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普魯士的“巨室”就是貴族大莊園地主，歷史上曾和王權既合作又斗爭，也長期被左翼和自由主義者視為普魯士以及德國政治現代化的絆腳石。農業經濟主導的時代，占有土地就意味著占據巨大財富。在易北河東岸的普魯士，大莊園地產占了耕地的三分之一。直到二戰以后，蘇聯紅軍的土改才把這些容克貴族趕到了西德。然而，這些“巨室”其實只占普魯士貴族群體的極小部分，大多數貴族沒有這樣的莊園，他們如何維生，命運如何，我們還知之甚少。總體上，這些普魯士貴族因軍功而與普魯士國家一同崛起，在19世紀的改革和戰爭中發展分化，又隨著二戰的結束而消亡。

歷史學家們總結說，19世紀對貴族而言是個不壞的年代。以普魯士的貴族來說，一方面，19世紀的戰爭、改革、革命甚至貧窮給他們造成了的極大挑戰，特權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貴族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和功能，最富有的那群大莊園主似乎仍然繼續有權有勢。解釋這種地位的延續性時，我們常聽貴族們提及一些“自來以來”的貴族傳統或“貴族范兒”：他們的家史動輒綿延幾百年，固守一方重鄉土。這些藍血人仿佛從古老的過去繼承了一些其他人無法習得的品性——例如，參與1944年刺殺希特勒行動的一些貴族出身的人被說成是“普魯士美德”的化身，是貴族們自古以來反抗精神的體現。

什么樣的人才能被稱為貴族？在遭遇現代的變革時，19世紀的普魯士貴族靠什么維系身份地位？他們為什么以“安于清貧”、“反抗君權”為“美德”？貴族內部貧富差距懸殊，帶來了什么結果？這些貴族在經歷改革與戰爭之后仍屹立不倒的原因何在？

受澎湃新聞委托，筆者專訪了德國圖賓根大學研究近現代貴族史的專家，埃瓦爾德?弗里教授（Ewald Frie）。弗里教授出生于1962年，2008年起出任德國圖賓根大學歷史系近現代史講席教授，主要著有《福利國家和州：威斯特法倫和薩克森的社會福利政策（1880-1930）》、《弗里得里希?馮德馬維茨：一個普魯士人的傳記》、《德意志帝國》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等書。

澎湃新聞：封建等級秩序下的貴族有哪些特權？普魯士貴族有什么特點？

埃瓦爾德?弗里：在封建等級秩序里，每個人都有特定位置。這是當時的人的基本觀念和想象。這個位置始終是與特定群體相關聯的（例如城市的手工業者，領地的貴族和主教管區的神職人員），他們實踐在共同體中特定的功能。每個群體都有特殊的法律地位，貴族亦然。他們可以享受減免稅賦，在國家官僚體系和教會擁有特權，有特定的榮譽、稱號或奢侈品。德意志地區的貴族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有參與國家統治的特權：他們擁有出任國家官僚職位的特權，另外，他們通過地方議會和其它集會參與了政治決策過程，在君主面前代表地方。

普魯士相對于歐洲其他國家的貴族群體的差別，首先是相對而言人數更多。其次，他們所經營的土地平均來說不太肥沃，因此總體來說沒那么富裕（不同家族內部當然差異巨大）。當然也有富裕的貴族家庭，但在18世紀，普魯士貴族平均來說比其他地區的貴族群體窮得多。

澎湃新聞：通常我們認為，貴族會消失在現代社會，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特權就全被剝奪了。但普魯士的貴族似乎命運還不錯，如何解釋他們在19世紀以降的興衰？

埃瓦爾德?弗里：首先，普魯士貴族獲益于普魯士國家的政治成功史。在18世紀以前的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中，普魯士相對于哈布斯堡王朝（甚至也相對于薩克森和巴伐利亞）處于更弱的位置，也更窮，離中心遙遠。1871年普魯士主導統一了小德意志帝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在其中，而普魯士占據帝國的三分之二面積和人口，以18世紀初的當時人來看，這是個極大的意外。普魯士貴族獲益于普魯士國的崛起，因為他們通過在軍隊——這個屬于貴族的堡壘——的服役和貢獻參與了這個崛起的過程。這也導致了普魯士的歷史可以被一些人視作是貴族的成功史。

在整個19世紀，在革命或改革的沖擊下，普魯士以及其他的貴族群體逐漸失去了法律上的特權。然而許多上層的貴族群體得到了其它方面（社會地位和經濟上）的補償。我們迄今為止不了解的是貴族群體中的小人物們發生了什么，那些人比較窮、沒有大的影響力，必須努力拼搏。如果我們從理想化的封建等級秩序出發想象貴族群體，我們會覺得這是個受保障的、穩定的群體。但這樣我們就忽視了那些在最底層默默滑出了所屬的貴族階層的人，也忽視了那些在歐洲部分地區自行分封爵位，然后默默晉升到貴族等級的人。

與19世紀經歷的沖擊相比，20世紀的一戰和二戰對普魯士貴族來說是更為明顯的斷裂。首先，一戰中大量貴族家庭的男性成員陣亡。其次，凡爾塞和約使普魯士－德意志軍隊的編制大幅縮編為十萬軍人（其中四千軍官），許多貴族一下子沒有了職業上的未來。這些人后來組織起來，在政治上走向右傾。另外讓他們不滿的還有威廉二世的退位、魏瑪憲法和1920年代的農業經濟衰退。二戰以后，普魯士國沒有了，軍隊被解散，東部省份丟失，貴族們失去物質基礎。我認為，二戰以后的普魯士貴族很難被視為一個封閉的、從外部看可以被辨認的社會或文化群體。

澎湃新聞：1806年，普魯士在耶拿會戰中為拿破侖所敗，神圣羅馬帝國也因奧地利被拿破侖擊敗而慘遭解散。德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托馬斯?尼佩岱（Thomas Nipperdey）在他的19世紀德國史中如此開頭：“一開始是拿破侖。”普魯士貴族遭遇現代的挑戰是否也可以從拿破侖說起？

埃瓦爾德?弗里：尼佩岱的這句話常被引用，基本上這話也適用于普魯士貴族。拿破侖戰爭、拿破侖政權帶來了國家行政、法律的變化，改變了貴族和其它群體的法律權利和地位，拿破侖征服帶來了財政沖擊，逼迫國家重組，這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區各國導致了巨大的變化。沒有拿破侖，這些當然不會發生。

與此獨立的一個問題是，社會在1806年之前是不是就已經在變化之中了。而社會的確已經變化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當時是個傳奇，很具典范性地代表了18世紀的普魯士，這個傳奇有不能低估的影響。如果我們觀察他死后的普魯士社會，那么我們可以看到1790年代已有明顯變化。變化未必涉及國家組織本身，而是貴族社會交往方式以及貴族和市民階級的開放性。這些影響涉及了文學和音樂等整個文化領域。

德國歷史學家克澤萊克（Reinhart Koselleck）提出“鞍型期”（Sattelzeit）的概念，認為從18世紀中期以降，中歐和西歐社會關于過去、未來、社會、歷史的觀念和理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持續到1830年代左右，形成了一個與1750年完全不同的社會。當然，德國史學界尚有爭論，這個變遷是否是根本性的，是否只限于1750年到1830年。

總的來說，“一開始是拿破侖”這句話是對的，因為拿破侖戰爭和占領形成了新的政治挑戰，激發了普魯士改革，沒有拿破侖這些不會發生；另一方面，這句話也并非無限制的正確，因為遠在1806年之前社會就早已處于變化之中，只不過這種變化沒有1806年之后那么戲劇性。

澎湃新聞：1807年到1815年的普魯士改革被視為普魯士國家勵精圖治、現代化的里程碑，這些改革對貴族有什么影響？

埃瓦爾德?弗里：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的改革。首先是農業改革，這意味著貴族必須重組他們的土地。土地所有權放寬導致有一批土地流轉到了農民手中，貴族得到補償金，但是未來他們必須以農業資本主義方式自己經營。不是所有貴族都成功了。19世紀的前三分之一，一些貴族小土地主失去了土地，而那些貴族大地主們未受影響。

軍事改革則是取消了只有貴族才能出任軍官的特權 。這個改革比人們想象的更重要。軍隊職位首先不意味著政治影響力，而是許多貴族并不富裕，很需要這份薪水。1806年普魯士軍隊縮編，貴族沒有了獨享軍官職位的特權，這意味著他們陷入了競爭，因此1806年后許多貴族家庭一度生活陷入窘境。后來1813-1815年反法解放戰爭軍隊又擴編，貴族雖然沒有重新拿回法律上的壟斷軍官職位的特權，但實際結果上貴族在普魯士軍官中的絕對優勢又回歸了，他們的境況相比1806年有明顯好轉。

在行政和財政改革中，貴族被納入收稅對象，這導致了一些貴族的反抗，但總的來說他們最后也忍耐下來，勉強克服了。

普魯士改革時期的貴族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群體：有主要在官僚系統任職的貴族，有軍事系統的貴族，有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的貴族。有比較古老的貴族家族，也有新晉為貴族的。有富的，有窮的。一部分貴族又跟市民階級的藝術家和大資產階級密切交往。這些不同的群體對普魯士改革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針對這時期您著有一本書《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馮?德?馬維茨：一個普魯士人的傳記》，馮?德?馬維茨是普魯士改革的堅定反對者，曾被主導改革的宰相馮哈登堡當亂黨抓起來過，他是什么樣的人，您書中主要觀點是什么？

埃瓦爾德?弗里：18世紀末有個觀念很聞名，那就是貴族必須是一個通人（universeller Mensch），同時履行上層階級里的各種角色。這個理念是馬維茨認同也以特殊的方式親身實踐的：他視自己為祖國的捍衛者、國家公民、土地的耕耘者，他希望負責他的莊園的子民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做理想父親的表率——這些角色他希望同時扮演。然而，尤其是拿破侖戰爭以降，農業的集中化、政治體系的職業化、宗教的新觀念等等都讓這個理念越來越難實現。

我認為，晚年的馬維茨意識到，貴族作為一個完美的、“整體的人”的理想是無法實現的了。此背景下，他開始自傳書寫，把自己寫成從一開始就是反對改革的、保守的。這個自我形象一直被歷史研究視為歷史事實本身。我想指出的是，我們必須回到1780和1790年代，看到當時歷史情境的開放性。如此我們才能看到他自傳中的斷裂性。我們不能用19世紀中葉以后的政治保守主義來理解1810年代。

澎湃新聞：我們常聽說，貴族們打開的家史動輒就是綿延幾百年，固守一方重鄉土，普魯士貴族安于清貧、有反抗精神，這些“自古以來”的貴族傳統、“貴族范兒”和所謂“普魯士美德”等說法，真有這么回事兒，還是只是種神話？

埃瓦爾德?弗里：馮?德?馬維茨的例子很好說明了，19世紀中葉以降誕生了一種政治保守主義，讓好像某些情況是“自古以來一直如此”，例如他們“一直為王座和祭壇奮斗”。這當然是錯的，但這些神話非常有影響力。我們看到貴族們開始建構自己的家史，把他們現代的存在形式和矛盾放在歷史中合理化。他們把自己描述成擁有固守某個鄉土的品性，而這特點在歷史現實中絕大多數情況不存在。這期間誕生了很多神話，新的社會等級的固化被描繪成古老的、傳統的以及典型普魯士的。對普魯士來說，特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扮演了很大角色。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審視這些背后的斷裂性還是延續性更強。我們發現，這里邊的斷裂性比當時人想象的更強，而延續性是被塑造的。

所謂“普魯士的美德”也是19世紀的發明，在20世紀卻仍有極大的影響力。最著名的神話莫過于1944年7月20日刺殺希特勒行動，人們說，在這當口，古老的普魯士展現了其榮譽和品格。的確有部分普魯士貴族參與了刺殺的策劃和行動。但我們或許也該同時提及大量參與納粹黨甚至黨衛軍、沖鋒隊的貴族們。另外也該記得，許多貴族后來排斥參與刺殺行動的人的家庭成員。站在反抗這一邊的絕對不是普魯士貴族中的大部分。

在18世紀，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時期，普魯士貴族是個極度被國王管束的群體，必須忍受很多，其受擺布程度遠甚于其它德意志地區。歷史上的普魯士貴族和國王的關系恰恰不是站直腰桿兒、可以獨立于王權生存的關系。這種貴族也有，但不多。直到19世紀普魯士崛起之后，“普魯士的美德”才漸漸被發明，例如“清貧”、“勇氣”、“反抗精神”等等，有些實際上反映了貴族們本身較窮的現實，有些則是將馮?德?馬維茨這樣的個別例子塑造成了通例。

澎湃新聞：我們通常認為貴族是有錢有勢的社會精英，普魯士的貴族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嗎？

埃瓦爾德?弗里：普魯士的貴族當然有相當一大群極為富有的群體。最新研究表明，直到19世紀末期，大的土地尤其是所謂騎士大莊園土地仍然大部分在貴族的手中。貴族的確沒有了對土地的特權，但是他們還是成功把最富有的大莊園土地維持在貴族手中。說普魯士貴族有錢有勢，針對這些群體，當然是對的。

然而，這些有權有勢的貴族只占了極小的一部分。普魯士的貴族人數相比其它貴族群體人數較多，內部貧富差距懸殊。而我們迄今沒有考察過那些處于較底層的貴族群體，這可能和流傳下來的史料的匱乏有關。沒有莊園就沒有莊園檔案館，沒有家族傳統就沒有家族檔案館。或許也因為，他們對當時的人如馮塔以及后來的歷史學家來說能見度不高。但這些出身貴族、比較低階的官僚和軍官其實常見于19世紀資產階級描繪貴族的諷刺畫中：他們除了傲慢自大以外一無所有，沒有美好品性；他們只堅持作為貴族享受特權的權利，但其背后又并無政治、經濟或文化的資本。

討論普魯士貴族時，我們必須同時看到不同群體。如果我們想知道，為何普魯士軍隊表現優異——不僅在解放戰爭，也在1860年代，我們必須看到這些職業貴族軍官，他們其實除了貴族頭銜一無所有，必須全力為軍隊貢獻。而在英格蘭，直到1850年代都還有軍官職位買賣。

普魯士貴族堅持自己的特權，因為他們希望借此保持地位。他們的政治光譜選擇常常比符騰堡、巴登、黑森等地的貴族群體更反自由主義、更受限制，而后者則政治光譜上相對更寬容，因為他們更物質優渥。如果我們只觀察貴族中的上層階級，就無法理解普魯士貴族的政治立場。我們應該觀察不同的、彼此影響的貴族群體，他們在公共空間留下了不同的形象。

澎湃新聞：貧窮和普魯士的貴族能聯系起來，這頗令人意外。什么樣的貴族群體會陷入貧窮？他們有何應對策略？

埃瓦爾德?弗里：我們有研究項目考察了寫給普魯士國王的請愿書。貴族的婦女們向國王描述了自己的慘況并尋求支持。國王的官員審查她們是否貧窮，以及最重要、最決定性的：她們的父親是否曾經為國服務。

貧窮的貴族家庭會將財政資源集中在男性后代上。女性后代必須要么等待找到婚配對象——而這對貧窮的家族來說也非常艱難；或者不婚，和母親同住，在瀕臨絕望時尋找一些貴族的救濟渠道（這也并不那么管用）、給國王請愿或者尋求當地的救濟。男性后代則爭取進入軍隊，期待成為軍官。軍隊俸祿在初期階段并不優厚，因此為了讓他們能開始軍旅生涯，家族必須為此犧牲一段時間。漸漸的，他們才有經濟能力組建家庭、撫養后代。

這些應對貧窮的策略和我們通常想象家族在貴族群體中的角色的理解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我們長期以為，貴族都是輻射很廣的大家族，有龐大的團結互助的家族人脈網絡，緊急情況下互相幫助。實證研究表明，直到19世紀中葉，這都是沒有根據的想象。在19世紀中葉以前，貴族群體更多的是松散的小家庭的集合，雖然在地方上會形成聯盟，但并不是我們后來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所看到的一些極個別的大家族的互助形式。

澎湃新聞：我們迄今說的都是普魯士貴族而不是德國的貴族，有所謂“德國的貴族”一說嗎？您能否舉例說明地區差異，例如西部的威斯特法倫的天主教貴族和易北河東畔普魯士基督教貴族之間的差異是什么？

埃瓦爾德?弗里：前現代時期（16到18世紀）的貴族受封建領主的影響極大，貴族和領主之間的合作和競爭涉及土地、政治統治和官僚系統。而德意志地區直到19世紀都是多個諸侯國林立，各地的貴族群體遵從不同的政體傳統，情況迥異。因此，在19世紀上半葉說“德國的貴族”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西部的威斯特法倫的天主教貴族和易北河東畔普魯士新教貴族的差別不主要體現在信仰，而是這些天主教貴族擁有帝國教會和收益頗豐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區。這些貴族家庭制定相應的家族策略：長子負責管理土地，次子被培訓到教會或修道院擔任修士、修道院長和主教等職位。為了限制能獲取這些職位的人的數目，他們規定這些職位擁有者必須三代、四代在某些地方甚至五代以內都必須是貴族出身。家族內部等級森嚴，姻親對象嚴格挑選，家族保持小的規模，以便集中財富。這些貴族家庭有極強的家族歸屬感。與此相比，普魯士的基督教鄉村貴族就沒有這種教會職位的特權，也沒有必要限制子嗣的數目。因此，這些家族往往相對生育較多后代，大家族的團結感沒那么強烈，也較少有精心構建的、制度化的家族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