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在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況要摸清，搞清楚現狀是什么，深入調查研究，搞好基礎數據測算，善于解剖麻雀，把實際情況摸準摸透，胸中有數，有的放矢。”這一段話不長，一共八句話。但在我們看來，卻每兩句話都包含了一層意思，一共四層。可以說是層層遞進，為我們理解今后的數據建設工作點明了方向。

按照我們的理解，前兩句開門見山地指出了數據工作的目的和意義。在供給側改革這場“戰役”展開之前，總書記一共強調了要做好五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個方面，就是調查研究和數據建設。這并不是說后面的四點工作的重要性更低。從“兵馬未到、糧草先行”的角度來說，這基礎數據，就是打贏供給側改革攻擊戰的“糧草”，而調查研究，則是獲取這些“糧草”的途徑和手段。可以想見，在總書記的號召下，調查研究工作會獲得更為強勁的動力和支持。

但是，如何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卻既是一項政治功課，更是一項科學事業。總書記說要摸清情況、搞清現狀，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說明，雖然現狀統計和數據工作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但我們對供給側方方面面的情況的了解，還不能滿足中央的要求。后面的六句話因而更為關鍵。

第三四句是說要做好調查研究，搞好基礎數據測量和采集。為了獲取“基礎數據”，除了抽樣調查，還要提高政府部門的“基礎數據”的質量，為大數據分析提供基礎。而現狀恰恰無論是宏觀基礎數據，還是微觀基礎數據，都存在著諸多的問題：(1)客觀上的困難是存在的，這需要更先進的技術手段。比如，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極大激發了投資和創業活力，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登記數量和資本規模快速增長。但工商部門難以掌握企業資本金和用工情況變化，“兩虛一逃”的情況無法監測。實行年報制度之后，一些活動異常的企業以及“一元錢公司”更加難以監管，對就業形勢的判斷也更加困難。這就需要加強數據采取頻率，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彌補監管短板。在這方面，政府部門應該加強與市場專業數據公司、科研機構的合作與購買服務，這些機構的各種“數據培訓班”也應該吸收政府部門的參加。

(2)長期飽受詬病的數據造假問題，這就需要政治手段來解決。數據造假的危害性不言自明，不僅短期抑制老百姓對官方統計數據的信任，而且長期不利于政府部門公信力提升。要消解數據造假問題，除了在根本上改變各級政府的評價和激勵機制，還要在源頭上對基礎數據收集的規范化和透明化。最近東北經濟“斷崖式”下降引發各方關注，但某種意義上，我們需要為當地政府敢于亮出“家底”、不怕“丟臉”叫好。

（3）我們最想強調的，就是目前數據管理和使用體制上的部門障礙。除了信息不透明、不公開這個頑疾之外，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條塊”分割，恐怕都停留在“原始階段”。事實上，國務院做過多次號召。比如，明確提出“在促進就業創業工作中要做到密切跟蹤一線情況，完善調查統計，充分利用大數據”。一些部門也充分利用了他們的獨特優勢，開始承擔起責任。比如，工商系統擁有當前最為完整的個體私營經濟市場主體的名錄，為大數據分析和科學的抽樣調查奠定了基礎。當前正在推行的“三證合一”工作，為建立真正統一的企業數據庫和共享的信息平臺提供了可能的技術基礎，從而改變目前在企業數據方面“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頑疾。工商總局已經為建立一個可追蹤的全國性個體私營經濟調查平臺做出了有益的嘗試。但未來的數據完善和建設工作任重而道遠。應由政府高層部門牽頭，明確要求其他部門也要在企業信息公示系統中公示，將信息公示系統建成真正的信用社會的數據基礎平臺。同時，通過完善統計數據、法人庫的建設等，不斷提高數據質量和數據應用水平。在就業和創業方面，除了建立企業的相關數據之外，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應該在被調查的企業內，同時進行企業雇員的調查，從而形成一套既有企業主和企業信息，也有雇員信息的嵌套數據。目前尚未有一項全國性的調查能夠做到這一點，需要稅務、勞動、公安以及工會等相關部門的支持與合作。

總書記的第五六句是說要“善于解剖麻雀”，在我們看來，就是要做好包括案例研究在內的質性研究。這一點看似最簡單，其實任務也最為艱巨，改變各級官員的觀念也更需要花費時日。我們有“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但面對日益復雜的新形勢和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考察、參觀、座談這樣的調查研究方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需要。“解剖麻雀”的關鍵一躍，是要把它從過去的政治工作色彩，變得更加“社會科學化”，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的規范，充分運用質性研究的最新技術和手段，改造傳統的“個案研究”。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前面的幾點，那就真的可以做到“胸中有數、有的放矢”了。總書記的第七八句其實也是諄諄教誨我們要加強數據的成果利用，提高政策應用性，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優良數據這一“基礎設施”。當然，搞好基礎數據測算，歸根結底離不開專業人才的建設，除了經濟學、統計學等“顯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學科的“不在場”亟待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