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1年7月15日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辦講座——“邊緣化與偏見之間：印度穆斯林的困境”（Between Marginalisation and Prejudice: Miseries of Indian Muslims）。講座由印度加爾各答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學助理教授麥杜爾·伊斯拉姆（Maidul Islam）主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專業助理教授張忞煜主持，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謝侃侃與談。

線上講座現場。伊斯拉姆教授畢業于牛津大學政治學系，曾任教于加爾各答管區大學和塔塔社會科學研究所。其研究興趣為政治理論、南亞政治與電影，在印度宗教與政治領域出版多部專著，本次講座基于伊斯拉姆教授的著作《自由化后的印度穆斯林》展開。

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向自由市場私有化敞開了大門。盡管自由化帶來了經濟繁榮的希望，但三十年后，許多人感到他們被這個新時代的經濟變革背叛了。在歷史上印度穆斯林一直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次經濟改革亦未能充分幫助其發展。講座中，伊斯拉姆教授指出，在當前的政治話語中，印度的“穆斯林問題”并沒有闡明對公平的要求。相反，政治領導層用身份和安全的辭令掩蓋了穆斯林落后、偏見和社會排斥等真實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時期，有三個主要原因導致印度穆斯林的社會經濟方面被忽略。首先，政府機構和政治領導層對穆斯林的問題認識不足。其次，印度穆斯林中缺乏進步的領導，習慣性地把社群的問題局限在身份和安全事務上，而不是對公平的訴求。第三，流行的印地語電影用陳舊的刻板印象誣蔑、歪曲了印度穆斯林的身份，卻沒有展現穆斯林面臨的實際問題。大部分印度人對穆斯林存在種種誤解和神話，而不關注改善穆斯林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印度穆斯林落后的社會經濟狀況

《薩查爾委員會報告》（Sachar Committee Report）指出，印度穆斯林在教育、收入和就業方面比其他宗教社群以及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s）和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更加落后。此前的許多研究表明，印度穆斯林在經濟自由化之前就已經是一個社會經濟和教育上的“落后群體”。自由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印度穆斯林的整體社會經濟和教育狀況。

首先，從收入分配問題上看，根據相關報告，84.5%的印度穆斯林家庭的支出不超過20盧比/天，即約609盧比/月，屬于印度人口中極度貧困、邊緣化和弱勢的群體。13.3%的印度穆斯林家庭屬于中等收入群體，只有2.2%的印度穆斯林屬于高收入人群。因此，很難認為印度穆斯林是一個經濟多元化的群體。上述報告還表明，穆斯林、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民眾的就業高度集中于非正式部門。200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和印度全國抽樣調查辦公室（National Sample Survey Office）第71輪調查的報告顯示，印度穆斯林在社會經濟的許多方面都處于落后地位，特別是在識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方面。

基于上述情況，伊斯拉姆教授認為有必要認真反思對“印度穆斯林”的刻板形象，并思考在社會經濟方面，穆斯林社群內部是否如想象中的那樣具有異質性。的確，從某些指標上看，印度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比東部和北部的穆斯林經濟狀況更好。然而，與同一地區的非穆斯林相比，穆斯林社群在許多方面仍處于落后地位。為什么印度穆斯林的貧困在自由化時代仍在繼續？為什么穆斯林沒能像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那樣在國家的政治話語中被視為一個貧困和邊緣化的群體？

首先，在印度，穆斯林通常不被認為是一個貧困的群體。相反，穆斯林問題更多地被表述為身份問題、少數群體的文化權利以及世俗主義和社群主義問題。社群主義問題并非不重要。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借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話來說，印度民主受到了“社群法西斯主義”（communal fascism）的威脅。今天的印度正在經歷一場世俗主義危機。但即便是那些想要跳脫世俗主義思維以捍衛宗教少數群體權利的人，也需要通過重新思考印度民族國家正在如何實踐世俗主義來為“民主平等”辯護。其次，在自由化的時代，印度穆斯林和表列種姓、表列部落一樣未能掌控主要生產資料，這是三者的共同之處。實際上，在印度資本主義精英中，穆斯林的代表性嚴重不足。而且，這些屈指可數的穆斯林大資本家也未能從印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中直接獲益。在印度，高收入的穆斯林精英僅略高于2%?？v觀不同年份的印度福布斯排行榜，穆斯林僅占印度前100名富人的4%至5%。位列2016年福布斯榜單的五名穆斯林富豪中，有三名富豪的業務主要在海灣地區，他們的財富主要來自于印度以外的地方。同樣，位列2017年福布斯排行榜的四位穆斯林富豪中，有一半在印度以外的地方發家致富。盡管出現了一些包括穆斯林女性在內的新企業家，而且穆斯林領導著一些最成功、最有活力的信息技術公司，但這些仍被認為是少數例外。一項調查發現，僅略高于1%的企業高管是穆斯林。即使在過去25年的經濟改革期間，這種情況也沒有大幅度改變。在紙質媒體和電子媒體中也缺乏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穆斯林等少數群體。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時期蓬勃發展起來的軟件業中，穆斯林的代表性也嚴重不足。

印度穆斯林企業家Azim Premji及其創立的IT企業Wipro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在南印度，穆斯林的社會經濟狀況相對好于北印度的穆斯林，原因有三。首先，印巴分治和穆斯林精英逃往巴基斯坦對南印度的穆斯林影響有限。其次，從殖民時期開始，南印度的大部分穆斯林就被列入“其他落后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簡稱OBC）。在后殖民時代，他們受益于教育和工作方面的保留席位政策。最后，20世紀70年代的中東石油產業繁榮也有利于南印度穆斯林移民到中東國家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另外，印度穆斯林中也鮮有大地主。印巴分治導致穆斯林精英遷往巴基斯坦，而大多數貧窮的穆斯林留在了印度。目前印度超過60%的穆斯林仍然生活在農村地區。相較于印度教徒、基督徒等其他社群，穆斯林失地比例最高。這種情況在過去二十年里仍在持續。1987—1988年印度全國抽樣調查辦公室第43輪調查顯示，40%的農村穆斯林家庭少有或沒有耕地，而印度教徒的這一數字僅為34%。到1999—2000年第55輪調查則顯示，51%的農村穆斯林家庭少有或沒有耕地，而印度教徒的這一數字僅為40%。只有極少數受過教育的穆斯林精英（比如海得拉巴、邁索爾和北方邦的少數人）能夠繼續占有土地。然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后，相比于地主精英，工業資產階級在制定主要政策方面更具影響力。

印度穆斯林落后的社會經濟背景使他們無法享受個人權利和福利。受教育程度低下則阻礙他們的向上社會流動，使他們無法從國家獲得某些特定的基本福利。這種雙重障礙加上社群主義，更使印度穆斯林的境況雪上加霜。因此，穆斯林不僅未能在印度統治集團的資產階級精英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們甚至都談不上是中產階級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綜上，盡管印度國內的穆斯林在語言、地域、文化和種姓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從社會經濟概況（即多數主要集中于非正規部門）、教育落后和對伊斯蘭教的共同信仰等方面來看，印度穆斯林內部具有很強的同質性。隨著自由化改革的推進，一旦零售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度增加，將進一步危及小商販、小店主、小生產者、煙草行業臨時工、裁縫、運輸工人和工匠等職業的生計前景，而這些正是穆斯林主要從事的職業。

印度穆斯林面臨的多方面的偏見及歧視

根據薩查爾委員會和其他學術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印度穆斯林面臨著教育落后、居住地區衛生基礎設施薄弱、收入低微、資產匱乏以及青年群體缺乏信貸機會等各種問題。同時他們還遭受了多方面的歧視。在孟買，大約有70%在公共部門工作的穆斯林感到受到歧視，大約有18%在私營部門工作的穆斯林感到受到歧視。一些銀行還一再拒絕向穆斯林家庭提供貸款。另外，由于穆斯林群體擔心遭受社群暴力，因此他們更傾向于搬離非穆斯林社區，由此出現了一種典型的自我隔離現象。由于一些房主拒絕向穆斯林出售或出租房屋，穆斯林正越來越多地從相對多元的住宅區退縮到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社區。同時，不斷上漲的房價導致穆斯林小家庭很難擁有各自單獨的住宅，因此，他們不得不以大家庭的形式共同居住在擁擠的房屋中。此外，由于結構性的不平等和制度化的歧視，穆斯林婦女在社會經濟方面比穆斯林男子更加貧困。

警察和媒體對穆斯林的偏見依舊嚴重，他們懷疑這一宗教少數群體是潛在的恐怖分子。監獄中的穆斯林比例過高，這表明印度的刑事司法系統與印度穆斯林面臨的歧視和邊緣化之間存在明顯聯系。導致在押的穆斯林人數過多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國家在通過刑事程序進行審判時可能對穆斯林少數群體有偏見；第二，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穆斯林社群的犯罪率可能相對較高。

盡管印度穆斯林從事的職業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穆斯林都很貧窮且飽受歧視和偏見。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如穆斯林電影明星和體育明星。然而，他們更多的是被當作名人來看待，而不是穆斯林。

曾出演《三傻大鬧寶萊塢》、《摔跤吧！爸爸》等影片的著名穆斯林演員Aamir Khan。

在后自由化時期，寶萊塢流行電影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展現了當代文化再生產場景中印度穆斯林形象建構的本質。寶萊塢電影并不關注印度穆斯林因社會經濟和教育落后而導致的民生問題。相反，印地語電影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的媒介，不斷詆毀、質疑穆斯林。在大多數情況下，穆斯林被塑造成更傾向于與外國勢力結盟，更忠于宗教，而不重視愛國主義和國家統一的群體，從而強化了一種帶有神話色彩的信仰。寶萊塢電影除了將穆斯林描繪成恐怖分子、惡棍和匪徒之外，還創造了穆斯林角色的刻板形象，其中充滿了諸如胡須和帽子等文化符號，或者像納瓦布（Nawabs）和皇帝等歷史人物。這種形象建構對塑造印度穆斯林身份的主導話語具有深遠的影響，這種話語不僅在印度人當中傳播，還跨越國界擴散至印度人之外的社區，并形成了將穆斯林等同于“反國家的恐怖分子”的政治話語，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克什米爾分離主義運動和“911”事件之后更為流行。

印度穆斯林在政治領域被邊緣化

實際上，在政治領域，穆斯林也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社群。穆斯林政治精英很少，因此穆斯林沒有在國家主流政治中發揮領導作用，穆斯林在中央和各邦的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性也嚴重不足。在2014年的人民院選舉中，穆斯林議員人數跌至歷史新低，只有22名穆斯林議員當選，僅占總數的4.05%。即使在那些穆斯林人口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邦，邦議會中的穆斯林議員人數也很少。印度穆斯林投票給各種各樣的政黨，甚至包括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實際上，大多數穆斯林選擇投票給世俗政黨。因為他們認為穆斯林政黨相對較為保守和狹隘。他們也擔心穆斯林政黨執政可能會引發印度教徒更為激烈的反對。穆斯林政黨的問題在于缺乏進步的領導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對穆斯林個人法觀點保守，反對改革。同時他們遵循嚴重的家長制傳統，不承認穆斯林婦女在離婚、財產繼承等方面具有平等權利。因此大多數穆斯林并不支持他們，將選票投給其他黨派。

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執政之后推行“多數主義”政策，在政治領域進一步邊緣化穆斯林。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不僅出于某種偏見，更基于政治目的而傳播一些伊斯蘭恐懼癥式的謠言。比如很多人認為穆斯林會結4次婚，生很多孩子。所以現在政府提出了人口控制法案，該法案主要針對那些有兩個以上孩子的家庭。這是因為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擔心穆斯林的數量將超過他們。然而實際上，印度已經開始進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模式，穆斯林的生育率正在下降，尤其是社會經濟條件更好的南印度穆斯林。但無論如何，到2050年，印度的穆斯林人數將不超過全國總人口的17%。因此上述說法只是為了污名化穆斯林。從20世紀20—30年代開始，印度教徒就擔心穆斯林人口會超過他們。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印度教右翼復制了這些殖民時期的傳言。另外，從2014年起，印度人民黨的意識形態導師國民志愿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發動“多數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推動實施《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CAA）和“國家公民登記冊”計劃（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NRC），以此來威脅恐嚇印度宗教少數群體。還有一些民眾以反對“愛情圣戰”（Love jihad）為由阻止跨社群婚姻。此外，由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幾個邦已經出臺“屠牛禁令”，禁止屠宰牛和牛肉交易。在當代多數主義政權下，這些舉措成為公共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伊斯拉姆教授指出，穆斯林是印度國內重要的宗教少數群體，其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14%至15%。因此，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應當有更多的對話與溝通。但實際上，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因為印度人民黨秉持“多數主義”的觀點，認為他們不需要穆斯林的選票。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政治話語中，“印度”這個國家逐漸被定義為印度教徒的國家，而其他社群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加上新冠疫情的擴散導致了大量人口失業，繼而引發了無業游民和失地農民的憤怒。在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操縱下，這種憤怒被轉嫁到了穆斯林群體，更進一步激發了不同社群的對立情緒。在某種程度上，印度的國家建設已經陷入了困境。

伊斯拉姆教授提到，不同于印度，中國的國家認同并非建立在宗教認同的基礎上，而是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以及對現代化的共同愿景。他認為，中國將會成為世界格局的重要領導力量。而印度則像殖民時期的葡萄牙一樣，盡管它有成為大國的抱負，但還并不是領導性的政治力量。因為印度領導層缺乏遠見，沒有長期的規劃，對教育、衛生保健等關鍵部門投資不足。印度的貧富差距較大，還有日益嚴峻的宗教少數群體問題，而這些都是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印度所要面臨的挑戰。

綜上，印度穆斯林的整體邊緣化和脆弱性是毋庸置疑的。關于印度穆斯林的現有研究充分表明，穆斯林不僅貧窮，而且被雙重邊緣化。印度穆斯林的一般是非正式部門的無組織勞工。他們被剝奪了一些有組織勞工所享有的權利。同時，

由于缺乏平權行動和明確的穆斯林政策，穆斯林在教育和就業方面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可以說，印度的穆斯林問題與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問題、工人階級問題并不相似。它可以被視為一個階級問題，但卻有其特定的動力機制，在遭受歧視、排斥和作為少數群體的不安全感方面尤其如此。這使得它在邊緣化的論述中顯得十分獨特。

在評議與討論環節，伊斯拉姆教授與與談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謝侃侃助理教授以及與會的陜西師范大學馬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吳曉黎副研究員等專家學者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