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錄片《南宋》開播時，我一直追著看。應當承認，這是一部堪稱制作精良、且視角不落俗套的作品，創作團隊似乎有野心顛覆“宋朝積貧積弱”的成見，再現引人注目的南宋文明成就。它用一集講述了臨安的市井繁華（《臨安夢華》），一集講述了南宋的文學成就（《詩詞流域》），一集講述了宋畫藝術（《宋畫江山》），一集講南宋戲劇“南戲”（《戲文南北》），一集講宋代的科技發明（《發明時代》）。隨著最后一集《展望未來》播出，這部紀錄片也驚艷收官。

不過，一路看下來，卻有一種強烈的意猶未盡之感，覺得還有諸多南宋的文明成就被紀錄片遺漏掉，比如南宋的社會治理。哈佛大學教授韓明士等漢學家都指出，兩宋之際發生了“社會精英地方化”的變遷，相比之北宋的士大夫更傾心于“治國”，以理學家為代表的南宋士紳更關注地方的“社會建設”，理學家的地方改革理念（包括創辦書院、社倉、鄉約等）為南宋紳士參與構建社會自治的活動提供了新方向，傳統社會的大量自治組織，也是在南宋時期才涌現出來。

又如南宋的學術思想，錢鍾書先生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一向是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要說到宋代。”文學與繪畫，這部紀錄片都重點關注了，對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獨樹一幟的宋學，卻未給予足夠重視，只在最后一集大略帶過。

再比如，宋政府非常明顯的重商主義，也未能被《南宋》紀錄片納入視野，更是遺憾。要知道，宋朝有別于其他王朝的一大特點就是對商業的重視，以致有不少海外漢學家相信宋代中國發生了一場“商業革命”。特別是南宋，在丟失了半壁江山之后，面對金國與蒙元的輪番進攻，仍能享國一百五十余年，期間還未爆發過一次全局性民變，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賴于商業的支持。所謂的“臨安夢華”，也是商業的力量塑造出來的。

而宋代的商業文明，既得益于前代的文明積累，更是宋政府的重商主義所培育。因此，我們有必要來檢視一遍被《南宋》紀錄片錯過的宋代重商主義傾向。

龐大的財政壓力

沒有比較，便顯示不出差異。當我們要描述宋政府的重商主義傾向時，不妨先確立一個參照物。最合適的參照物，我認為非明初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體制”莫屬。

“洪武型體制”幾乎完全跟宋朝的經驗反著來，以反市場化、反商業化、反貨幣化為特征：農民必須老老實實耕田，不可以脫離土地當游民；國家幾乎不鑄貨幣，民間的交易在貨幣緊缺的時候，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政府的賦稅也以實物征收的農業稅為主，再加上全民配役，政府的運轉居然可以跟市場、貨幣經濟毫不相干。

宋政府則對開拓市場、發展商業、創造財貨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不憚于言利，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說，“前人之立法，惡商賈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賈之利而欲分之。”從前的政府，都主張抑制商業、壓制商人；而現在的宋政府，則積極介入市場，與商賈分利，很多時候甚至顯得很貪婪，有如地中海資本主義興起之時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經濟政策的目標仿佛只有一個：如何從市場中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

為什么宋政府會出現強烈的重商主義傾向？最直接的壓力來自巨大的財政開支。宋王朝每年必須維持的財政預算比其他任何王朝都要龐大，可能只有晚清政府可比肩，這主要是由于幾大原因所致：

其一，宋代實行募兵制，當兵成為一種可以領薪的職業，一名宋朝的普通士兵，自入伍起，每月即可領錢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以及若干春冬衣物。毫無疑問，這樣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龐大的軍費開銷之上，也惟有宋朝發達的商品經濟與擴張的財稅制度，才能支撐得起。而其他王朝均實行強制兵役制，服役是不領薪的國民義務。

其二，宋王朝的政府消費品，一般都需要由國家掏錢在市場上購買，宋人周行己說，“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后可。”而其他王朝的政府消費品，多是以實物稅的形式向民間征用，比如明朝縣衙的辦公用品，從椅子到紙筆墨，都以實物形式向民間征收。

其三，宋政府建造公共工程征用的人力，通常都要支付工資，如南宋紹熙年間，潭州修筑城墻，“日須支工錢三百”，政府需要每日給每名工人支付三百文錢。一些公共工程還以“和雇”方式在市場上雇傭工匠完成。而其他王朝多以役的方式無償征用人夫，如明代編入匠籍的輪班工匠，必須定期赴京師無償服役，路費自帶，服役時間一般為三個月。

其四，宋朝建立了比其他王朝都要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貧民的“生老病死”均能獲得國家救濟，如設“慈幼局”收養棄嬰與孤兒，立“胎養令”補貼生育的貧民，建“安濟院”收養老而無歸者，設“安濟坊”救治貧病之民，置“漏澤園”收葬死去的貧民與流浪者。而要維持這一“國家福利”制度，也必須源源不斷地給予財政撥款。

宋政府南渡之后，財政壓力尤其巨大，不但作為稅源的土地與人口失去了三分之一，而且先是跟金國對峙，后又與蒙元交戰，戰爭就是最燒錢的游戲，軍事上的開銷就如一個無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滿。南宋政府擴大稅源的迫切，可想而知。

宋政府的重商主義表現

總而言之，在強大的財政壓力下，宋政府需要獲得多多益善的財富。這是一個沒得選擇的選擇。難怪宋神宗要對文彥博等大臣提出：“當今，理財最為急務。”

為了從市場上汲取到最大化的財稅收入，宋政府對利潤豐厚的鹽、茶、酒、香藥商品都實行禁榷制度。以“榷酒”為例，北宋時，京師之地，國家壟斷酒曲，正店向政府購買酒曲釀酒，然后自由售賣，因為曲價中已包含了稅金，政府不再另外向正店收酒稅；諸州城內，官釀官賣，禁止民間私釀酒；鄉村允許酒戶自行釀賣，為特許經營，政府收其酒稅，但只要酒利稍厚，政府就會設法改為官酤。南宋時期，由于宋金開戰，軍費劇增，政府機關更是普遍設立酒庫，經營酒樓。此即馬端臨所說的“妒商賈之利而欲分之”。

宋政府的商人秉性在王安石變法時期更表現得淋漓盡致。政府在官衙發放“青苗錢”貸款，同時又在城門處設立酒肆，看到老百姓貸款后走出來，吸引人們進去飲酒，還擔心老百姓不進來飲酒，特別請了一批歌妓在酒肆中唱歌跳舞，誘惑他們。

與宋政府的“貪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朝朱元璋的做法。顧炎武《日知錄之余》收錄了朱元璋的一道詔令：“曩以民間造酒醴，糜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為防止平民浪費糧食用于釀酒，居然下令禁止種植糯稻。

又據《萬歷野獲編》，“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命工部建十酒樓于江東門外。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而五樓則專以處侑酒歌妓者。蓋仿宋世故事，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最為清朝佳事。”顯然，朱皇帝的用意，無非是想在京城建幾間酒樓營造一下歌舞升平的盛世氣象，至于酒稅收入如何，他是毫不在乎的，所以才“不設官醞以收榷課”。

宋朝對礦冶業的開發同樣具有一種近乎資本家的熱情，因為挖出來的銅礦、銀礦、金礦，全都是非常誘人的錢啊。為尋找到更多的礦脈，宋政府不但設有專門勘探礦產的專業技術人員，也鼓勵民間探礦、報礦，如宋徽宗曾下詔：“應告發銅坑，除依條賞格酬獎外，爐戶賣銅，每挺收克錢五文，與元告發人充賞。”

明王朝立國者朱元璋顯然就喪失了這種對于礦業經濟的興趣。《明史·食貨志》載，“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朱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為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不可開。”又曾有官員上書請求設立官營煉鐵工場，朱元璋說：“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將上書人杖責，流放海島。這里，朱元璋政府又與宋政府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

重商主義的連鎖反應

宋王朝的重商主義政策，最直接的一個后果，就是國家財政得到補血。比如酒榷制度的收益是顯則易見的，據李華瑞教授的統計，宋代的酒稅（含專營收入）常年保持在每年1200萬貫以上。可資比較的一個數字是，明代隆慶朝至萬歷朝前期（1570~1590年），國家每年的全部商稅收入加上鹽課、輕赍銀、役與土貢折色等雜色，也才370萬兩白銀左右。

在宋代的財稅結構中，來自工商業的貢獻甚至使得農業稅的比重變得微不足道，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這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宋代之后，農業稅又成為國家賦稅的重點，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要到晚清洋務運動之后，重商主義歸來，工商稅的比重才重新超越農業稅，光緒時代的1885年，田賦總算下降為48%，關稅收入上升到22%，鹽課為11%，晚清新設的厘金則貢獻了19%的歲入。

不過，重商主義的這種直接后果——豐厚的財政收入，其實并不是我關心的。我更關注宋代重商主義的間接后果，那就是，當宋朝政府如同一名超級大商人貪婪求財的時候，它實際上也在推動著市場經濟的深化。

以宋代商品酒的經營制度變遷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宋政府不得不嘗試新的市場工具，創造出更適應市場也即更能帶來利潤的經營機制，比如招投標制在酒業中的出現。大家都知道，官釀官賣，雖然收入全部歸于政府，卻存在一切公有制企業都存在的弊病，比如效率低下、產品質量粗糙，最后導致企業虧損。為克服這個問題，宋政府常常將官營酒坊的經營權拍賣出去，這叫做“撲買”。“撲買”不僅存在于酒業改制中，在官田拍賣、礦場改制的過程中，宋政府一般都采取“撲買”制。

宋代的“撲買”有一套嚴密的程序：首先，政府對酒坊進行估價，設定標底，標底通常采用以往拍賣的次高價或中位數；然后，在“要鬧處”張榜公告招標，說明政府要拍賣的是哪一個酒坊，底價幾何，歡迎有意競買者在限期內參與投標；然后，州政府命人制造一批木柜，鎖好，送到轄下各縣鎮，凡符合資格、有意投標的人，都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填好自己愿意出的競買價，密封后投入柜中；接下來，州政府公開將木柜拆封，進行評標，“取看價最高人給與”，即出價最高之人中標；最后，公示結果，“于榜內曉示百姓知委”。公示沒有問題之后，政府與中標人訂立合同，在合同有效期之內（通常三年為一界，滿界即重新招標），中標人享有明確的義務與權利，義務是必須按時納足酒稅；權利是中標人的經營權受政府保護。

這一制度跟現在的招投標制度沒有什么兩樣。當人們說起招投標制度的歷史時，許多人都以為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采用招標投標交易方式的國家，時在1782年。卻不知早在11~13世紀的宋朝，已經發展出一套非常成熟而完備的“撲買”制。

其實也不必驚訝。在重商主義激發的商業化進程中，自然會發展出越來越豐富的市場工具與商業制度，信用貨幣、有價證券、遠期合同、金融機構、廣告商標、信托投資、風險投資、交易中介等市場機制全都在宋代產生，豈是無因？這就是重商主義觸發的連鎖反應。

如果紀錄片《南宋》未來愿意制作續集，我這篇小文，倒是可以為其中一集提供一個腳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