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如果儒學不能自我節制的話，我擔心它會走火入魔

2016年第1期《開放時代》雜志發布了題為《儒學與社會主義》的專題文章。這篇長文記錄了第十三屆開放時代論壇的現場討論，該論壇于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廣州舉行，主題正是“儒學與社會主義”。

來自儒家和新“左”派等不同陣營，以及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等不同專業的學者參加了論壇，其中包括：甘陽、肖濱、陳少明、姚中秋、唐文明、孫江、呂新雨、楊麗君、張小軍、麻國慶、盧暉臨、羅成、劉驥、李長春、翁賀凱、劉偉等。

回望近代中國，社會主義作為一股最為強勁的外來思潮，自日本而進入中國，終蔚為壯觀。儒家的大同思想、平等觀念、倫理本位、和諧意識、志士人格，都起到了接引社會主義思潮進入中國的重要作用。

當前再度關注這兩種思潮的意義何在？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思潮進入中國，是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入侵導致基層社會潰敗的回應。而儒學作為經世濟民之學，在面對經濟全球化吞噬社會之今日，是否可能作出積極的回應，再度接引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對于以儒家為社會及文化基調的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內生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甘陽首先發言，提出了“儒家的自我節制”這一概念，意指在儒學已經成為顯學的今天，要防止把儒家萬能化，好像儒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提請大家思考：儒家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儒家做不了的或者不能做的？“還是仍然像當年牟宗三所提出來的那樣，儒家先從道德主體自我坎陷，轉出知性主體，然后從知性主體再轉出民主，似乎所有東西都要從儒家開出來？這個我是一直都懷疑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講的東西可能仍然回到我80年代的立場。”

那么，什么是他的80年代立場？1980年代很多人提出“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和儒學相關，把韋伯的新教倫理命題轉化為一個儒家的命題，來證明儒家不但沒有阻礙社會的發展，甚至是東亞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主要資源。甘陽對此并不完全否定，但他認為力圖去論證儒學與現代世界并不矛盾并不沖突、甚至是有利于現代世界的，是讓儒學迎合現代世界各種各樣的功利要求——或者促進科學精神，或者促進商業精神、市場經濟，甚至促進民主，等等。

在甘陽看來，所有這些都不是儒學的根本價值所在，而只是把儒學變成一個僅僅符合現代社會的工具。他認為這都不是儒學真正的天命所在，而且很可能造成對儒學本身的歪曲。他甚至認為如果儒學過于激進地介入社會現實政治的層面——從王莽改制到王安石變法，到清末康梁強烈的儒家指導的政治變化等等——結果通常都是災難性的。

甘陽比較儒家和現代世界，指出其根本價值取向是不同的：傳統社會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是一個價值理性主導的社會，但現代社會是一個工具理性的社會。所以儒家不再可能是全面性主導的，它能起到保守主義的作用。“我個人也是從保守主義的角度出發，現在也是一個很自覺的保守主義者。”

甘陽強調他今天講的儒學，主要問題仍然是在教育領域，“正人心”方面，但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性的領域，而是說包括社會人心的教化。儒家的發展方向是對現代社會——科技主導的社會，技術理性主導的社會，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加以規范、節制、調和。

“在工具理性和科技主導的基礎上，我并不認為有什么中國特色，整個人類都會在技術理性的籠罩下。當然我個人是非常反對這個東西的，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現實，也不可能扭轉。儒學唯一的功能只是在人心的教化上面，所以我持一個非常悲觀的看法，如果著力去論證儒家和現代民主，更不要說市場經濟等等的一致性，都是對儒學的歪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大相信儒學可以在現在這樣一個技術和經濟為主的社會里，完全恢復一個古代中國的全面儒家社會。如果儒學不能自我節制的話，我擔心它會走火入魔。”

劉仲敬為什么這么紅？

上周，南方都市報刊登了自由撰稿人李爾克的文章——《劉仲敬的三個面相》，被轉發者評論為“南方都市報都看不下去劉仲敬了”。

劉仲敬，歷史學者，網名“數卷殘編”。1996年畢業于華西醫科大學，后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某公安局擔任法醫長達10年。現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在讀博士。譯有《英國史》、《休謨史學的內在理路》等，著有《民國紀事本末：1911—1949》、《從華夏到中國》、《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等。

近幾年來，“劉仲敬”這個名字在大陸漢語學界、思想界確實頗具爭議。正如作者所言，要準確評價劉仲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他看來，劉仲敬具有三重面相。

第一重，劉是在歷史學領域冒出的一顆學術新星。一位并非學院出身的法醫半路出家，憑借著從小培養的閱讀興趣所積累的歷史素養獨辟蹊徑地開創了一套風格獨特、視野宏觀而又價值觀明確的歷史敘事與歷史觀，并在一系列書評、文章的發表、譯注與著作的出版以及頻繁的講座、對談中確立了自己在當今中國史學界與思想界的地位。

第二重，這位以豆瓣大V“數卷殘篇”起家、人賜昵稱“阿姨”的學術新星已儼然在網絡上成為“教主”一般的存在。在這些擁躉們的心目中，劉仲敬不啻一盞照亮了世界歷史發展中的整體性與根本性脈絡的明燈：所有零散的歷史事件都在一種斯賓格勒式文明季候論加強版的梳理下呈現出內在的秩序，而未來的前進道路也因此在某種西方中心主義、被冠以“保守主義”之名的意識形態之下得到了指明。這一面相的劉仲敬不僅是一位學術大牛，還是一名冷眼旁觀而又悲天憫人的先知式的人物。

第三重，在某些正規學術體系內已出道或正經受訓練的嚴謹學者看來，劉仲敬是一個典型的網絡紅人與江湖騙子：他的譯著文筆花哨之余根本是錯得慘不忍睹，而他的漢語“學術”寫作則是二流的比喻、勉強的附會與不標出處的“借鑒”的集大成品。這一面相中的劉仲敬不僅是一個負面的劉仲敬，而且是一個充滿了吊詭性乃至陰謀論色彩的存在。

事實上，這并非李爾克第一次撰文批判劉仲敬。2015年11月，一樣是在南方都市報，李爾克就發表過一篇關于劉仲敬《經與史》的書評。

在那篇書評中，李爾克就認為，就思想性而言，劉仲敬就是個搬運工，只不過是以一套自創而又未必高明的語言重新包裝、兜售別人的觀點而已。在那本書中，“劉仲敬又以一種驚人的毅力把這種語言與他所認為的史實及其想象(應該承認他的閱讀量、記憶力與驚人的聯想力似乎讓人無可指摘)融合成一鍋大雜燴，以致使那些愿意認真對待其著述的人，似乎只有在擁有像秦暉那樣的知識儲備、雄辯力與(主要是)體力的情況下，才能充分研判劉仲敬筆下許多句子背后的事實錯誤與思想的貧乏。”

并且，作者認為劉仲敬在《經與史》中第一次比較明確地用一種日常交談中勉強能令人接受的語言提出自己的治史綱領：“格局”高于材料，“認知圖景”決定智識高度，而歷史就是為了向精英的統治提供必要的博雅教育。

在李爾克看來，劉仲敬的走紅其實是得益于輿論的真空，以及當下國內學術、思想界乃至高校教育之中所存在的種種弊病。

其實，劉仲敬所引起的所謂爭議根本沒有進入專業史學研究里具體歷史問題論爭的視野。它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姿態，一面在歷史敘事修辭的包裹之下批判當下的旗號。在這個層面上，主要的爭論者在立場與方法上都顯得很粗糙，而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學者卻因為種種原因難以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間接導致劉仲敬的觀點與其表述上的怪異性與語出驚人的姿態而暫時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

按照這個思路，劉仲敬的眾多粉絲現象也可以用當前中國高校乃至初等教育中系統性的人文素養教育的缺失來解釋：在缺乏良好導向的情況下，一些年輕學生乃至對人文社科感興趣的上班族容易受到劉仲敬那種表面上博學深刻而又符合網絡傳播習慣、容易產出流行語的文章的誘惑，因而全盤“擁抱”劉仲敬的寫作。

強世功建言司法體制改革：“中國是一個大國，西方國家司法制度的借鑒意義有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2016年1月邀請卓澤淵、陳衛東、左衛民、秦前紅、季衛東、賈宇、陳甦、何勤華、孫笑俠、張中秋、張建偉、強世功等12位法學專家學者座談，聽取他們對政法工作和司法體制改革的意見建議。

微信公號“中國法律評論”于上周陸續發布各位學者的建言實錄。

其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從法律社會學的視角對司法改革有兩點觀察，同時也提出了兩點建議。

他的第一個觀察是，過往司法改革始終在精英主義和大眾主義之間的搖擺。精英主義強調從理念出發，注重領導專家的作用，喜歡搞頂層設計；而大眾主義則傾向于從經驗出發，注重基層地方的作用，缺乏整體設計。

強世功認為，司法改革之所以出現這種鐘擺現象，主要是由于司法改革采取了“一刀切”，忽略了司法內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忽略了中國社會狀況的多樣性和差異 性。比如，適合上海地區的改革模式和司法體制不一定適用中西部地區，適應經濟案件的審判制度和司法體制不一定適用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審判。

由此，他 的第一個建議是司法改革不能搞一刀切，而要采取類型化和多樣化的司法改革，強調多元一體。具體來說：不同司法機關的權力性質不同，運作邏輯不同，改革的邏 輯也就不同；要強調法院不同部門的差異性，不同的部門法要要遵循不同的司法政策和審判邏輯，不能用一個部門法的邏輯來要求其他的部門法的運作；要強調中國 在地理空間上經濟社會條件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不同區域遵循不同的司法運作。

強世功的第二個觀察是，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法律發展在與國際接軌的思 路下，通過大規模的法律移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上建成，現代立法和司法體制也已經建立起來。現在，需要根據中國實際不斷完善精細化，因為 “說到底我們的司法改革和依法治國其最終目的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成熟不斷定型。”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發展背景下，強世功認為司法改革既要“破”，但同時也要“守”。任何法律制度要具有權威性，首先就要保證其穩定性。如果我們的司法體制和司法制度總是處于不斷的改革中，那么法律權威和司法權威不可能建立起來。

他 分析指出，法律制度也是一個有機體，如果有點病，也要注意養病，不斷換藥房治病會把好人也折騰成病人。過往改革，往往從理念出發，不符合理念或西方模式就 認為有病，不斷從理念出發來折騰。“改革最大的風險在于舊制度的優點隨著弊端喪失了，可沒有注意到新制度的弊端比預想的優點還要多。”

由此，他建議司法改革不能操之過急，應當要在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慢慢形成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并且，司法改革不能只講“頂層設計”，而忽略地方因地制宜的實驗和創新。

“特別要注意，中國是一個大國，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的借鑒意義有限。我們要建立大國法治，就要始終注重調動兩個積極性，既要注重中央頂層設計的積極性，又要提倡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的創造性。最近的司法改革中，強調頂層設計多，提倡地方探索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