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兄面告曹聚仁最近又來函，大意：……贊成余執政，但希望余與經國兄商量決定。如國民大會代表人數不夠，現在大陸之國代可使其由澳門轉臺參加。釋放張學良，以張回大陸，交換我被俘高級將領十名回臺。愿以三億萬元購買故宮物品。”——陳誠日記（1959年1月14日）

武昌整軍 初次接觸

1930年8月中旬，中央軍攻克濟南，第11師師長陳誠升任第18軍軍長。一個月后，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一改中立態度，派遣東北軍入關幫助南京中央，迅速瓦解了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反蔣聯盟。盡管軍中地位存在相當差距，但從年齡角度，33歲的陳誠和30歲的張學良俱為國民革命軍帶兵將領中的年輕一輩。

陳誠，字辭修，出生于浙江青田，家境小康，按他自己的話說：“布衣蔽體，蔬食果腹，不求精美，深受農村樸實之熏陶，幾成第二天性。”1913年2月，陳誠考取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父親陳希文強烈反對，同時負擔幾個兒子讀書，經濟上捉襟見肘。幾位族中長輩從旁勸說，陳希文“始允（陳誠）肄業中學半年，下期轉浙江第十一師范學校”。（《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國史館”2012年版）那個時候，師范學校為公費，無需家庭負擔，不過畢業后必須教書兩年，才能從事其他工作。

張學良從小衣食無憂，在他八歲那年，父親張作霖已是協統（相當于旅長），后來成為“東北王”，于是就有了“張大帥”和“張少帥”的傳奇故事。張學良自詡“風流而不下流”，他說：“那個嫖的不算，花錢買的、賣淫的不算，我有十一個女朋友，情婦！”（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遠流2009年版，第118頁）有一回過年，張學良陪著張宗昌等人打麻將牌，整整兩天三宿沒下桌子，全靠抽鴉片煙維持精神狀態。1933年春，張學良因為熱河失守，引咎辭職，旋即出洋考察，之前還把毒癮給戒了。

1934年1月，蔣介石任命張學良擔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陳誠時在江西省“圍剿”紅軍，二人并無交集。是年夏天，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陳誠兼任副團長，張學良上山請示機宜，與陳誠不過泛泛之交。是年底，蔣介石打算整理陸軍，召集張學良、陳誠在南京舉行了一次初步協商，陳誠主張“避免強鄰注目，不宜另設整理機構”，提出可在張學良以及南昌行營下面，設立督練處或編練處。為了平衡東北軍，蔣介石授意張學良保薦副處長，張學良先是推楊琪山，陳誠強烈反對，理由是楊的外公乃袁世凱，屬于“軍閥余孽”。張學良無趣地說：“辭修，你別誤會，我不是給你薦人，而是委員長要我保薦一個副處長，你不接受就算了啰！”（楊安銘：《我所知道的陳誠》，《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陳誠轉而一想，既然要在張學良下面整理軍隊，干脆就用東北軍將領，于是力薦楊正治來做副處長，楊早年擔任過保定軍校的步兵科教官，說來算是“師生關系”。

1935年3月，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撤銷，張學良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陳誠兼任行營附設機構——陸軍整理處處長，比較順利地整理了以東北軍為主的炮兵和騎兵部隊。10月初，武昌行營結束，張學良調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坐鎮西安，陳誠改任宜昌行轅參謀長兼陸軍整理處處長，大概有半年多時間沒有來往。

安內攘外 意見不一

1936年1月，宜昌行轅和陸軍整理處合并為委員長行轅，陳誠專任行轅參謀長，開啟了這一年的忙忙碌碌。2月中旬，陜北紅軍東渡黃河，閻錫山的部隊勉強招架，無力反擊，只好向南京商請援兵。3月25日，陳誠飛抵太原，奉命協調入晉作戰的中央軍，后在閻錫山一再要求之下，臨時擔任“剿共”軍第一路總指揮。4月底，張學良也趕到太原，與閻錫山、陳誠等人會商夾擊紅軍辦法，

5月，“圍剿”陜北紅軍多次碰壁的張學良開始相信“聯俄聯共”是東北軍唯一的出路，甚至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要求。8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要改“抗日反蔣”為“聯蔣抗日”。張學良表示贊同，愿意面蔣說和，結力抗日，為了試探可行性，他乘“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之際，先通過馮庸向陳誠表達抗日決心：“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陜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決意統率所部，抗日圖存。”（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第2冊，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頁）

陳誠時任委員長行轅參謀長，又身兼數職，時而北上協助閻錫山“圍剿”紅軍，時而南下斡旋廣西與南京的政治矛盾，是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大忙人。聽完馮庸一席話，陳誠不知究竟，一面建議蔣介石“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聽之而處于被動”。（《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國史館”2007年版，第214頁）一面致電張學良：“抗日為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此義決無異辭，不過此中必須有整個計劃，與一定步驟。剿匪與抗日，應分先后，實事勢之不得不然。”（《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上）》，“國史館”2009年版，第93頁）

接到陳誠報告，蔣介石心事重重，20日晚上甚至難以入眠，第二天在日記中曰：“研究對漢卿（張學良）辦法，自悟昨夜之過慮。以漢卿性質與環境之現實，現時自由行動非所能也。以后夜餐后不可處理要事，古人‘急事緩處’與‘事待天明’二語實有至理也。”（《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五冊）》，“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版，第149頁）蔣介石覺得馮庸之言未必可靠，“此事亦不便函電明問漢卿”，希望陳誠親自去一趟西安，當面談談。陳誠結合湯恩伯在陜北截獲東北軍與中共聯絡文件，分析張學良可能意圖，認為馮庸所言絕非空穴來風，“名為抗日，實則脫離中央，而走入聯共投俄之途徑”。碰巧漢口日租界發生日警吉岡被殺事件，陳誠無法脫身，于是修書一封，托人轉交給張學良，信中這樣寫道：“時至今日，誠非抗日，別無出路。鈞座毅然決然，以此自矢，忠貞卓識。惟茲事體大，民族存亡所系，非有整個之計劃，一致之步驟，以積弱之邦，攖強鄰之鋒，恐一戰容易，而持久為難。”主張先“安內”，救國大計將來可以召開國防會議從長計議。

張學良顯得很謹慎，22日致電蔣介石，否認自己通過馮庸轉話，但明確強調“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第2冊，第1024頁）所謂“全國力量”當然包括中共武裝。張學良同時再電陳誠，表達自己的抗日主張：“欲謀抗日，必須統一。但統一力量，不應偏重軍事，統一全民力量，乃是堅固之武力。”24日，蔣介石復電張學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以后請勿與之言。并對所部，嚴戒其慎行謹言，勿中奸計為盼。”（《西安事變史料（上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3年版，第62頁）時值北海、豐臺等地沖突事件頻發，蔣介石指示軍政部長何應欽，“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

西安事后 再無交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從洛陽抵達陜西臨潼，目的在于“鎮攝”東北軍，爭取陜甘“剿共”戰爭的最后勝利。臨別之際，蔣不忘電告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可調高射炮密運百靈廟防衛日軍，“以后出擊部隊，應特別注重對戰車之防御戰術與捕獲方法”。一個多月前，蔣介石曾經進駐臨潼，指示各部加緊“進剿”，張學良對此表現得很不耐煩，強烈要求調赴綏遠抗日前線，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許抗日，今后對東北軍的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蔣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報，張學良、楊虎城可能“不穩”，但考慮到“國家安危最后之關鍵”，決心再赴陜西。行前，蔣介石調升正在太原、寧夏居間協調綏遠抗戰的陳誠為軍政部常務次長，囑其逕行入陜。7日，陳誠到達臨潼，詳細報告了赴晉綏之經過，以及閻錫山、傅作義的綏東抗日作戰方案，隨后即往西安與張學良晤面。

聽完綏遠戰事的部署情況，張學良不以為然：“中央之對綏遠，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誠意抗日，如誠意抗日，應即聯俄容共。”陳誠當即列舉了國防上的種種準備工作，并且信誓旦旦地說：“一至適當時機，即決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真面目的戰爭，至于聯俄容共，其事決不簡單。”張學良沒有興趣討論抗日準備的細節問題，反而取笑陳誠“真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第二天，張學良再度來找陳誠，“自述其抗日之決心，與容共之把握”，同時發泄心中苦悶：“可惜委座不采納我的主張，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來屢次對我嚴辭責備，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第194頁。）

陳誠當日赴楊虎城晚宴，宴畢又赴東北友人密約，得知“東北軍不穩”，“有不利企圖”的消息。9日清晨，陳誠急忙趕至臨潼報信，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指示多與東北軍將領正面接觸，釋義中央政策。東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愿任何人知其名”，陳誠或許也是將信將疑，所以也沒有堅持己見。終于，槍聲劃破了廣袤曠遠的關中大地。12日清晨，同時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軍政大員們被集中到大廳等候確切消息。旋即東北軍送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號外，這才知道出了大事。午后，張學良親自登門“壓驚”，見面即說對不起，“這不是對人的問題，是對事的問題”。陳誠質問：“對人本無問題，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絕無顧慮。至于對事，則試問你此種舉動，究將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國家民族之安危，設有差池，又將何以對天下后世？”張學良態度堅決地回答說：“我發動此舉的用意，計有八項主張，業已通電全國，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來一閱。你我不必客氣，要爭要鬧，仍同平時一樣。”13日，張學良再找陳誠交換看法，結果仍是“安內攘外”和“聯俄抗日”的劇烈交鋒。此后連續數日，張學良每天不同時間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軟禁中的軍政大員傳遞事件進展，并與陳誠討論政府改組等問題。24、25日，張學良均未出現，陳誠猜測大概是與宋子文等會商忙碌。翌日，楊虎城來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決，張學良已經釋放蔣介石，一起飛回南京。

1949年1月，代總統李宗仁為了促成國共和談，決定釋放張學良。李宗仁致電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張漢卿兄現在臺省，希就近轉知監視人員，先恢復自由，仁并擬約其來京一晤。”陳誠頗為贊同，打電報給下野的蔣介石：“職以為漢卿之于今日，釋之無關重要，久羈適足為累，但惜處置較遲耳。為此，似可聽其釋放。”27日，蔣介石復電：“如有命令到臺省釋放張學良，似可暫不置復。否則可以并不知張學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過問之意復之。”

走筆至此，相信讀者很想知道當年告密之東北友人究竟是誰？新近出版的《陳誠先生日記》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陳誠記曰：“劉翰東對國家、對領袖之忠誠，雙十二事變我得先獲悉，即渠痛哭告我，并說他為國家、領袖而告密，等于出賣長官，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為二十五年前之雙十二，因有感，故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