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德國一個獨立的“語言批評行動組織”（Sprachkritischen Aktion Unwort des Jahres）盤點了2015年度公共討論中的惡詞（Unwort），“好人”（Gutmensch）從669個備選詞匯中“脫穎而出”，當選2015年德國最惡毒的詞匯。至于上榜理由，評委會發言人、達姆科技大學語言教授雅尼赫（Nina Janich）解釋稱，“好人”本就諷刺那種寬容與助人為樂的行動，籠統地把這些都稱之為幼稚、愚蠢、與世隔絕。而在2015年，顯然是歐洲的難民潮，使這個“政治不正確”的詞再度走紅：主要由右翼民粹主義用作論戰口號，和一些媒體使用，來詆毀那些歡迎難民、志愿去火車站迎接難民并送上水和食物、義務給難民提供語言幫助或挺身而出抵制攻擊難民營的人們。它讓人聯想起泛濫于中國網絡的、對難民歡迎文化嘲諷時所使用的“圣母”這一標簽。

在本年度的評選中，同樣上榜的還有“家庭作業”（Hausaufgaben）和“同性戀化”（Verschwulung）。在希臘債務危機和德國向希臘提供貸款的語境下，用“家庭作業”來形容雅典政府的改革承諾，使其處于一種教學關系中被教導的地位。“同性戀化”這個歧視性詞語，被右翼民粹主義作者皮林奇吉（Akif Pirin?ci）用在了他一本書的書名中，指德國男性越來越缺乏所謂的傳統男性特質。

這個由4名語言學家和1名記者自發組成的評委會，從1991年開始就評選“年度惡詞”了，從他們選擇的詞條中可以看出，被稱為“惡詞”的清一色是右翼組織用來批評對手的口號性詞匯，這么做是為了提醒民眾這些看似中立的詞匯背后的“政治不正確性”，促使人們注意在公眾場合的討論的表述，及時阻止這類詞進入更廣泛的公共話語中，提高民眾對語言的意識和敏感性。

而在之后針對評選結果的街頭調查顯示，大部分人聽過但不會主動使用，也就是說，“好人”這樣的惡詞，并不是被德國大眾廣泛使用的年度熱詞，可以說德國人在公共表達時，一直對觀點和用詞的“政治正確性”（politisch korrekt）保持高度敏感。即使在2015年德國收到44萬難民申請的情況下，輿論場上仍然以歡迎文化為主，甚至在2016新年發生的科隆大規模性騷擾事件之后，德國輿論仍然避免將難民與性騷擾事件畫等號。這樣過分注重“政治正確”，德國真的這么“好人”/“圣母癌”嗎？這會使德國喪失現實地解決難民危機的立場嗎？

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要首先區分兩種批評，第一種是我們在國內網絡上經常聽見的對接納難民、反對歧視的批評聲音，這里普遍用到的是“圣母”、“白左”；和來自德國本土的、以“好人”和“說謊的媒體”攻擊接納難民的德國市民，指責媒體錯誤導向。這兩種批評從發生譜系到目的是不該混淆的。

德國對難民的歡迎態度在國內網絡上幾乎一邊倒地被認為是“圣母”（博愛、過度憐憫、崇尚love&peace的小清新）和“白左”（中國語境下籠統地指西方倡導社會民主、福利國家、開放移民、動物福利等議題的人群），甚至不乏看熱鬧、幸災樂禍的言論（對歐洲毀滅的預言，并將此歸結為高社會福利、懶人國家、“白左”的移民開放政策等），這樣的批評與難民問題本身包含的人道主義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現實矛盾無關，更多的是一種對“不公平”的抵觸情緒的宣泄：難民們無需任何努力就可以獲得在德國的暫住權、食宿、語言輔導等福利，這種“不勞而獲”與中國人傳統的和社會主義的“我勞動、我光榮”觀念以及城市中奮斗的親身體驗相對抗；讓努力準備或已經留學德國的學生心理不平衡——畢竟一邊是苦逼地學德語、交給中介好幾萬、擔心審核簽證；另一邊難民們無需任何資格認證，就有語言輔導，還有德國人幫助融入當地文化，德語還往往比你說得好。這背后當然還有出于歧視鏈上中部位置、對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等族群的優越感，對社會治安、歐洲文化消逝的擔憂，好不容易來到這兒留學，你就給我看這個？！還我浪漫的歐洲。所以很多中國留學生到了德國會自動變成捍衛人種純粹和本土文化的思想上的類“極右”，在法國就是“勒龐”。

而由德國本土批評者所使用的批評用詞并不止于國內網民的情緒宣泄，“好人”，甚至“難民”（Asylbewerbe）和“政治正確”的概念本身，可以說，都是精心選用的政治修辭和論戰策略。這就要從“政治正確”這個詞本身的譜系說起。

“政治正確”早在1990年代就是美國保守派拿來攻擊政治對手的一種修辭，通過使用這種看似十分中性甚至正面的標簽來形容左翼政治對手時，希望的正是在樹立自己優雅形象之余，揭示對方不純粹地維護一種價值秩序的偽善，從而贏得中間輿論的支持。后來，“政治正確”作為一種話語原則被雙方所承認，即，公共表達不得使用歧視性、有傷害性的語詞，尤其在種族、性別等話題上。

最終，這一意義下的“政治正確”進入了德國語境，成為規范話語的原則被廣泛接受，確實規定了一些對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的歧視性語詞的禁令（Tabu），比如對德國的50、60后來說，指稱黑人都會用Neger這個今天被視為絕對“政治不正確”的名詞，另外使用Krüppel（殘疾人，尤其指二戰中傷殘的人）、Asyl(難民)、Türke(土耳其人)都是比較敏感的。

同時，面對這些禁令，持異見的記者在《明鏡》、《南德意志報》等媒體上開始反思，主要目的還在于批評68那一帶的左翼運動代表，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新納粹”、Pegida等，這種對“政治正確”的批評都是一種流行論調，一本正經地把“政治正確”當做一種固定化的語言審查機制（Zensur）來批評, 因為它規定了哪些話題以哪種方式被討論，哪些詞語被禁止使用等等，而自己則因為無所禁忌是真正“民主”的代表，以一種試圖親民的姿態秀出了感人的智商，并衍生出“說謊的媒體”（Lügenpresse）、“好人”等這些替代詞。

被評為2014年德國“年度惡詞”的“說謊的媒體”，是那些在德國長期沒有存在感的、對媒體“政治正確”持異見的人，借著右翼民粹反歐洲穆斯林化的Pegida游行，表達自己對媒體出于“政治正確”的考量，掩蓋事實真相的不滿，而“說謊的媒體”這個詞原本是納粹時期就用來詆毀獨立媒體的。

也是在這個上下文里，德國右翼舍棄了“好人”的一般寫法guter Mensch,創造了一個新詞Gutmensch，它實際上充當了“政治正確”的政治修辭功能，即，用一個中性的詞表述嘲諷的意味，同時也是一個意識形態符號，讓這種公共表達內部的參與者，看見這個標簽就可以迅速互相理解，以便站隊，無需詳細說明意思，這既節省了交流成本，又給政治論戰對手設了一個圈套：如果你用對方攻擊你的詞來為自己辯解或者希望把這個詞中性化，一開始就已經輸了。

對于運用“政治正確”，在用詞上打擦邊球，以取得實際的效果，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對于難民稱謂的改變，官方表述在曾經1992年德國200萬的最大的難民潮時，用Asylbewerbe(難民申請者)替代了之前常用的Asylant(難民)，這一變化一方面響應了中間輿論日益高漲的“政治正確”要求，另一方面又把一種天然的避難權利降級成了有待審核的身份篩選，起到變相限制的效果。這里并不是在貶低德國政府的偽善，而是想要指出，德國表面上看僵硬地囿于“政治正確”的框框，并不一定就真的是“圣母”，它同時也可以是有效的政治策略，而這往往靠的就是細微的語詞變化。

所以從這點看來，我們也許可以相信，德國仍然可以有現實地解決問題的出發點。除了下令徹查科隆事件之外，默克爾已經正式提議，修改移民和難民法規，簡化遣返犯罪難民申請手續。一旦法規通過，德國就將對觸犯法律的難民驅逐。

而此前杜塞爾多夫市市長托馬斯·蓋澤也在2015年9月美國波士頓大學的題為《左翼領導城市》（Leading Cities from the Left）的演講中，明確表態， 面對德國社會和穆斯林難民之間可能存在的文化和價值沖突，采取強制融合、同化的原則，決不允許在德國建立與外部隔絕的穆斯林自治社區。這其實也是德國至今為止對待難民、移民的一貫策略，這也是為什么在德國幾乎見不到唐人街或者“小土耳其”這樣的特定族群聚居區。作為數量最多的外來族群，德國西部的土耳其人和東部的越南人并沒有形成固定的社區，當然受收入水平的影響，他們往往會自發地搬進某些租金低廉的街道，形成一些聚居點，這更多是出于經濟而非文化原因。

作為德國接受難民數量最多的北威州的州府市長，這位來自社會民主黨（SPD）的市長肯定算作國內網民所說的“白左”，比起基民盟（CDU）的默克爾，原則上更歡迎難民，更支持所謂多元文化國家，更“圣母”，但這不表示會囿于“政治正確”的框框，這其實才代表了德國中間左派的真實面貌。

有了這些理性的政客和市民，從長遠來講，難民融合也許不是不可想象的。但科隆事件之后，無論是對警察無能的猜忌，還是對媒體拖延報道的不滿，各種陰謀論的背后，反映的都是當下德國的公共信任危機，所以，現在面臨的困境可能不是難民融合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德國內部的公共信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