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死于成吉思汗的戰爭和征服行動？基于各種原因，這是一個特別難以回答的問題。古代和中世紀的編年史家們經常在歷史記載中成倍地夸大數字，有時這些數字甚至會翻十倍，所以我們必須在他們記載的數字上打個折扣；反之，現代的歷史學家幾乎都秉持著一種與前人截然相反的傾向，即“縮小規模”以表明他們在學術上的懷疑態度。只有當我們掌握了準確的人口統計數字時才能估計死亡人數，但中世紀的人口普查數字并不可靠。最終，計算戰爭的損失成了一個令人進退維谷的雷區，學者們常常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死亡人數都無法達成一致。

《成吉思汗：征戰、帝國及其遺產》，[英] 弗蘭克· 麥克林著，周楊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7月

計算蒙古對外擴張時造成的人口損失，起點顯而易見應該始于蒙古對金朝發動的長達23年的戰爭，畢竟這是成吉思汗所經歷的最為艱難的戰事，不僅耗時最長而且從死亡人數上來看也是最為慘烈的。那么金朝的人口在1211年以及成吉思汗的繼任者窩闊臺的凱旋之年1234年分別是多少呢？根據耶律楚材1236年在中原檢籍統計的數據，中原有戶173萬、口850萬，而前一次（1207—1208年）金朝進行的檢籍顯示，中原有戶7684438、口45816079。而再往前，于1195年進行的檢籍則記錄有口58834711。

這表明了人口的減少是災難性的，然而這兩組數字之間的巨大差異也提醒我們這里面存在一些嚴重的謬誤。目前已經提出的解釋可謂五花八門，而且它們很可能都是有根有據的。許多逃避檢籍的人躲進了森林或深山；蒙古人自己帶走了數萬名手藝人；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許多人移居到了東南亞，或至少逃往了南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在有些地區，許多人因為成了蒙古諸王的奴仆而被隱匿，這就導致他們不存在于人口記錄之中。考慮到嬰兒較高的死亡率，大多數兒童都無法活至成人，因而兒童也被排除在了檢籍之外。但最重要的解釋還是官僚的腐敗和無能。官員們討厭周期性的檢籍帶來的煩瑣工作，所以他們只是猜測或編造了數字。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為了避免招來更高的稅收額度而故意選擇了少報。在評估中古時期中國的人口時需要考慮許多變量，以至于任何結論都必然是主觀的。

這個問題并沒有在蒙古的時代終結。一位杰出的漢學家總結到，根據其采用的模型，1600年中國的人口可以是6600萬、1.5億或者是2.3億。在1279年蒙古滅宋之后，針對中國的總人口，一項“有所依憑的猜測”為該數字應在1.1億至1.5億之間，其中曾經南宋的人口可能為8000萬至1億，他們以占城稻為食。

成吉思汗征戰雕塑

雖然在過去的研究中夸大了蒙古入侵所導致的華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但這個數字依然是相當可觀的。那么它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嗎？就這一點，相關的研究者們眾說紛紜。有些人評估了從1206—1368年蒙古在遠東稱霸時期的死亡人數。其他一些人將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帖木兒發動的戰爭中的死難者都混為一談。在缺乏科學的人口統計學幫助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根據中國其他時期嚴重的軍事災難的死亡人數進行推斷，這些災難同蒙古人入侵所造成的破壞很相似，但同時需要記住的是，在這些沖突中的死亡人數也是存在爭議的。公認與蒙古在1211—1234年對金朝的戰爭規模類似的是755—763年唐朝的安祿山叛亂以及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據說安史之亂死了3600萬人，盡管漢學家認為這個數據很不合理。普遍為世人接受的死難人數是2600萬，即使出于謹慎和懷疑的理由而將這個數字減半，此次持續七年的戰事依然造成了1300萬這樣龐大的死難人數。至于太平天國運動，宣稱的死亡人數多到了不可思議的1億，然而還是那樣，沒有一位著名的學者能夠接受低于2400萬的死亡人數，而且這個數字還被認為是保守估計的最小值。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和存續的13年里，死亡人數是2000萬—3000萬，而在安史之亂的七年時間中喪生了2600萬人，這些數據都足以成為探究蒙古和金朝之間23年戰爭中所造成的傷亡人數虛實的佐證。

簡而言之，發生于中國境內的持久戰爭總是造成巨大的傷亡。此外，還有一些自然災害也需要考慮進來，這是13世紀的編年史家不太可能詳細探討的內容。作為成吉思汗的統帥們與金朝之間多次交戰地點的黃河，它在1887年和1938年爆發了可怕的洪水，分別奪走了一兩百萬和50萬—70萬的生命。另外在1931年，中國因洪水喪生的人也有250萬—370萬。即使在現代戰爭中，也有許多情況下的傷亡并沒有被列入官方的統計數據中。近來的一種觀點是，日本人在1941—1945年殺害了3000萬菲律賓人、馬來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和緬甸人，如果事實如此，那么這將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1億，而目前這一個數字至少也有7500萬—8200萬。即便是被認為更加文明的歐洲，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中，德意志的人口也從2100萬減少到了1300萬，死亡人數為1150萬（出生率部分彌補了過高的死亡率）。在1885—1908年，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治下的剛果至少有1000萬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數可能高達2200萬。（以及需要注意的是，戰爭期間的新生兒常常沒有出生記錄，因為他們可能無法存活，而且在中世紀，兒童的死亡率本就非常高。）

所有這些都間接地證明了1211—1234年中原的死亡人數達到了駭人聽聞的3000萬，這個數據已得到了廣泛的認可，3000萬人口可能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7.5%。除了在中原有大概3000萬人死亡之外，我們還可以算上1220—1222年蒙古入侵花剌子模時的750萬死難者以及1222—1223年和1237—1242年蒙古入侵歐洲時的犧牲者。就花剌子模而言，我們陷入了困境，因為沒有任何關于中世紀伊朗人口的可靠資料。我們有的只是后來的編年史家和14世紀早期的偉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報道。盡管編年史家們顯然在每一個數字上都加了一個零，這把傷亡的人數擴大了十倍，但還是有一些作者準備接受這些荒唐的死亡人數，包括在馬魯（130萬）的、哈烈（160萬）的和尼沙布爾（175萬）的。這些作者聲稱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殺害了1500萬人（這可能比整個人口的三倍還多），而伊朗直到20世紀中葉才恢復到蒙古人到來之前的人口數量。

從所有關于這場戰爭傷亡情況的最優秀的研究來看，更有可能的是，盡管損失巨大，但損失并沒有達到如此高的水平。伊朗的人口可能從500萬下降到了350萬，阿富汗的人口可能從250萬下降到了175萬。如果我們也不理會編年史家關于俄羅斯的人口減少了一半這樣夸張的說法，更明智的估計是俄羅斯的人口從750萬下降到了700萬。這樣一來，俄羅斯和東歐因蒙古人造成的死亡人數接近百萬。如果我們把俄羅斯、東歐、花剌子模帝國的人口損失與中國境內以及成吉思汗其他小規模戰爭造成的損失相疊加，那么最終會得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總數——3750萬。

造成如此巨大損失的原因部分在于蒙古“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的政策，以及當地民眾的頑固抵抗，后者被本國統治者的宣傳所騙而且他們完全不了解自身的處境。成吉思汗的兇殘程度被伊斯蘭的歷史學家夸大了，他們把蒙古人視為“大魔頭”而對己方的殘暴和屠殺視而不見，這在看待札蘭丁時尤甚。當蒙古人編造有關他們野蠻行徑的夸張故事，以期不費一兵一卒而單純用恐懼嚇退敵人的時候，這種曲解進一步地加深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成吉思汗擁有盲目的或者心理變態的殘忍行為，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出于唯一一個目的。而且這個目的并非如從前的游牧民族一樣野蠻、盲目、單純地為了掠奪而征戰，成吉思汗懷抱這樣一個目的：以至高天神騰格里之名征服全世界并建立一個帝國，在其中蒙古人可以吸納貢品，在保有成吉思汗珍視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享受著勝利的果實。

成吉思汗

既然在成吉思汗看來，他作為世界的征服者的角色是不證自明的，那么他就沒有必要激起被征服者的仇恨，也沒有必要說他的敵人是次等人。令人欽佩的是，他既沒有種族偏見也對宗教表示了寬容。當時對他的許多攻擊要么是為了利用宣傳手段鼓勵當地人抵抗這些入侵者，要么是用情緒上的亢奮來應對戰敗帶來的悲痛創傷，抑或只是無知地試圖解釋這個來自東方的令人費解的現象。

在某種程度上，蒙古人應該為自己這些負面的評價負有責任，畢竟他們因屢屢食言而臭名昭著。他們會贊同霍布斯的格言“沒有劍的盟約只是一紙空文”，而成吉思汗用一句話為他們背棄盟約的行為進行了諷刺意味十足的注解：“用語言殺死的獵物不能捆上馬背。用文字屠宰的獵物無法剝去皮囊。那些號稱每一名蒙古人在身處花剌子模的五年時間內都殺死了100人的故事口耳相傳，盡管從理論上來看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能達成的目標。然而，這個故事荒誕地講述：這5萬名蒙古人每人每天要處死24個人。一位現代評論家對此評論道：誰將在受害者等待處決的時候維持秩序？執行如此艱巨的任務時，刀劍怎么能始終保持鋒利呢？堆積如山的尸體和財物會被安放在哪里？行刑者是否會輪班并通宵工作？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他們又是否會向行刑者和受害者提供飲食？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蒙古人在當地征召的新兵往往比蒙古人自己更熱衷于屠殺，在1258年圍攻巴格達時，格魯吉亞人的行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重要的不是以21世紀的標準來評判成吉思汗，而是要結合13世紀普遍的行為來看待他。成吉思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殺戮者，但在本質上他們并無區別。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1127年金人在開封殘殺宋人；1209年十字軍在貝濟耶和卡爾卡松屠殺同為基督徒的阿爾比派；1296年愛德華一世在貝里克屠殺8000名蘇格蘭人；1303年阿拉烏德丁·卡爾吉的部隊在奇陶爾加爾殺害了3萬名印度教徒；1014年拜占庭殘暴地將保加利亞戰俘刺瞎；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在安條克和耶路撒冷的所作所為；等等。最明智的做法是接受一位俄國著名歷史學家的判斷：“同以往的及其之后的開國之君相比，成吉思汗并沒有更殘酷也沒有更仁慈。道德判斷無助于理解他的價值。”

（本文節選自弗蘭克· 麥克林著，周楊譯，《成吉思汗：征戰、帝國及其遺產》，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