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觀念中，16到19世紀的東亞是一個封閉保守的世界。中國“閉關”，日本“鎖國”，朝鮮則是“隱士之國”。這些修辭，其實源自近代歐洲，是為殖民擴張提供理論支持。后來借由堅船利炮和資本滲透，它們也成了東亞人在歐洲中心主義陰影下，認知自身的某種方法和“共識”。雖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反思、質疑這一判斷，但要改變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并不容易。

2013年，中國領導人換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人》雜志發表封面故事，重彈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的論調。文章開頭，以歷史教訓現實：“1793年，英使馬嘎爾尼到訪中國皇廷，希望開設使館……當時清國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把他打發走了……英國人1830年代回來了，用槍炮強行打開貿易，中國的改革努力以崩潰、恥辱和毛主義告終。”

這種“你封閉所以該打”的邏輯，不但在文字上粗淺直白，視覺表達更是直接。封面圖片戲擬乾隆帝的朝服肖像，配上 “Let’s Party like it’s1793” （“讓我們穿越到1793年狂歡”）的題語。提示著今日中國和那個“保守落后”、拒絕“先進文明”時代的關聯。

暫不評論《經濟學人》的歷史邏輯，先來看看圖像——乾隆一生中有不少這樣的“標準照”，其格局、姿態、服飾大同小異。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大概是下面這張青年時代的畫像。那么，問題來了，設計封面的編輯是否知道肖像背后的故事呢？

給青年乾隆畫像的這個人，不是中國畫師，而是歐洲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作為清廷御用畫師，他歷經康雍乾三朝，尤其受乾隆帝的寵信。在今天，郎世寧以畫名于世。他的作品糅合了歐洲和中國傳統繪畫的特點，許多畫面既可見焦點透視、明暗光影，又突出骨法用筆、氣韻生動。在題材上也大大突破。整體而言，他的繪畫更靠近東方、特別是宮廷繪畫傳統。但他的作品又明顯區別于典型的院體畫或者文人畫，展現出一種外來的、迥異于前人的新鮮視角、表現方式和題材范圍，把中國宮廷繪畫推向一個全新的面相。

雖然郎世寧最重要的貢獻是在藝術，但認識郎世寧，不能只從藝術家的角度。他同時是一位大清的臣子，和一位天主教耶穌會士。

郎世寧168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蘭，很小就進入當地著名的藝術家作坊學畫。19歲時，他被召入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后受教團派遣以畫師身份前往中國。在葡萄牙停留數年后，他于1715年抵達澳門，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從1715年來華，到1766年去世，郎世寧服務清廷半個世紀，備受重用。他一生受命創作了大量專供皇族欣賞的花鳥、走獸、山水、園林、人物（包括肖像畫），主持設計了圓明園西洋建筑群，還負責以圖像記錄皇家生活（比如狩獵）以及軍事征伐（如平定西域）。一般御用畫師并不授以官銜，但乾隆帝格外喜愛郎世寧，曾授予他正三品的內務府奉宸苑卿一職。

郎世寧在清廷的成功，并不完全取決于他高超的藝術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藝術技巧，展現了皇廷的審美趣味。和他同時代的中西畫師，誰都沒有像他那樣得到那么多的榮譽和那么高的地位。他的畫不算是美術史上最杰出的，但絕對是最能反映清朝盛期幾位皇帝品味與氣度的，其畫風在50年里亦經歷了明顯的變化過程。換句話說，那種融合了東西方兩種不同繪畫傳統、以東方風格為主又兼具歐畫視角的展現方式，以及前無古人的豐富主題，與其說是郎世寧作為藝術家個人的選擇，不如說是作為藝術贊助人的清朝皇帝所鼓勵的選擇。

在他1766年去世時，乾隆下旨恩恤，追授侍郎銜，并用“勤慎”二字評價他。“勤”是他數十年筆耕不輟的描述，“慎”則是對這位修士品行的嘉許。當時中國已禁天主教多年，“慎”字恐怕是在肯定他能恰當處理信仰、政治和職業之間的關系。

談到在華耶穌會士，一般人印象中，他們的最主要任務是傳教，目的是把中國變成天主教國家。也因此，在特殊年代，他們的行為甚至被理解為是文化侵略而非文化交流。但是，并非所有耶穌會士都有傳教使命。在耶穌會內部等級中，郎世寧始終只是位階較低的Brother Coadjutor（相當于世俗修士），遠不是可以正式傳教的神父（Father）。當郎世寧被授予官職，很多同伴都認為這是為天主教說好話的好機會，但他并不以為然，因為他很清楚，自己在耶穌會中的任務僅為畫師，并無傳教之職。當然，耶穌會以才藝為手段，最終仍希望中國皇帝能夠接受天主教，這沒有問題。但在以教士為媒介的東西方交流過程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宗教；今天看來最成功的部分，也不是宗教。

這并不妨礙耶穌會對作為教士的郎世寧正面評價：教團對他的紀念文中，不忘提及他因其畫藝和“圣潔的生活和道德”而同時受到“虔敬的教徒與優秀藝術家”的敬仰。同時，由于他的“勤慎”，清廷雖然禁教，卻仍然通過他，吸納了來自歐洲的其他文化元素。

郎世寧的創作的確為中國視覺藝術開創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但這種格局的形成，不僅在于他本人的勤奮探索，更在于時代和環境對此格局的需求。因此他的作品，背后體現的不僅是美學，更是政治——包括清朝的國內政治，以及清作為天下帝國的外部定位。

郎世寧不是唯一一個服務于中國朝廷的歐洲人，他是眾多受教會派遣而來的教士之一。和郎世寧一樣，這些人中，許多并不負傳教之責，而是以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測繪師等身份供職于朝廷。從明末到清朝近200年，歐洲天主教會中僅耶穌會一個教團，就先后有470多人在中國服務。

在17、18世紀，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歐洲教士，在清中央政府中扮演眾多重要角色。他們被委以官職，在欽天監、內務府等重要部門工作。他們負責制定歷法、測量土地、繪制地圖、設計武器，在和俄羅斯的邊界談判中還擔任外交官的角色。在一個以農業為本、極重武備的帝國，主動——而不是像鴉片戰爭后被迫——把如此重要的部門、職責，委任給信仰相異、文化不同的“外國人”，不要說同時代的歐洲，在今天也難以想象。

也就是說，《經濟學人》所戲擬的乾隆畫像背后，折射的恰恰不是當時清朝政權的“封閉”和“保守”，而毋寧是它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和“包容”。當然，這個說法其實并不嚴謹：無論“封閉”還是“開放”，都是晚近才創造的意識形態話語，和歷史真相以及人在特定條件下的選擇，并不真的那么相關。

耶穌會士在東亞的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獨特的視角，來了解16到18世紀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思想交往。這個時間段，通常被稱為“早期現代”。正是在這個時期，西歐和東亞出現了“大分流”：西歐強勢崛起，東亞相對衰落。也是在此期間，兩者第一次系統地相互了解——以往交流當然早就存在，但是直到耶穌會士西來，雙方系統認知的平臺才搭建起來，他們在歐亞兩地都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文化交流的平臺，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坍塌了，歐亞交往出現嚴重倒退。那么，這一坍塌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用一句“東亞封閉保守的傳統”就能解釋？簡要梳理一下早期耶穌會在東亞的命運，也許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東亞的現代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