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想去海外冒險的美國人，更多的是選擇歐洲的巴黎。但是，海倫卻選擇了中國，這是為何呢？海倫到中國的意圖是什么？是海倫的童年經歷和她的父輩朋友的影響，促進了她的中國之行。海倫是一個非常懷舊的、家族意識非常濃厚的女孩，這種觀念讓她在同齡人中顯得與眾不同。

海倫說：“我知道，我必須到國外去，在那兒待一段，大約一年時間。否則，我就永遠成不了大作家，但是，我沒有隨波逐流，涌向巴黎。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我總是認同我的祖先，他們是清教徒，1635年就來到了馬薩諸塞州。”海倫先祖的清教徒冒險精神激勵著她前往東方的“白銀帝國”——中國，一探究竟。從經濟上講，海倫來中國更劃算，因為當時中國還實行銀本位，與美元的兌換率更高。

1929年，隨著華爾街的破產，美國金價徒漲，銀價貶值，美國采銀業受到打擊。由于有利的兌換率，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僑民，只要有很少的錢就可以生活得像貴族。而海倫之前擔任過猶他州參議員、LDS教會領袖司穆德參與領導的美國礦業公會的助理秘書，這一高薪職位，為她來華旅行積累了寬裕的經費。

司穆德一向熱衷中美貿易，在他的推薦下，海倫通過美國外交人員考試之后，擔任上海美國領事館的辦事員。此外，海倫還肩負一個秘密使命，就是為司穆德領導的美國“白銀說客團”撰寫報告，為司穆德的白銀貨幣本位議案提供證據，即說明用白銀代替黃金，是有利的。

當時，中國貨幣仍然實行銀本位，而且白銀的購買力非常高。比如，一個小康之家，一天的生活費只需要一塊銅元，而一塊銀元大約值160塊銅元。如果省著用，一塊銀元大約抵得上半年的生活費。在司穆德為首的“白銀說客團”的影響下，美國國會提高了白銀的收購價格。于是，在1930年代前期，中國大量白銀被運往美國紐約“套利”。由于美國對白銀的大量需求，銀價的上漲至少可以獲利10%。在這次淘銀熱中，根據1934年的貨幣價格，每天大約有100萬美元的白銀流出上海。而海倫斯諾來華的秘密使命，就與司穆德白銀集團的此項“白銀套利”有關。

海倫繼承了她母親善于交際的天賦。當她在西雅圖啟航時，還順帶找到一份兼職。那時，西雅圖的美國郵輪公司的太平洋航運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缺乏游客而瀕臨破產。為此，著名的斯克利普斯報業聯合會駐西雅圖分會聘請海倫作為遠東通訊員，請其寫文章鼓吹東方旅游業的前景如何美好，以拯救已經死去的美國西雅圖郵輪業。

1931年8月，美國“林肯總統”號客輪輕快地駛入黃浦江，甲板上有21個年輕的美國人急切地向前探著身子，欲一睹向往已久的上海外灘碼頭的風采。在這些人中間，只有兩位青年女子，其中一個是23歲的海倫，一個是帕特·墨菲，她的丈夫是海軍上尉，此刻正在長江巡邏艦上執行任務。

海倫穿著白色的西裝短褲，頭戴遮陽紗巾，手拿相機，不停地對著外灘拍照。旁邊還站著兩位獻殷勤的男士，其中一位是來自安那波利斯的海軍上尉，他幫海倫提著高爾夫球拍；另一位是弗吉尼亞的小伙子，看上去很高傲的樣子，手中拎著海倫的網球拍子。這些旅客基本上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大多數要去菲律賓的馬尼拉，有幾個是英美煙公司的新雇員。他們都是第一次到中國，對中國茫然無知。唯一的中國通就是海倫。

來華之前，海倫做足了功課。她特意閱讀了剛剛出版的著名作家賽珍珠的《大地》，在家里時還讀過著名中國通J.B.鮑威爾的《臨城劫車案報告》，敘述他在1923年在山東臨城被土匪頭子孫美瑤綁架的故事。此時的黃浦江上，英國、日本和美國的軍艦、商船自由馳騁，橫行霸道。“林肯總統”號靠岸時，一群洋車夫為爭奪拉客生意，爭吵起來，動起了手腳。前來迎接的美國郵輪公司的代理人已經站在那里等待多時了，他對海倫一行人說：“現在中國人不敢傷害外國人”，“看上去似乎很危險，別管他們”。

從外灘碼頭到理查飯店，只需要穿過外白渡橋，步行十多分鐘，就到了。但是，美國郵輪公司代理人講究排場，他雇傭了20多輛洋車，將海倫一行送到理查飯店大門口。這家位于外白渡橋畔、黃浦江拐彎處的理查飯店是由某個美國船長出資建造，一度是東方最漂亮的旅館，它的對面是俄國駐滬領事館。這時的上海灘大約有3808名美國人，他們拿著用美元支付的工資，而一美元可以兌換中國銀元四到五塊。

當他們的美國同胞在國內飽受經濟危機的折磨時，海倫和她的美國旅伴此刻卻能在中國享受著王子般的生活。海倫說：“在理查飯店的大廳里，我們沒有等候就登記完了。每人有一個穿著白上衣、滿臉堆笑的侍者做向導，帶我們進入房間。從碼頭到旅社簡單的洋車旅行，已經把我們從普通人升格成了達官貴人。在一個苦力價格低廉的異鄉，我們的額頭上印有美元的標記。”

年輕漂亮的海倫來到上海之后，簡直成為上海外國男人中的“女皇”，整天有許多未婚的美國高富帥男士圍著她轉來轉去。那時的上海灘，外國人男女比例是10:1左右，即使姿色平平的女孩也能成為“一天的女皇”，更不用說年輕漂亮、氣質超群的海倫了。海倫居然還沒有結婚，這個爆炸性消息在上海的美國單身男子中間傳開了。很快，有六位有錢有勢的美國男子決定追求海倫，他們找各種借口約見美國駐滬總領事柯寧漢，為的是“順帶”邀請海倫。

在美國領事館工作不久，海倫就從普通辦事員升格為總領事柯寧漢的私人秘書兼社交秘書。海倫在美國領事館的升遷是“直升機式”的，其背后的助力顯然是LDS教會的領袖、美國國會參議院的元老司慕德的推薦信發揮了作用。海倫自己就說：“我來上海時帶的不是社交短箋，是給老中國通的命令，請他們照顧一個到帝國前沿陣地來考察的年輕的美國人。柯寧漢和他的對手密勒和鮑威爾都是這樣理解這些介紹信的。”

這一職位薪水非常高，如果將美元再換算成中國銀元的購買力，那簡直就是“天文數字”。而上海美國總領事柯寧漢此時還是上海的外國領事團中的“首席領事”，外號“上海的沙皇”。作為“上海沙皇”的私人秘書，海倫也成為中外社交界炙手可熱的焦點人物。美國總領事柯寧漢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家伙，他已經在上海生活多年，自五四運動時就一直在擔任上海總領事。在他的帶領下，1926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同意在中國外灘建造一幢新的美國駐滬領事館大樓，以顯示“美國在上海的永久利益”。

她的權力非常大，諸如美國總領事和上海美國僑民團體的社會活動都歸她管。為了顯示美國領事館的“尊貴地位”，海倫往往會故意延遲與來訪的各界來客的會面時間。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是為“一二八事變”。這天晚上，美國駐滬著名記者亞朋德已經提前獲得日本將進攻上海的消息，他特意打電話給海倫的領導美國駐滬領事柯寧漢。但是，柯寧漢在電話里說：“你肯定錯了。日本總領事半小時前親自來拜訪，向我保證說，中國接受了日本書面要求后，整個危機就結束了。閘北沒有陷入混亂，既沒有暴動，也沒有搶劫。”

1月28日晚，當上海外灘的海關大樓鐘聲敲響11下之后，整個城市陷入一片死寂。晚上11點5分整，城市里響起了槍聲，很快，機關槍開始突突作響了。日本人派出海軍陸戰隊跨過公共租界邊界，進入閘北。當時駐守閘北的是十九路軍。次日早晨，日本開始轟炸閘北。剛來不久的海倫冒著戰火，采訪了上海市長吳鐵城，以及十九路軍長軍蔡廷鍇將軍。在戰爭期間，海倫穿著外國記者常用的防水短上衣，腳登皮靴，在槍林彈雨中四處拍照，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戰爭照片。

對于日本轟炸上海閘北，整個西方文明世界都無比震撼。國際主流媒體發布社論，抨擊此事。尤其是英美等國媒體更是強烈譴責。日本轟炸上海期間，海倫給家里寫了一封信，記載了她的戰爭見聞：“昨天，我到了戰場。埃德加·斯諾帶我到上海北站，那里發生了很大的傷亡。在人行道上躺著一個用白布蓋著的中國人——戰爭的第一個犧牲者，一名中國號兵”。

1932年國慶，海倫當上了“美國僑民委員會”秘書，她在上海的社交活動達到了巔峰時刻。海倫在上海灘擔任美國領事館的社交秘書時，正是美國人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時代。自1927年蔣介石成為南京國民政府領袖之后，中美關系向友好方向發展。與英國人相比，美國人在中國更受歡迎。以胡適為代表的“華美協進社”此時正致力于中美文化的友好溝通。曾擔任華美協進社主席的孟治（Paul Chih Meng）說：“今天，美國被中國人民看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作為美國駐滬領事館的社交秘書，海倫成為溝通中國友誼的當然使者。

在正式場合，海倫通常穿戴一件正式的禮服，這套禮服是一件粉紅色的長裙，有一個寬領和黑色絲絨腰帶，穿的時候戴一頂寬檐的平頂草帽，旁邊垂下一條黑色絲絨的細長帶子。有許多宴會場合，海倫用一只手提著長裙，操辦著各種事情，這時她總能感覺到有一雙充滿憂思的迷離的眼神望著自己。這雙迷人的眼神是埃德加·斯諾投過來的，他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美國《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是《密勒氏評論報》老板鮑威爾的“干兒子”，兩人都是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校友。自1927年斯諾離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來上海后，鮑威爾夫婦就把斯諾當做自己的養子看待。鮑威爾40歲左右，是一個夜貓子，戴一副眼鏡，看上去像一個貓頭鷹。他和斯諾都是著名的親華人士。

對于懷揣作家夢的海倫來說，著名記者斯諾是她崇拜的偶像。故而，海倫剛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和斯諾見面了。兩人初次見面的地方是在上海外灘的“沙利文”店，這家店是上海唯一出售冰激凌的地方。而充當“紅娘”的則是上海美國副領事，這個副領事瘦高個，為人友好，也是一個單身漢。他當時也想追求海倫，當海倫提出要見斯諾時，副領事很不情愿地撥通了斯諾的電話。但是他有意讓這次約會泡湯，故而他在電話中對斯諾說：“你是斯諾嗎？這里有一位福斯特（海倫的姓）小姐要見你。今天才從西雅圖來的。……胖？是，胖，50歲上下，保養得很好……” 副領事與斯諾的通話，被一旁的海倫都聽見了。盡管副領事在電話里反復強調海倫很“胖”，很“老”，斯諾還是答應見一下海倫。約會的地方就是外灘附近的沙利文店。

電話掛掉之后，副領事吃醋了，他開始說斯諾的壞話了。他說：“斯諾寫了一篇批評上海美國人的文章，誰也不喜歡他”。又說：“我還沒有結婚，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話”。在沙利文店，海倫抬到看見一個“消瘦的、長得勻稱的、穿白上衣的人進來了”，這人“臉色蒼白，雀斑也現出來了”。在向導的介紹下，海倫知道來人就是斯諾，她非常失望。此前，她想象中的斯諾應該是一個勇敢的、強壯的，健康的世界旅行家。現在看到的卻是一個面帶病容的人。

不得不承認，斯諾是一個戀愛高手，他對于自己喜歡的女孩子總是表現出一種特有的傲慢。他說：“你讓我想起了我鄰居家的姑娘。我已經忘記了像你這樣的那個姑娘長得什么樣子了。我沒見到什么金剛鉆，什么50歲肥胖的闊太太。”當時的美國青年男女之間的打情罵俏，是彼此打趣，這是一種猜謎活動，總是調皮地讓對方摸不透。與其他急乎乎的美國單身男子不同，斯諾談吐自然親切，舉止文雅，這一點打動了海倫的芳心。之后，沙利文成為兩人經常約會的地方，在這里他們見到了宋慶齡，成了朋友。沙利文是上海美國僑民寄托鄉愁的地方，當你品嘗著那清潔的冰甜的冰激凌味道時，美麗的鄉愁就在心中融化了。

為了更好地接近海倫，斯諾聘用海倫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駐外記者，而且直接歸他領導。當海倫告訴他，要計劃寫一本書，而且“25歲之前不結婚”時，斯諾沒有反駁，而是順著說：“我也有同樣的想法，我現在正在寫我的第一本書。”但是，1932年9月21日，海倫25歲生日那天，斯諾開始了正式的求婚行動。

這天，斯諾早早地帶著梔子花來了。兩人照常去沙利文喝茶，紀念一年前的首次相逢。吃著冰激凌的時候，斯諾羞澀地說：“你已經過了第25個人生的里程碑”，同時將一個銀戒指送給海倫。海倫說：“先放在我錢包里吧，寫書是優先的”。斯諾說：“從一年以前，我們坐在這張桌子的頭一分鐘起，我就知道了。這不是真正的陰陽，是八卦命。你不覺得我們的婚事不但是在天堂做成的，而且是在中國天堂做成的”。談到婚事，海倫提議等她來年的生日時再算命決定吧。

斯諾等不及了，他拉起海倫的手，兩人乘車去了靜安寺。廟門口有一個老和尚，滿臉皺紋，還有一個長著毛的痣。斯諾提議請老和尚算命。老和尚匆忙拿起竹筒，請他們抽簽。隨行的司機用洋涇浜英語翻譯說：“兩人命理很合，老好，有福氣，應該立即結婚”。其實，司機早已被斯諾給買通了，他說的話哪里是老和尚的話呢，都是斯諾事先編好的臺詞。斯諾說：“天意，現在你不能再拒絕了吧”。一旁的司機也咧開大嘴，會意地笑了起來。就這樣，海倫被斯諾征服了。

在去東京結婚之前，宋慶齡請他們吃了晚餐，并在宋宅遇見了楊栓，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執行委員。1932年的圣誕節正午，斯諾與海倫在日本東京的美國領事館結婚了，證婚人是約翰·阿里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就在他們結婚前不久，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

這一消息傳到日本東京，很多不了解美國政治內情的日本人高興得不得了，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羅斯福當選總統，就會讓對日本不友好的國務卿史汀生從此消逝”。據時任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Grew）的日記記載，當時在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的兩個日本仆人聽到羅斯福當選總統的消息，高興得歡天喜地，說：“史汀生就要下臺了”。其實，這是日本人的一廂情愿。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美國人是堅決抵制的，毫無同情日本的傾向。此刻，正在日本東京度蜜月的斯諾夫婦就是美國人反日情緒的代表。

在當時的來華外國人中間，作為著名的《密勒氏評論報》大牌記者，斯諾是出了名的，而他的親華立場也是出了名的。準確的說，斯諾的親華立場主要表現在他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同情上。而海倫與一個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記者結婚，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因為在那時的來華外僑中間，斯諾其實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曾經有一個非常有權勢的外國僑民用近乎嚇唬的口吻對海倫說：“別跟斯諾和鮑威爾來往，他們是親中國的”。

對于此種“偏見”，海倫不以為然，她說：“我不愿被任何像‘親中國的’這樣聽起來可怕的東西傳染，……我一直是有獨立的學術思想，有我自己的學術見解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與一個同情中國革命的斯諾結婚，海倫也漸漸地走上支持中國革命的道路。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明德史館”：LightOfHistory_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