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4日，震懾全國人民的強大寒潮尚未消退，首都北京的夜晚頗顯蕭殺；然而，坐落在央視大樓附近不那么起眼的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卻人頭攢動，一片繁忙——19點整，2016年打工春晚在這里正式開始錄制。有別于半個月后即將在街對面著名大廈里向全球現場直播的那臺春晚，打工春晚不僅立足于講述新工人自己的故事、發出新工人自己的聲音，而且節目主創和參演人員大多是從各地工廠車間匯集到這個舞臺上的一線勞動者。這樣的晚會從2012年起每年都在春節前由北京工友之家籌辦錄制，更多地通過網絡視頻廣泛傳播開來。至今，歷經整整五年的創新、探索與積累，打工春晚已逐漸凝聚為新工人文化的一個傳統。

在這個打工群體自己搭臺自己唱戲的春晚上，最突出的特色是新工人主體意識集中的、華彩而又樸實的彰顯。今年的節目中，無論是來自深圳龍華工業區的滿天星合唱團吶喊著唱出的《可我想家》，還是北京皮村同心實驗學校的孩子們童聲合唱的《爸媽在哪，家在哪》，都表達了打工者和打工子女的生存現實與真實的訴求、渴望。不同于主流春晚對中國式家庭大團圓的倚重，這兩首歌呈現的是生計壓力之下家庭的離散、親人的思念以及對有尊嚴的城市生活權力的疾呼。而女工的聲音在今年也有特別突出呈現，尤其引人注目。這里不僅有北京木蘭文藝隊（社區女工）大聲唱響的《我是女人》，有來自深圳的薔薇女工合唱團表演的反家暴舞蹈《掙脫枷鎖》，更有她們在歌曲《手機戒指》中高唱的“我們是產品的主人，不要做它的奴隸”！這一系列女工節目，甩脫了當下的文化加工模式下為女性規定好的嬌柔、哀怨和附屬感，代之以鏗鏘有力的集體齊唱和明快堅定的心聲抒發，讓觀眾為之振奮。在語言類節目中，由北京某高校社團學生自編自演的校工題材小品《店里有個姑娘叫小芳》不但幽默感十足，而且在歡笑中引導大家進入嚴肅的思考，這思考中既包含著鼓勵工友在遭到老板不公打壓時要學會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正當權益，同時也啟示廣大青年學生，從關注校園中的工友做起，學以致用、認識社會，讓知識變為一種積極向上的正面文化力量。

更多精彩節目不忍再劇透下去，晚會的完整視頻很快便會上線。其實今年的打工春晚，最有意思的環節是臺上臺下的一次思想交鋒。晚會錄制現場，影視明星袁立以關注塵肺病工友的愛心人士身份登臺，教育大家不要有怨氣，自己也是打工的，明星成名都要是付出努力和代價的，并一再提醒粉塵作業環境中的工友戴口罩，否則60萬換一個肺，沒人幫你買單。當主持人問她，參與公益會不會影響工作時，袁立說，自己很聰明，把財務已經安排好了，她的錢可以自動生錢。這樣一番話在晚會錄制結束后的研討會上，立即引起了與會者的抗議。

率先發難的是《南風窗》雜志主筆李北方先生，他嚴厲地指出袁立的出現以及她的講話與打工春晚的主旨是相悖的，這對于此前的文化努力而言是一種倒退，隨后他撰文《“打工春晚”尷尬了誰？》，進一步指出這一屆的打工春晚沒有很好地堅持打工者的主體性，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參演的工友們也紛紛對袁立的言論表達了質疑，但他/她們并不傾向于通過后期制作剪切掉袁立的出場，來自薔薇女工合唱團的丁當認為，袁立的發言不僅代表她自己也代表了社會上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應該通過大家自主的發聲、溝通去解決問題。來自滿天星合唱團的工友也表示，將通過自媒體的方式與袁立的言論展開辯論。很快他/她們先后撰文指出，城市繁榮的背后是工人辛勤的勞動和血汗，便利的生活和種種高科技產品都是出自工人的雙手，但社會上很少關心工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況，比如工傷的后果、家庭的分離、居無定所等等；所以工友們即便怨憤也不是單純的情緒發泄，而是有其深刻的現實邏輯，大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感恩社會還是成功者的奮斗哲學都是主流言論的障眼法和道德面紗，在這背后的殘酷現實是，大多數工友辛苦工作一輩子，也很難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遑論與明星相比。（參見丁當《打工春晚上，是什么讓女工覺得“不舒服”》、張峰《2016年打工春晚參后感》）

那么2016年的打工春晚真的尷尬地缺失了主體性嗎？從工友們對袁立的回應來看，恰恰相反，正是讓人“不舒服”的東西激起了工友們的憤怒，他/她們自發自愿地站出來，用自己的聲音，講自己的道理，有理有力地駁斥了高高在上的“道德楷模”，這就是工友們的主體意識所在。并且，這樣的言論交鋒，其意義要遠遠超過由知識精英出馬，代言辯論。即便拋開這一具體事件，看看工友演員們在舞臺上用歌聲、用舞蹈所表達出的自己，看看從全國各地冒著嚴寒奔赴到京、甚至不惜辭工也要參加打工春晚的那份執著和自豪，我想，我們沒有理由說這些都不是學術圈用語里的那個“主體性”。實際上，打工春晚這個舞臺上已經匯聚起越來越多身懷才藝和思想的工友，這里不再需要明星站臺，真正的明星就是“聚在一起是一團火，散開之后是滿天的星星”的工友們。這里也不需要向主流的專業表演、專業舞美和專業晚會看齊，對工友們來說，真正的專業就是那份樸實、真切、有理、有力的聲音，是這個聲音在辭舊迎新之際所傳遞給社會的那份艱苦里開出花來的正面文化力量。

在打工春晚五年的成長、蛻變中，不能不提的是北京工友之家。這個最初由三五個打工青年組成的藝術團，如今已經發展為頗具規模的公益機構，當年的打工青年們也不再只是唱歌演出，他們在北京五環外的皮村創辦了同心實驗學校，專門為流動兒童提供基礎教育，創辦了同心互惠二手商店，幫助打工群體降低生活成本，創辦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記錄歷史、探求未來，他們在京津交界的平谷區創辦了工人大學，給打工青年免費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創辦了同心農園，種植綠色蔬菜水果，倡導新興的生產、消費方式。從藝術起步，經過十余年的探索，工友之家依托于服務工友的宗旨，在城市的邊緣創立了一個有機、穩定的生活世界，也在這個世界里實踐著緊貼中國大地呼吸脈動的、工人文化的發展方向，以一個民間公益機構的力量，平衡著社會天秤。在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上，工友之家越來越退居到幕后，退居到組織者、協調者、服務者的角色，把聚光燈下的位置留給全國各地向往這個舞臺的工友們，也為關注工人文化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人鋪設了走出學院、書齋的橋梁，真正搭建起一個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發聲平臺。

而這背后應該引起深思的是，為什么這樣一種良性的、有原創力和活力、有持續性的文化產生于社會資源最為匱乏的底層群體，卻沒有來自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高級文化資源和媒體言論資源的主流空間？當央視春晚越來越索然無味，變為供觀眾集體吐槽的節日雞肋，我們要憑借什么突破這個癥候式的文化蒸籠，更具自主性地去創造新的文化空間、呼吸新的文化空氣？我想，其中的一個途徑是眼睛向下，去感受那個帶有痛感的中國社會，感受那種涵養著痛感卻在風吹雨打中堅守正途的普通人的力量，感受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來自于勞動創造的基本常識，然后真正看到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所由何來，并從這里開始尋找文化的出路，乃至大多人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