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季羨林的《牛棚雜憶》英文版在紐約正式上市。這本書由江晨欣翻譯，New York Review Books出版，并邀請了査建英為其寫作序言，刊登在當天的《紐約書評》上。査建英回顧了該書在中國出版的情況以及其中記錄的季羨林的真實經歷，并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與思考。

今年，正是“文革”結束四十周年。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在萬馬齊喑的“文革”回憶錄資料中可謂是一枝獨秀，得益于較為寬松的環境，季老在中國學術界的權威地位。這本書1998年在北京正式推出，甫經出版，便十分暢銷，又幾次再版。在査建英看來，在關于當時的歷史記錄、學術書籍和詳實的個人回憶錄如此之少的情況下，如今這本英文版《牛棚雜憶》的出版，為研究者和普通讀者提供了一份真實而寶貴的史料。“它為我們構建歷史記憶添磚加瓦，也對于我們理解那個時代作出了重要貢獻?！?/p>

“作為著名的印度學研究者，季羨林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評論家和眾所周知的愛國者，受到中國政府的優待。他親切、慈祥，如祖父一般的言行舉止，使得他在耄耋之年成為了廣受公眾尊敬和媒體厚愛的一位長者?！?/p>

不同于楊絳的《干校六記》以細碎溫婉的筆法寫下干校勞動中的夫妻情誼、同志友誼，不自憐自怨反而小趣叢生，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卻以黑色幽默、自嘲的語調，寫下了他在“牛棚“中勞作的艱苦回憶。

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上從黑暗回憶中掙脫出來，并以如此平和、堅定又坦誠的筆調記錄它，對一位老人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寫作時，季羨林已經年過八旬了。在開篇，他坦言自己已經徒勞地等待多年，希望有人站出來寫一本這樣的回憶錄，真實地見證這一個時代。但最后，困擾于老一輩的集體失聲，而年輕一代對過去又漸漸忽視，季羨林終于決定親自拾起筆來寫這本書?！?/p>

1960年代中期，季羨林像其他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并未意識到這場社會運動此后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他出生于山東臨清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憑著自身的勤奮和獎學金資助，在民國時期接受了全面、扎實的國際性教育。1935年，隨著清華大學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議的簽訂，他順利考取并遠赴德國求學，學習梵語和其他語言，開啟了東方語言文化研究的生涯。拿到博士學位后，他回國到著名的北京大學任教，很快升為東方語言學系主任?！耙驗閷Ω嗟氖Y介石政權深惡痛絕，他一直與自己毫無興趣的政治領域保持距離。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季羨林才像當時其他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看到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更加公正的社會將誕生的希望。”

在新的社會環境里，季羨林潛心學術研究，但這樣做“一個政治上的逍遙派”在當時漸漸成為一種奢望。在對狂熱的一切感到困惑時，他盡量一言不發，十分低調地隱藏在人群中。然而，由于對北大校園中的紅衛兵頭目聶元梓的痛恨，季羨林在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時期，加入了反對聶元梓的陣營，很快招來麻煩：“他們在一個深夜突襲季老的家，砸爛家具，翻箱倒柜，不可避免地找出一些證據，指稱他是一個隱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后，他開始了勞動改造，頻繁地參加批斗會，“坦誠地責備自己沒有足夠的愛國熱情和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他躲避政治、把政治視為腐朽的游戲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高尚而神圣。反省之后，他才通過群眾的集體考驗，被作為‘人民’的一員而接受?！?/p>

重讀這本回憶錄，也讓査建英心中的疑云再次浮現：“我們究竟能為某種奇怪的、沉重的現象提供多少合理性呢？在當今，我們真的能夠克服種種不便，比如資料的有限、歷史記憶的模糊，來針對歷史進行一場真誠而有意義、有啟發性的對話嗎？”

季羨林用親筆記錄留給我們的，是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對于歷史的深深思索，以及用詼諧幽默語調傳達出的一個苦澀而無奈的笑。

季羨林先生于2009年去世。在他逝世兩年后，北京大學校友、也是季羨林的舊友張曼菱女士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他們的友誼。她在文章中回憶，有一次去301醫院看望季羨林先生，他突然提及《浮生六記》，說：“那一部是貴在心靈之自由的記錄，寫布衣寒窗的風月往事。”而在先生心中，所謂的“浮生”，“不只是說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著生命不系于任何龐然重物。生命處于自在自為的狀態。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卻昭示了生命本質上的尊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