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是這片土地上每一個離開了它的人的心結。在浙江省西南陲龍泉市的寶溪鄉，11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師構筑起了一個當代鄉村。澎湃新聞聚焦浙南山村的竹建筑雙年展。在寶溪，我們看到了被激活的鄉村建設的新途徑。

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上，作為與會建筑師，來自德國的安娜?海瑞格在會上的發言著重介紹了在中國浙江省龍泉市寶溪鄉已經進行了近三年的竹建筑雙年展，“為了持續穩定的發展，自然材料的使用至關重要。在我們印象里，‘竹’并不是天然建材的最佳選擇。因此，我們需要像雙年展這樣的試點項目，來證明在當代建筑里，竹的結構性能就如同其外觀與獨特性一樣出色。”

安娜在此雙年展上的作品是設計酒店和青年旅舍，三棟建筑外形的靈感均來源于龍泉青瓷的造型，材質則基本使用了天然建筑材料——當地的土、河底的石和山上的竹來搭建。她的發言讓寶溪鄉完工在即的竹建筑群鏈接到了世界的舞臺，寶溪的名字突然就從山幽澗深中走了出來，從云霧繚繞中清晰起來。

寶溪鄉位于浙江省最南端龍泉市西陲，鄉總面積148平方公里，區域內竹木茂盛、山高澗深，是甌江、錢塘江和閩江的源頭。走進它的歷史深處，龍泉青瓷文化脈絡由此而綿延，11座古龍窯安臥于山巒溪水之間。

要進入寶溪，所必經的盤山公路，崎嶇迂回，令初入此地的城市人發怵。交通的便利往往和當地希冀的“發展”形成一個悖論，即若沒有山高水深的天然屏障，也許隆隆而過的城市化車輪早已無情將此地依水而建的村落與龍窯，化作千人一面的村莊，成為凝結在鋼筋水泥馬賽克上的囿于對城市想象的固化建設形態。

2013年8月，首屆國際竹建筑雙年展在浙江省龍泉市寶溪鄉溪頭村，正式打下第一樁。三年來，策展人葛千濤反復強調的是：“場所精神，鄉土建設”是本屆國際竹建筑雙年展的主題，其理念以建筑藝術的形式，探索未來中國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參加雙年展的建筑師來自美國、中國、哥倫比亞、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斯里蘭卡和越南。其中包括國廣喬治（George Kunihiro，美國）、李曉東（中國）、楊旭（中國）、Simon Velez（哥倫比亞）、Anna Heringer（德國）、馬儒驍（Mauricio Cardenas Laverde，意大利）、隈研吾（KengoKuma，日本）、前田圭介（Keisuke Maeda，日本）、Wise Architecture（韓國）、Madhura Prematilleke（斯里蘭卡）、VO Trong Nghia（越南）。通過11位建筑師的創意，構筑起了一個當代鄉村，以竹為載體的社區，其中有當代青瓷藝術館、竹產品設計及研發中心、陶藝家工作坊、公共陶藝工作坊、水碓(瓷土制作體驗館)、青年旅社、藝術酒店、設計酒店、低能耗示范竹屋和接待中心等共18座單體建筑。

2015年底，竹建筑雙年展的所有作品初具規模，按原定計劃到2016年6月，這些建筑將全部實現最初設置的功能，投入使用。所有的建筑里，幾乎都能頭枕著溪水，放眼望去便是山間繚繞的云霧。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于2013年底和2015年底兩度走訪寶溪，被深山里的藝術傳達所深深震動。

一個念頭的產生

最初與寶溪的相遇，只是2008年，上海春季藝術沙龍創始人之一葛千濤在做陶瓷博覽會時的“副產品”——因為龍泉市擁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龍泉青瓷，龍泉瓷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選的陶瓷類項目，且龍泉所轄的寶溪鄉尚有7座燒制龍泉瓷的龍窯歷經百年還在延續生命，每年幾度以柴薪點燃熊熊爐火，傳承祖先的技藝。所以，當時葛千濤專門帶著陶瓷藝博會的人來此，與時任寶溪鄉黨委書記的周義泉互相留了電話，“那時還沒有想法，整天和葛千濤混在一起，之后每年，葛千濤都會來，但他只是反復提醒說要把衛生搞好。”當下，周義泉已不復擔任寶溪鄉黨委書記，回憶起與老葛的合作，每一個細節還歷歷在目。一旦加入了建筑師楊旭，竹建筑的想法就來了。漫山遍野的毛竹，是當地的特產，也是取之不盡的建筑材料。雙方在此一拍即合。緊接著，亞洲建筑學會主席國廣喬治也參與到策展當中，并帶來了許多國際建筑師。

“寶溪鄉雖然地處偏遠，卻保持相對完整的人文習俗，約定成熟的村規民約，村容村貌的整潔，可以確保項目的可持續性。”葛千濤說。

起源于陶瓷的緣分最終落在了竹之上，兩者都是中國的傳統，一個是技藝，一個雖是植物卻是一種存在于文人筆墨下的精神寄托。

中國鄉村建設的中國平民教育家、學者晏陽初在百余年前就提出，任何社會革新計劃都應有當地人積極參與，否則很難成功，“一項革新計劃，如果沒有本地人的參與，一定是短命的，難以長久，改造工作無能實現。”有了當地人的主動參與，還要發揮專家的作用，為了把科學技術應用到農民的生產，生活方面，晏陽初提出了“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的主張。

周義泉在其中起到了一個非凡的推動力和紐帶作用，時任寶溪鄉黨委書記的他每回到上海，都會找葛千濤和楊旭坐一會兒，聊一聊關于竹建筑的想法，也許沒有周書記的堅持與韌勁，竭盡全力，葛千濤能夠與龍泉市政府談成合作，并把項目落地在寶溪鄉的可能性便渺然許多。沉浸在活色生香千頭萬緒生活里的葛千濤也便錯過這次與寶溪的竹和寶溪的山水相遇的機會。

葛千濤認為，在竹建筑雙年展的項目中，最大的困難莫過于它對于建筑師，對于全情投入的當地政府而言，都是一個全新的項目，從投資標準，到建造標準都無從找到一個參照體系。若以形態多樣化來將此項目劃分為一個單純的藝術雙年展，恐怕無法涵蓋。

以已知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建筑雙年展為例，基本展出的都是模型，或者是小型的實驗建筑，而不會做成真正投入使用的實用建筑。“比如威尼斯雙年展也是放在盒子里，以模型和學術型的文本設計稿為主，在小空間里做的建筑實驗，但竹建筑雙年展是一個建筑實踐，在地的，根據當地的地形，材料，做出的雙年展，還能看到材料不斷地動態發展，包括竹子作為建筑材料的防腐處理，夯土的方式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2年后，10年后呢？這個過程的學術性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性，因為這是一個在地的學術，無論研究夯土還是研究竹的學者，都能在動態中看到它們的未來。”這樣的未來，也許對中國鄉村建設是個范本，或者是鄉土建設尋找的路徑和方法。

一個人的離去

竹建筑雙年展從2013年8月工程持續到如今，無論將竹以片狀，以塊狀，以弧度，以任何現代手法設置成可能的形態立于涓涓溪流之上，那都改變不了凝聚在竹身上的精神特質。而竹建筑雙年展的初創者之一楊旭，已經在建筑的過程中因病離開人世，以另一種靈魂存在的方式，關照著竹建筑的生長和改變。

楊旭設計建造的兩個藝術酒店是最早動工建造的。一棟沿溪而建，意為“水間”；另一棟建于田旁，背景映襯著層層疊疊的農田，俯視而看如同四瓣花，意為“花間”。

進入“水間”，會發現其中每個房間的水平面位置都不一樣，沿樓梯盤旋而上設置，每一個拐彎處都是一個可以望見田野的空間。“水間”的靈感來源于龍窯整體形狀的傾斜向上，從遠處看來，建筑并不能以規則形狀來形容，楊旭設計的建筑空間如同迷宮般出人意料，不難窺見建筑師喜歡豐富的建筑內部空間的心。但其整體卻可以看作一個青瓷器皿，墻上開出的窗戶每一扇都不一樣，呈龍形盤臥其中。“花間”坐落于田旁，內部不同方位的房間也有著不規則形狀，俯視如同散開的花瓣，而在每個房間都有大小各異的窗戶，可看到不同的景觀和視野。建筑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達到視野的最大化。“花間”提供了其中一種可能性。

行走于“花間”與“水間”，環顧四周便會發現，當地燒制青瓷時裝載泥胎的匣缽因為完成使命而被割碎成3片安置于此，組成了墻體，這些經歷過三五次龍窯內部的熊熊爐火燒灼的匣缽，帶著些淬煉時渲染上的釉色，當有陽光落到墻體上的那一刻，墻面會反射出淡淡的光澤，令光線豐富，又帶著些許溫度，仿佛是建筑師與領略到這番匠心的來者，心照不宣地彼此會心一笑。

一種親密度的建立

與“花間”、“水間”相隔不遠處的德國建筑師安娜設計的三幢建筑，擁有圓潤流暢的線條，墻壁由60厘米厚度的夯土構成，以保證冬暖夏涼。從技術上來說，圓形的建筑形態對于夯土是很艱難的：整片的夯沒有接縫，下面壘石，上面夯土，這又成為一種建筑挑戰。

但這還不是最令人稱奇的，更令人驚奇的是，三層樓6房間全部懸挑，那就意味著螺栓打進去之后都要做拉拔測試。圓形的中間作為公共空間，以雙螺旋樓梯向上。房間敷上半透明的特制的膜，可以想象，入夜時分，房間里的燈光使整個房間從外部看來如同宋代高懸的燈籠，人在其中影影綽綽，又讓人聯想到當代藝術家蔡國強前年在塞納河上的行為藝術表演。古代，現代，令人一時迷惑。

到達頂樓，抬首就是間隔以竹子的天空，并沒有覆膜，天空被竹子隔成了一個帳篷，卻又毫無保留，仿佛整個天空都屬于一個人，個人在此領受到天空的力量。陽光下，竹子的投影則是另一種視覺感受，像想象力的無窮發射。用葛千濤的話來說，這三幢青年旅舍的建造，用的都是低技術。

安娜以前有名的作品是在孟加拉國用夯土與竹子做的學校，也是低技術建筑，低技術是她的哲學，也是她終身要去嘗試的。對于安娜，可以看到葛千濤對于參與建設的建筑師的選擇也有一定的考量，考量他們對于鄉村建設的熱情與經驗，“一般熱衷于在城市中投入太多精力的建筑師可能并不愿意來參與這樣的小項目。”在建筑師的職業領域，寶溪的這些建筑都是小建筑，但是小，自有小的魅力。尤其置于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建設中，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小建筑，而非城市中高樓的“宏大敘事”。“我們反對所謂的宏大敘事，但中國城市化的步伐帶來的卻是建筑方面的越來越貼近宏大敘事，小城鎮需要大的商業空間和SHOPPINGMALL嗎？實際上這些與人的距離非常遙遠，小城鎮需要這樣象征著權力的空間嗎？建筑一定要有親民感。”葛千濤說。就像在上海，最讓人感覺親切的，不是陸家嘴的摩天大樓不是東方明珠，而是武康路、安福路，這樣的小街小巷，沿路的植被都與行人有關，路邊的爬山虎、藤條都可以有觸摸的感覺，而浦東的世紀大道上面的綠化帶，寬敞如是，行人與之的距離卻是間離的 。

日本著名建筑師隈研吾在此的作品是青瓷藝術館，全部采用當地的重竹，利用竹的疊加和錯位構件出一個有機的結構。間隙的尺度和距離，在此的體驗十分微妙。葛千濤慨嘆，這幢建筑非常難做，耗時耗力，基本都是匠人的手工制作，大型機械生產的內容幾乎沒有。“巨大的建筑，給參觀者以壓迫感，將參觀之途視之為畏途。大型建筑奉行的是暴力美學，中國的榫卯結構如果做成鋼結構的，放大十倍20倍會特別奇怪。”葛千濤當時考慮的更多的便是聚落的形態，社區之間人和建筑的關系，建筑和建筑的關系，人和空間的關系。

不得不提的是，寶溪平均一幢建筑的成本在200萬元人民幣，每位建筑師的設計費用不超過5萬美元，而隈研吾在國際上設計一個藝術博物館的費用基本在400萬-500萬元人民幣。

“鄉村的國際化，是本質上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游學，到這里來感受青瓷感受文脈，感受小建筑，找到另外一種可能性。施工隊在學習，當地人學習，政府也在學習，慢慢慢慢理解我們的項目。”葛千濤說。

這是一邊學習，一邊建設的過程，漫長，卻充滿希望。

西蒙設計的精品酒店

一些鄉村觀念的改變

任何展覽的作品，與場所不契合，注定是失敗的。竹建筑雙年展至始至終都在強調“在地性”，即因地取材，以竹材、石材、夯土、壘石、瓷片為媒介，釆用鄉民所熟悉的“低技術”進行“可持續的鄉土建設”。竹建筑群落中帶來了一個“公共社區”的概念，這對于鄉村生活的影響意義何其重大，但愿家家戶戶的麻將聲不再成為鄉村寧靜夜晚的主題曲。

原本，此地尚生命力旺盛的百年龍窯便有做青瓷的基礎，青瓷藝術館、青瓷工作坊的相繼入駐，也可帶來對于青瓷有興趣的人群，鄉間的夜晚，他們可以研究紫金土、高嶺土的化學反應、成色，學習拉坯制器，還可為龍窯添薪……

“藝術家來了之后，可與當地村民彼此形成交流，設計師設計器形，居民幫忙拉柸。這樣，鄉村才會有朝氣。還會留下大量的技術，低技術就是有這樣一個好處，因為低技術，當地人可以參與到技術的操作中來。如果用大量的城市機械技術，當地人沒辦法接觸。比如壘石、夯土，當地村民非常熟悉，不會覺得這種技術是艱難的，對他來說很容易接受。”葛千濤想象著鄉村的未來，“這是政府項目，政府做的投資，那改革的紅利當地人可以參與進來，共同分享，得到利益。我就是個組織者與策劃者。低技術非常重要，假如用城市化的營造方法，在這里不對，高技術不是因地制宜，也不是就地取材。”

在葛千濤和建筑師們的不斷影響下，三年來，溪頭村的馬賽克墻面幾乎全被竹片制的貼面取代，在浙江四處可見的佇立在屋頂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在此也蹤跡不見。溪邊的岸上，隨處可見的是用朽木挖成的泥盆，搖曳著不知名的花草，卻無法知曉出自哪位村民之手。“我曾經碰到一個村民說葛老師我要在樓頂上造一個東方明珠！我要讓寶溪亮起來。我說你千萬不要這么做，城市來的人不要看東方明珠。實際上城市的垃圾建筑、錯誤的建筑會影響到天真善良的人。”

本地的村民從雙年展中了解“設計”，他們現在的民宿都要求設計師來幫忙改建。村民們與葛千濤處得自然而熟悉，披月歸來時，當地人會煮好酒釀雞蛋等著他。幾任村書記都因為這個持續的項目而與他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金朝軍兄弟倆因此在外出多年后，回到寶溪鄉經營龍窯的民宿。他們自謙“我們是跟在后面走的人”。金朝軍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若沒有竹建筑雙年展的發展鼓勵和帶動，自己現在還在云南做酒店業。金朝軍先是離家，在上海待了九年，又被“西北風”刮走，轉戰云南。有天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了關于龍窯青瓷的報道，身邊一個天津的陶藝大師提醒：“你們家鄉本來就有個金飯碗，你干嘛還要跑到云南去討飯呢？”回頭想想很有道理，“我自己家的錢不賺，為什么要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呢？反了呢。”

如果年輕人也能夠像他一樣回到生養自己的故土，那才是竹建筑真正的意義和成功。

還有慕雙年展和青瓷之名，遠道而來的建筑師，因為竹和瓷而結緣寶溪，擁有了愛情。

一點感想

梁漱溟說過，中國這個國家，仿佛是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鄉村，是這片土地上每一個離開了它的人的心結，經歷了從梁漱溟、晏陽初開始的鄉村建設至今，在我國從南到北，從平原到山地的廣袤豐富的村落地圖上，理應讓人們欣然閱讀到生機盎然、多姿多彩、與當地綿延的傳統有傳承有關聯的鄉村社會全景圖，而非整齊劃一、千村一面的固化建設形態。

在寶溪，我們看到了被激活的鄉村建設的新途徑，山間自由生長的竹和經歷烈火淬煉的瓷，既是村民們的生活出路，也是他們的精神出路。

溪寬50米，橋的這一端是龍泉、寶溪鄉、溪頭村，而橋的另一端則是即將誕生的竹建筑社區；這條曾經的浙閔古道，因為竹建筑，成為了寶溪鏈接世界的橋梁。竹建筑雙年展的18幢建筑，沿河駐扎，背倚1600米高的披云山，與村民的居住區隔岸相望，這邊廂的村民日日與之抬頭不見低頭見，一座龍窯依山而起，黑色的泥瓦屋頂下，兩邊堆滿了攢了好幾個月的柴薪，毛毛礫礫的，如傳說中的龍身上豎起的鱗甲。與竹建筑群在顏色與形狀上造成了古時與當下、泥土與城市互相映襯互相關照的觀感。身處其中的人們——村民、建筑工人、規劃方、設計師、投資的政府，富含隱喻的天際線讓我們關注一個正在發生的鄉建項目，聆聽項目中的各方聲音。寶溪鄉的歷史就是一部夢想史、美學史，它穿插在不同時代的維度之間。

如果置身于都市之中卻仿佛不斷迷失在城鄉交錯的岔路口，如果“屋后青山毓秀，門前綠水長流”的自然景觀存在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和諧感，我們是不是都該先回望一下歷史，再看一看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