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誕生了太多殿堂級電影，其中有王家衛的代表作《重慶森林》。片名中的“重慶”，與香港一座叫“重慶大廈”的大樓有關。我們這里想說的正是這座大樓。

在香港這座高度商品化和媒介化的城市中，導演用碎片化和拼貼的場景，表達人們感情的游離、迷惘和落寞。影片中，這座以“森林”形容的大廈，呈現出五光十色的迷亂意象。

筆者數年前一次經香港回國，到港之后，匆忙查找了《Lonely Planet》上的住宿指南，定了一個位于香港中心城區核心地帶、交通極其便利的旅店。因為不了解粵語拼音拼法，直到坐地鐵出尖沙咀地鐵站時，我才發現，旅館所在的Chungking Mansions，便是那座著名的重慶大廈。

就這樣，我陰差陽錯在重慶大廈住了幾天。我剛入住這座大廈時的確震驚，并產生強烈不安全感。大廈破舊衰敗的外觀與周邊的建筑對比非常顯眼，仿佛幾十年歷史濃縮于此。破舊的墻體和內部凌亂的布局，與周邊玻璃幕墻的現代化大樓對比鮮明。

大廈里的一切，與我們常見的香港全然不同。這里遍布南亞人和黑人，中國人反而成了少數，大陸人更少。而大廈內幽暗封閉的室內環境，更讓人緊張憂慮。剛到這里的游客，腦海中會閃過西方電影中的城市貧民窟畫面，進而擔憂自身安全。

重慶大廈確實有不太光彩的過去。這座九龍尖沙咀的樓宇，位于彌敦道36－44號，于1961年建成。一開始作為住宅樓建設，后來逐漸演變為混合功能的大廈。

大廈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重慶市場。1958年，大廈所在地塊被一位菲律賓華僑購并進行了臨海商住樓房建設。大廈由五棟樓連在一起，十七層樓中的一至三層為商場，上面為住宅。

重慶大廈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抗戰時期國民黨的陪都重慶。剛竣工時，它是當時整個區域最高的樓，里面不乏上流社會居住的豪宅。

但后來，整個九龍地區不斷發展，各種更新的大廈不斷拔地而起。重慶大廈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運營，開始不斷衰敗，中低收入階層漸漸聚居于此。在導演王家衛成長的年代，重慶大廈由上流人士居住的地方，逐漸變為黑社會、賭徒、毒販、妓女和偷渡客云集的場所，在相當長時間內被香港人視為“龍蛇混雜、九反之地”。大廈一直是犯罪活動的溫床。在《重慶森林》電影中，女主角到重慶大廈找印度人幫忙販毒，并在沒有成功之后將其槍殺。

大多數香港人，曾走過九龍這一段繁華的街區，但不曾踏入這座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大廈一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聽說我住在重慶大廈時，露出一絲不解，說：“那里……我只是路過，不敢進去。我的朋友們也沒去過。不過聽說那里有最正宗的咖喱飯。” 在鳳凰衛視的節目《冷暖人生》中，一個嘉賓提到，本地朋友的父母告誡她，“你可以在香港任何地方行走，除了這座大廈。”

國內游客對這座大廈的印象以負面居多。在窮游網的重慶大廈旅游目的地頁面，許多驢友紛紛留下此類點評：“這是一個不適合一般人去的地方”、“重慶大廈就是個貧民窟，臭名遠播”、“不能因為租金便宜就進去住”、“聽說還是不太安全”、“感覺像城中村一樣”、“各種臟亂差”。當然，也有因《重慶森林》造訪的游客。有人評論，“如果你之前看過重慶森林，你會覺得這里好刺激”；也有人評論，“膽子大一些的話還是可以參觀一下的”。

整體來看，重慶大廈的物理環境相當低劣。破舊的外墻遍布著密集的窗戶，窗戶外是雜亂安置的外掛式空調機和晾衣桿。進入大廈，各種牌匾密密麻麻映入眼簾，繼而是開裂變色的墻面、逼仄的過道、狹窄的電梯間。仿佛時間停滯在七十年代香港膠片電影中。從電梯正對的窗戶往下看，昏暗陰森的天井直通地面。一個來自歐美的游客，拿著最高端的單反相機，倚著骯臟的窗棱上向下拍照，然后激動地說自己拍攝到了地獄的感覺。

國際背包客

回顧歷史，我們也能看到重慶大廈持續發生的變化。1970年代起，許多印度、巴基斯坦的南亞商人開始在這里聚集，將這里逐漸變為國際貿易重鎮。2000年之后，大量非洲人紛紛到來。隨著國際貿易開展，大廈的業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量的商店、餐飲、外匯兌換、旅館等逐漸成為這里的主流。

同時，大廈內的消費水平卻相當廉價。在寸土寸金的九龍半島，離開維多利亞灣僅有兩三分鐘步行距離的黃金地段，住多人通鋪只要幾十港幣，住一晚小單人房也不過一百多港幣。樓下的餐廳里幾塊錢就能買一個牛肉餡餅，十幾塊錢就是一份咖喱飯。這些廉價的食宿吸引了大量國際背包客。

上世紀70年代，背包客的圣經《Lonely Planet》的創始人托尼?惠勒在環球旅行中入住這里，后來他在亞洲的旅行導游書上寫：“要是在香港找廉價住宿，‘重慶大廈’是個有魔力的詞。”隨后，大量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蜂擁而至，一方面因為這座大廈位于香港中心地段，另一方面又有著仿若探險的刺激。重慶大廈還被一些旅游指南列入香港十大必去之地。不過直到如今，大廈里還是很少有大陸游客，游客主要來自歐美國家。

客觀說，香港特別是九龍地區，治安總體不錯。重慶大廈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恐怖，完全不可入住。2004年，重慶大廈進行了內部改造，安裝了200多個攝像頭，并進行24小時保安巡邏，其治安得到了明顯改善。但有時仍有一些犯罪事件發生。

筆者當時入住了一個印度錫克人開的旅館。一個大約6平米的小房間內放了上下鋪的四張床。同屋居住的一個是德國年輕人，亞洲來邊教英語邊旅游。另外兩個是馬來西亞的女生，從別的國家經香港回國時順便逛逛香港。在擁擠狹窄的走道上，可以遇到各種各樣的人。游客大多是歐美白人，商人大多是南亞和非洲人。隔壁一個房間的一頭花白頭發卻仍留著一個小辮子的背包客，自稱來自倫敦，但一直想成為地球公民，一輩子在世界各地漫無邊際的流浪。我入住登記時遇到的一個深膚色北非人，告訴我他來自阿爾及利亞。我問他是否是阿拉伯人，他一口否認，“我是柏柏爾人，雖然我會說阿拉伯語”。他告訴我，他是來香港商務旅行，看香港或大陸是否有商機。他狡黠的目光中，多少流露出商業的野心。他問我要電子郵件地址，說如果今后發現大陸在某個領域有市場，可以進行合作。

低端全球化

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公民來說，如果要去發達國家，或中國大陸，都需要申請簽證。但香港則是世界的一個無邊界的世界島，任何國家的居民前往香港都無需簽證，并可停留幾天到幾十天。因此，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商人來到香港，住在這里考察商機，并以香港為跳板，進入中國大陸更加廣闊的市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大廈向全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各色人等敞開懷抱。有人將其稱為“香港少數族裔的九龍城寨”，在這里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人。這座有300多個商鋪、160多家賓館和旅店的大廈，成了各種膚色的淘金者的樂園。《經濟學人》雜志用“世界之家”（Home to the world）來描述這尊每天有129個國家和地區的人進出的大廈。據估計，撒哈拉以南非洲交易的20%的手機，都從這里發貨。

在大廈內，人們能看到在香港其他區域很難見到的各種東西，因為要滿足大廈內4000多個住客的不同需求。除了能吃到最正宗的咖喱飯，你還能在這里做黑人的小辮子發型，看寶萊塢的電影，聽非洲的說唱音樂。你能買到穆斯林用品、印度的紗麗、尼日利亞的電話卡、安卓操作系統的蘋果手機。你還能兌換幾十個國家的貨幣，辦理去大陸的簽證，并且隨時往非洲任何一個國家發貨。任何一個小商鋪的店主都能隨手拿出五六種貨幣，講出三四種語言，當然，你耳朵聽到最多的依然是粵語。

混雜居住的各種族裔，依據血緣和地緣關系形成了不同的團體和關系網。一個團體內部的人，將各種生意互相介紹，形成密切的、跨越國界的經濟網絡。我在那個旅館居住期滿后，想多住一天，包著巨大錫克頭巾的店家告訴我，旅館已經滿了。但他卻帶我去了一樓的另一位經營手機商鋪的錫克族朋友，他的這位朋友一個電話，就聯系到另外幾家可以入住的旅館，并有各種床位或房間可供選擇——當然，還可以討價還價。在這里，每個人都可能通過各種渠道發生關聯。如同《重慶森林》電影中金城武的臺詞：“每天你都有機會跟別人擦身而過，你也許對他一無所知，不過也許有一天他會變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麥高登（Gordon Mathews）對重慶大廈進行了深入的田野研究。每周他都抽出幾天入住重慶大廈，并對一百多個國家的人進行了訪談。他將自己的研究出版為一本書：《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本書中文版于2015年11月面世。麥高登提出，重慶大廈是“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但他也從多個積極角度，論證這種社會經濟復合體存在的意義。

他這樣定義了“低端全球化”：“人與物品在低資本投入和非正式經濟情形下的跨國流動，其組織形態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著塞滿幾百個手機的行李箱回到家鄉，南亞臨時工給家里捎去幾百美元的應急錢及超乎想象的經歷和故事。雖然跨國公司是各種新聞報紙財經版的主要討論對象，但它們對普通老百姓意識層面上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對于在重慶大廈工作和生活的人來說，許多小商販和非法工作者帶來的貨品、想法，包括媒體都對人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麥高登把重慶大廈總結為“世界中心的貧民窟”，也是“第三世界國家成功人士俱樂部”。據其觀察，這里的很多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商人，雖然依賴大廈提供的低廉食宿，但其實都是在各自國家較為富裕的上層社會人士。當然，這里也有很多沒有固定工作的國際游民，以及各種原因逃到香港的難民。與移民國家不同，香港是東亞的社會，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很難融入這里，重慶大廈給了他們一個暫時的港灣。

這也是香港這座立體城市的寫照。這里是一個綜合體，如果愿意，可以在這里住幾個月甚至數年，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必出大廈。邁克爾?康奈利的小說《九龍》將重慶大廈形容為“后現代的卡薩布蘭卡”：一切都在一座建筑中。

然而，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精神氣質全然不同，如今在重慶大廈，背包客文化讓步于全球貿易。一切活動都以金錢導向，簡單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跨越了各種界限，將這里的人們融為一體。各種不同國籍、人種、宗教、文化的族群，也都能和平相處。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不再為國家邊界而爭論，而是展開了招攬旅館顧客的競爭；非洲人也不會抱怨美國人對他們的政治干涉，而是從人際交往中尋找任何一絲國際貿易的機會。

城市的多樣性

正因重慶大廈的存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呈現出了“全球化”的另一面。我們熟知的全球化，是中環、維多利亞灣的紳士化的全球化，而另一面就是重慶大廈那樣的低端的、混雜的全球化。這棟建筑身處鬧市，卻游離于城市之外。

從文化氣質上，很難將重慶大廈作為香港的代表。但這里發生的以國際貿易為紐帶的全球化，卻在另一個層面反映了香港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經濟特征。而重慶大廈本身也具有二重性：是香港主流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一種補充，游離于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意象之外；同時具有極強的本地根植性和自發生長的特點，從建筑環境到資本流動再到人際交往，都體現了全球化下香港的多樣和混雜性。如果說香港曾經的貧民窟九龍城寨代表了本土化的一種低端經濟模式下的城市發展模式，那么重慶大廈就是一座更加國際化的九龍城寨。

參照福柯的“異托邦”的概念，一個城市的國際化區域，就是這座城市內的一種異托邦。與東京六本木、柏林的索尼中心、北京三里屯截然不同的是，重慶大廈這種以第三世界為載體的“低端全球化”區域，往往不是城市閃亮名片的焦點。福柯認為，當年歐洲的移民前往北美新大陸的船，就是一種異托邦。某種意義上，重慶大廈就是一艘載滿了第三世界國家為主的乘客的船，在國際化的浪潮下抵達了香港。異域打拼的商人和勞工，使這里不如蘭桂坊那樣富有某種情調。而刻板印象中的“臭名昭著”與經濟互動上的“世界中心”，看似充滿矛盾的詞語，卻恰如其分地融合在這一個事物上。

重慶大廈像一座孤島，與周遭格格不入，但又井水不犯河水。與它一路之隔的是五星級的香港半島酒店和諸多奢侈品店，路那邊的高端商貿活動與這里的“低端全球化”和諧共生。

全球化進程中，城市多樣化的廣度和深度被無限放大。在生活和經濟方式的多樣化背后，更需要注重滿足不同參與主體的多樣需求。

隨著中國大陸不斷開放，并逐漸成為世界經濟主角，類似重慶大廈的貿易和人口集聚，也開始在廣州和義烏等城市出現。從香港的經驗看，“低端全球化” 是形成國際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環，我們的城市建設和管理必將從重慶大廈的故事中得到許多啟示。

（未注明出處圖片均為作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