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對同一種東西往往有不同稱呼。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熱衷于記錄這些不同的叫法。如《左傳》里面就提到楚國把“虎”稱作“於菟”。而《爾雅·釋器》中則記載對“筆”的稱呼各地也有不同，如有叫“不律”的。漢朝楊雄的專著《方言》里更是詳細地給出了很多物事在當時不同方言區的說法。

這種習慣至今亦然，如同一種蔬菜，上海叫“青菜”，北京叫“油菜”。江浙人說的“包菜”西安人就稱“蓮花白”。荷花的莖大多數地方稱作“藕”，西安則是“蓮菜”。廣東人熟悉的“芽菜”在嶺北卻是“豆芽”。海南人所謂的“石榴”在臺灣成了“芭樂”。

不過，比起兩種食用根莖類作物的名稱的多樣性，以上所有都是小巫見大巫，只得甘拜下風。

這兩種作物的學名分別是“甘薯”、“馬鈴薯”。

名字有多少

雖然兩種作物分別有名義上的通名“甘薯”和“馬鈴薯”，但其實這兩個名字都沒有那么通用。相反，中國各地對這兩種作物命名上的想象力可謂異彩紛呈。

以“甘薯”為例，全國至少有薯、薯子、薯仔、薯薯、苕芋頭、山藥、山藥兒、茴、番薯、番苕、番芋、番蘿、番葛、山薯、山芋、山蘿卜、地瓜、紅薯、赤薯、朱薯、紅苕、紅芋、白薯、白苕、白芋、白山藥、黃薯、黃苕、黃山藥、甘薯、甜薯、糖薯、甘蘿卜、花薯、花芋、飯薯、飯芋、沙芋、粉葛、紅山芋、白山芋、回子山藥等稱呼，總共不下四十種。

“馬鈴薯”更是不遑多讓，有“薯”、薯仔、薯囝、薯崽、薯菇、芋頭、山藥、山藥豆、山藥蛋、山藥圪蛋、洋薯、洋苕、洋芋、洋芋子、洋芋頭、洋芋卵、洋芋哩、洋芋崽、洋芋艿、洋嗯艿、洋芋果、番芋卵、番芋囝、番仔薯、番仔芋仔、番人薯、番人芋、番鬼薯菇、番鬼芋、紅毛芋、荷蘭薯、山芋頭、山芋蛋、山豆子、山蔓菁、山蔓菁蛋、山蔓菁兒、地豆、地豆兒、地豆子、地蛋、地蛋子、地瓜、地瓜蛋兒、地瓜子、地蔓菁、地蔓、土豆、土豆兒、土豆子、土蔓菁、花生芋、麥子芋、馬鈴薯、馬鈴芋、馬鈴豆、冬薯、雪薯、冬芋仔、冬菇、洋番薯、洋番芋、洋山芋、洋山薯、洋紅薯、洋黃芋、洋花芋、番仔番薯、紅毛番薯、洋毛番薯等，名字數量超過七十種。

為什么甘薯和馬鈴薯的名字如此之豐富呢？

為什么會有不同名字

一種東西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長期方言隔離、音變不同導致名字發生了變化。如上述“筆”被稱作“不律”，實質上是上古漢語pr-復輔音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演化，叫“不律”的將這個復輔音拆成兩個音節分別發音。

稱呼老虎為“於菟”很可能也是這樣的情況，這兩個字上古漢語音qaadaa，而一般的“虎”上古漢語則是qhlaa’。和漢語的諸多親屬語言比較可發現，古代緬語對老虎的稱呼為kla，成書于唐朝的《蠻書》則記錄當時的古白語稱呼“虎”為“羅”，對應la音。對應一個詞根。

但是甘薯和馬鈴薯的情況則截然不同，這兩種作物洋洋灑灑幾十種叫法，并不是由于一個詞的方言分化而成，而是選擇了不同的語素和命名方式。

這兩種作物之所以名字如此豐富，實在是因為出現得太晚，作物傳播路徑太多樣，以至于名字無法統一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從域外引入各種各樣的農作物，現今中國人熟悉的很多蔬菜水果究其根本都非中原土著。從最早的麥、后來的葡萄石榴、更晚的西瓜等，中國人不斷用舶來品充實自己的餐桌。

但是比起甘薯與馬鈴薯，這些早期引進的物種引進路線較為單一，基本上是從西域進入中土。又有充足的時間讓其通名通行全國，加之如葡萄、石榴更是進入時就帶上了名字（分別來自巴克特利亞語bādāwa和帕提亞語Ar?ak），因此其名字較為統一。

可惜的是，甘薯和馬鈴薯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番薯變甘薯

甘薯屬旋花科，原產中南美洲，很早就為印第安人所栽培。作為一種產量高、味道好的塊莖類作物，其栽培歷史可直追史前時期。

但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甘薯基本上只限美洲人食用。除了美洲人之外，唯一有幸共享番薯的則是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人。波利尼西亞先民在哥倫布之前就已經通過某種方法登上了美洲大陸并順利返航，帶回了甘薯。至今新西蘭英語中仍然把甘薯稱作kumara（來自毛利語kumara），和其他英語國家稱其為sweet potato或者yam不同。

不過，當時在中國，也有一種被稱作“甘薯”的東西。

西晉惠帝永興二年，嵇含寫了《南方草木狀》，其中記載了一種叫做“甘薯”的作物。他認為甘薯“蓋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和葉片都和芋很像。果實像拳頭，“皮紫而肉白”，味道和薯蕷一樣。

此后這種名為“甘薯”的作物還多次出現于各種古籍之中，甚至有人認為此“甘薯”就是現代說的美洲甘薯。

從中國海外交流史看，這顯然不太可能。上古時期中國人并沒有和美洲人有接觸，也無從引種這種產自美洲的植物。而美洲甘薯作為糧食，產量很高，味道也很好，很難想象中國人如果真的已經取得了美洲甘薯的種源會長期將其束之高閣。中國古籍中所謂的“甘薯”更可能是山藥之類的作物。

美洲甘薯首次成功引入中國在明萬歷年間。關于甘薯進入中國，其故事大多是在海外的華人在異邦見到甘薯、因對方貿易封鎖求購不得，遂冒著被抓捕的生命危險以各種巧計帶回中國。如傳萬歷十年東莞人陳益從越南引番薯至東莞，同期電白人林懷蘭引越南番薯入廣東電白皆歷經千辛萬苦。

而最可靠、影響最大的一次引種則是萬歷二十一年陳振龍引呂宋甘薯到福州長樂縣。呂宋人同樣不準外國人帶甘薯回國，于是陳振龍把甘薯藤編入船繩之中方逃過檢查。回閩后其子陳綸獻甘薯于福建巡撫金學曾。金在試種后飭令全省各州府種植甘薯。

甘薯并非一次引入中國，在中國廣為栽種甘薯后，尚有外國優良品種輸入，如清朝就數次有文來薯（產自今文萊）輸入的記載。而且輸入路線也不光從東南沿海一地，地處西南的云南也是最早栽種甘薯的省份之一，而其薯種可能直接引自東南亞，西部地區的甘薯很有可能是從云南北傳。

雖然甘薯萬歷年間就已引入閩粵并開始廣泛種植，但由于其薯種不耐嚴寒，清朝以前在各北方省份栽種并不廣泛，甚至連江蘇在乾隆以前栽種甘薯也未成氣候。但乾隆以后，由于中國人口膨脹，加之技術瓶頸獲得解決，甘薯的栽種面積驟然擴大，遍及大江南北，而其名字也經歷了爆炸式增長的過程。

早期甘薯主要種植于閩粵地區，閩粵對甘薯的外來屬性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和“番人”、“番仔”一樣，閩粵地區對甘薯的稱呼多以“番”冠之。

但當甘薯北傳后，它的外來色彩就漸漸減低。當其傳入長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區后，平地人只注意到這種作物來自閩浙的山區，所以多稱其為“山芋”之類。而在廣大華北、西南地區，人們對其顏色更感興趣，各種紅、白、黃的搭配也就應運而生。

洋氣的馬鈴薯

而馬鈴薯傳入中國就更加晚了。

相對甘薯的香甜可口，同樣起源于美洲的馬鈴薯味道寡淡。其主要優勢是耐貧瘠土壤，在美洲分布于高海拔的安第斯山區。由于馬鈴薯味道不如甘薯，歐洲人對它起初并不感冒，只有愛爾蘭這樣糧食生產困難的歐洲邊區為了生存才不得不大規模種植馬鈴薯。

疑似馬鈴薯的作物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同樣是在萬歷年間，當時寓居北京的紹興人徐渭記載了北京出產一種叫“土豆”的作物。不過對于這種土豆到底是馬鈴薯還是中國本土的某種作物尚有爭議。

馬鈴薯真正在中國大規模鋪開種植發生于19世紀。自此開始，馬鈴薯大量出現于各種方志之中，開始為解決中國人的糧食問題做貢獻了。

相比甘薯，馬鈴薯較為適應北方干冷的氣候，在中國的傳播路徑也更加多樣。又因為時間更加晚，名字也更為豐富。

閩粵地區繼“番薯”之后再次引入薯類作物。但是因為“番”已經被甘薯占用，因此不得不變換花樣，變成“番人”、“番鬼”、“紅毛”、“荷蘭”薯之類。更有甚者如廈門把馬鈴薯稱作番仔番薯，番上加番。

而在19世紀，西南西北也多次獨立引入了馬鈴薯。由于西南西北多高寒山區，馬鈴薯的出現意義尤其重大，如在四川涼山地區的會理州、雷波廳，馬鈴薯均成為山區人最重要的糧食來源。

對這些地方而言，馬鈴薯來自更西的西洋，最常見的稱呼往往是“洋芋”或其變體。在山西，則因傳說其出自西方的“回國”，故而回回山藥的說法開始流行。當然，北京的“土豆”作為一個顯不出半點洋氣的土名仍然得到沿用。

由于馬鈴薯擴散得實在太晚，各種簡單的名字早已被其他根莖類植物占用，因此馬鈴薯在很多地方被迫和其他作物共享名字，只是多了個修飾而已。上海常見的“洋山芋”出現于20世紀早期，即為此中代表——和馬鈴薯比起來，甘薯已經被視作土產了。

只是神奇的是，在諸多漢語名稱中脫穎而出的“甘薯”和“馬鈴薯”在口語中的普及度都不算高，往往限于少數地區，殊為難解。同樣源自美洲，俗名眾多的“玉蜀黍”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未來，這三個名字到底能否像“葡萄”、“石榴”這樣一統華夏，實在讓人很難樂觀起來。

延伸閱讀：

姚堯：《從甘薯、馬鈴薯的名稱分布看外來作物的命名方式》，《語言科學》2015年06期

鄭南：《美洲原產作物的傳入及其對中國社會影響問題的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