惜的是，數載之后，抗戰的爆發，由外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于內，蔣政府為了加強自身的集權統治，“國進民退”再次輪回復活。

這段時期便如絢爛卻短暫的煙火，最終消失在漸見陰霾的冷幕中。

（注：王千馬，知名作家，城市文化及商幫研究者，現任藍獅子〔中國〕企業研究院創意總監。近年來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全面紀錄中國民間金融跌宕成長的第一本書” 《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云》，以及《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