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專制王朝時期，有些字是不能寫的。

首當其沖，便是君王名諱，必須諱掉，不能說，不能寫。真的逼急了要用，行，改個名字唄！你說憑啥我改名啊？沒辦法，一怪你父母給你起這名字，二怪你不是天子之尊，要不然，就是你逼別人改名字了！

秦末有個謀士叫蒯徹，勸韓信起兵謀反，未遂。后來司馬遷寫《史記》，說這人叫蒯通。只因漢武帝劉徹名字里有徹字，蒯徹只好改名了，可憐。

柳宗元《捕蛇者說》里，有句話叫做“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人風是個什么玩意？實際上是“民風”。只因為唐太宗李世民這名字擱在這兒。

所以按這個邏輯，后來滿清皇帝，給孩子起名，什么允禛颙琰，什么奕詝溥儀，有一點是好的：不是日常用字，不影響老百姓寫字。不然，老百姓這也要避諱，那也要避諱，日子也過不了啦！

自然，單是避諱一下名字，那可還不夠。專制王朝，最恨的就是一幫子文人，善于望文生義，指桑罵槐，簡直要不得。最恨的是哪種呢？代指。

白居易寫《長恨歌》，明明是唐玄宗，然而一開場，“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之后就洋洋灑灑，全都是要默寫要背的課文。好在唐朝風氣也比較開放，雖然明知道你在寫什么，但凡別指著天子鼻子，指名道姓地罵，也就過去了。

但到了宋朝，文人們互相要揪起來，就不得了了。文人最善于檢舉文人了。蘇軾寫一首詩說檜樹，所謂“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去跟宋神宗咬耳朵：“陛下您飛龍在天，蘇軾覺得您看不上他，要去跟蟄龍說事。”這就屬于沒事找事。但是天子呢，寧可信其有，不信其無嘛。

清朝呢，敏感的字詞更多了。可恨那時候，還沒有敏感詞檢索機制，很難直接屏蔽，比如你用智能毛筆，寫一個違禁詞，立刻被刷掉，多方便！好在有狡猾的讀書人，懂得去告狀。

清朝有位佘騰蛟，寫過兩句詩，叫做“為何虬髯翁，年年釣綠水”。江西巡撫一位姓胡的，就檢舉他要謀反。乾隆爺看了，覺得屁大點事，很不以為然。胡巡撫很作死，還特意給乾隆爺上課：“虬髯客是風塵三俠之一，是曾存心企圖推翻隋朝的義士；現在這個姓佘的感嘆虬髯翁只好釣魚，就是想謀反而沒氣力……”

然而乾隆爺一輩子寫過四萬多首詩，最覺得自己有學問，你居然來給他講典故，反過來給他上課，真是活夠了！于是乾隆爺把胡巡撫罵了一通，說是吹毛求疵，就過去了。

當然，從那以后，中國文人還是多少懂得了，要代指。要寫什么事，都說是前代，不敢說本朝；要描述哪位大人物，也得指東劃西，不好明說。

凡是讀過中學語文的，都會恨文人寫字，動輒用典，煩人得緊。卻不知道在那時代，許多話是不好明說的。只好找人當靶子唄。

關于歷史人物的臧否，也是要地覆天翻。比如洪秀全，晚清的時候，那是妥妥的長毛反賊，無須細表；民國時，梁啟超先生、孫中山先生與胡適先生，對他就有個翻案了。因為立場不同，所以得借人說事。

更好玩的，是李自成，被拿來做靶子用了。

1944年1月，《新華日報》請翦伯贊等諸位先生，去到郭沫若先生在重慶天官府4號的寓所商討。3月，郭沫若先生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說朱明王朝的覆滅，是歷史的必然，再歌頌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具體想說些什么，李自成農民起義在1944年指代的是什么，一望而知。

12年后，1956年，金庸先生寫了《碧血劍》，也借袁承志之眼，看到了明末故事，看到了李自成進京，卻也看到了李自成勢力內部功成之后的驕橫與粗野。于是袁承志最后遠避海外去了。

哪位說了：這么有話不好直說，只好找其他字來代替，最后能達到什么目的呢？

話說，后羿的老婆，奔月的那位嫦娥，原來設定叫姮娥。因為要避諱漢文帝劉恒的名字，改了。如今時間久了，大家都想不起她原來叫姮娥了。

您看：你老是沒法有話直說，只好借別的字說事，最后，大家就會忘了你原來想說的那些東西了。

這就是古代帝王們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