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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孫子兵法中的《地利》篇到毛選中《論持久戰》，地理因素在戰爭長期以來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內戰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也在近年來得到了越發多的重視與關注。今日小編就挑選了幾篇典型的研究文章進行評介。

內戰中的地理因素

在目前的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將地理主要作為自變量之一，分析其對于內戰規模、持續時間、結果的影響。具體而言，學者主要分析了三類地理因素對于內戰進程的影響。

1. 復雜地形會延長內戰時間

相當一部分研究分析了地行特征對內戰結果的影響。例如有研究都將山地、森林等地理特征視為有利于反叛武裝活動。內戰中，如果反對派武裝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地理特征，在深山老林中或者利用復雜地形與政府軍進行周旋，那么這場內戰無論是從其規模還是持續時間都將大大延長。例如，斯里蘭卡內戰中的泰米爾猛虎組織和阿富汗內戰中的塔利班的活動范圍都是在植被茂密或者山區的區域，且持續時間較長。

2. 距首都越近，反對派對政府軍的優勢就越低

還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地理區位對于內戰的影響。地理區位是指某區域在一國家總體國土內的相對位置。在內戰研究中，反叛區域到該國首都的距離和與到該國邊境的距離往往被視為地理對內戰產生影響的重要機制。目前研究認為，距首都越近，反對派對政府軍的優勢就越低，其形勢就會對反對派更加不利；反之，當反對派活動范圍在國境線展開，其活動靈活度就會大大提升，并且這一區域的內戰也會持續時間更長。

綜觀當下世界上正在進行的幾場內戰，從敘利亞內戰中在敘伊兩國做大的“伊斯蘭國”，再到烏克蘭東部毗鄰俄羅斯的烏東部武裝力量，乃至緬甸在緬中邊境活動的果敢武裝，他們無一不是不是充分利用邊境地帶的微妙地理區位，在國外和國內之間進行機動，打得贏則在國內打，打不贏就逃到國外去。

當然，分析地理區位對于內戰的影響要避免陷入地理因素決定論的誤區之中。實際上，地理因素的要起作用還與跨境民族、國家能力、交通基礎設施情況等因素有著密切關系。試想一旦政府軍與鄰國政府建立較好的合作關系，聯合打擊反叛武裝，那么反叛武裝即便位居邊境也很難有大的發展空間。在實踐中，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國與中亞邊境地區建立的良好的反恐合作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

3.有價值的資源提供了反叛的重要動機

地理影響內戰的一項重要機制就是通過資源機制。在經典的解釋內戰爆發Collier和Hoeffler模型中，對于資源的爭奪是導致內戰爆發的重要原因。有價值和易于獲得的資源提供了反叛的重要動機，并且也使得反叛方可以通過出售資源產品來獲得戰爭所需的資金支持。這一點在現實的內戰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印證。

“伊斯蘭國”通過販賣其控制地區的石油，洗錢并獲得武器及其他資源，支持其恐怖內戰行動。同時，在一個族群分裂政治矛盾尖銳的區域，新開發的油田本身也會成為內戰爆發的誘因。復旦大學熊易寒和唐世平兩位學者發表的《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沖突升級》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理論。該理論認為族群地理分布才是決定石油是否導致或加劇族群沖突的核心變量，并通過三個因果機制導致族群沖突的升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少數族群聚居區的核心領地發現石油時，這一少數族群將會傾向于反抗由多數族群主導的中央政府，從而導致族群沖突的強度升級。

內戰中的地理數據的使用：更為細分的視角

從方法論的視角分析一國的內戰地理研究，可以看到這一研究取徑的整體發展趨勢就是細分化。這進程尤其體現在對于內戰研究主體的細分上。這使得將內戰研究從涉及國家轉變成具體的沖突事件。正如上文提到的，傳統的比較政治研究將國家整體作為分析單位，因而會將國家總體的地理變量（如高山覆蓋度，森林覆蓋度）等作為測量來衡量地理對內戰的影響。但是，這一大而化之的分析方法不利于精細把握內戰的進程。

試想，即便一個國家高山覆蓋面積很少，而反對派武裝恰恰就集中這一山地區域，并利用這一因素輔以相應的戰略戰術在內戰中取得了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總體高山覆蓋面積放入模型很可能顯示出此國家高山面積對內戰發展無影響，顯然不能解釋實際情況。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挪威科學技術大學Halvard和Paivi Lujala兩位學者的文章討論了運用比例尺更大，附加信息更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統（GIS）對于內戰和國內沖突研究的幫助。他們認為傳統研究使用宏觀的國別地理信息不足以反映出內戰地理因素的真實情況，因為在大多數案例中，發生內戰的只是局部地區，而是用國家整體的地理指標（如山地，資源）等并不能聚焦地反映沖突地區的地理情況，而使用更為精準的地理信息系統可以聚焦于沖突本身，從而產生更為準確的測量。

地理因素未來可能扮演的角色

隨著理論知識的不斷積累和現代技術水平的日益提升，地理因素必將在未來的內戰和沖突研究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具體而言，內戰中的地理因素未來可能在如下的方面進行發展。

首先，從理論建設本身而言，地理因素自身的定義需要擴展。由于受到既有數據庫和學科認知的限制，學界目前對地理因素的定義和分類比較簡單，僅僅是從山地、森林、資源、邊境等方面進行衡量。如果研究者將研究視野擴展，擴展到人類從古至今對于戰爭地理的討論不難發現，還有更多的地理因素可以納入內戰研究的相關討論。

以戰略研究為例，《毛澤東著作選集》中對于在帝國主義管制不平衡地區建立革命割據政權的討論，或可以提煉出一些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理論假設，即當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權集權程度不高時，在中央地方處于部分分治情況下，反叛武裝更容易在各股力量的交匯點（也即三不管地區）進行斗爭。

另一個更長時段的例子，則是鄂、豫、蘇、皖四省交界處大別山區的抗爭史，羅威廉（William Rowe）的《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雖然在史料的引用和解讀上有相當不少的錯誤和斷章取義，卻也展示了地理-行政對內戰的影響。歷史地理學者亦早就指出，很久以來，中國的國內的政區劃分原則一直秉承“山川形便，犬牙交錯”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使反叛者不那么容易稱雄一方。一些歷史學者也對地理因素與內戰戰略做過詳盡的個案研究，曾瑞龍的《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對此都有詳盡的討論。

其次，對于內戰的地理因素本身而言，也有不少可以創新之處。例如，在《孫子兵法》（九地篇）中，就有對于九種不同地形的定義，及其對軍事作戰的影響。其中，有些地理因素（如形容地形險惡，山川，沼澤的圮地，或者形容具有豐富資源的需要搶占的爭地，與他國邊境接壤的衢地）等都已經在政治科學的討論中得到科學化的衡量和討論；但還有相當一部分因素沒有受到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關注。也就是說。內戰中的地理因素還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甚或還有必要對紛繁復雜的中國傳統思想進行如中醫廢醫驗藥般類似的現代的、科學的（而不僅僅是闡釋的，比附的，“人無我有、人有我早”的）考察和研究，更好地理解過往和當下，繼而得出有益的，建設性對話的，巨人肩頭更進一步的結論。

再次，對于地理因素和國內沖突的討論需要更進一步分析其因果機制。當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討論某項地理因素和內戰沖突的相關性，但缺乏對其內在機制的討論。最近復旦大學熊易寒和唐世平兩位學者發表的《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沖突升級》正是這一取徑上的典型嘗試和進展。其突破了傳統文獻只討論地理與沖突的相關性關系，但忽視其內在因果機制的局限，分析了石油分布對族群沖突升級的具體影響機制。

再次，地理因素與國內沖突的研究方法也需要進一步的創新。一方面，研究者應該建設比例尺更精確，內容更豐富，衡量指標更科學的沖突數據庫。另一方面，對于地理因素的討論也使得在內戰研究中應該引入一些更為微觀并有趣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內戰研究納入邊界和環境這些自然變量往往能夠為“自然實驗法”(Natural Experiment)提供很好的研究空間。

目前已經有學者在這一取徑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在Miguel,Satyanath和Sergenti的研究中，天氣/氣候狀況被選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工具變量，三位學者分析了其通過影響經濟發展繼而影響內戰爆發的因果鏈。更廣義而言，相當多的歷史學者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著述中，農業政權、游牧政權、農牧交界區天氣-收成與政權間戰爭爆發和發展的機制也是晚近地理與戰爭研究重要的進展之一。此外，Posner的研究也以贊比亞和馬拉維的政治邊界作為干預變量，討論相同族群雜居在不同地區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的機制。

最后，地理因素和沖突的研究也具有顯而易見乃至相當緊迫的政策意義。冷戰結束之后，在政策討論中，水-糧食-能源三者間形成的紐帶安全（Nexus Security）不僅是政策研究的重點，也是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爭議、沖突、協調和談判的熱點。稍稍反觀不難發現，這些都是政治科學中經常討論的地理變量，故而伴隨著政治科學對內戰中地理因素的發生機制研究的深入，人們也必然能從這些研究中得出更加準確并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從而使學術研究成果真正地改變并造福世界。

參考文獻：

Halvard Buhaug and Scott Gates ,” The Geography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aerch,Vol.39, No.4, pp41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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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N. Posner “The Political Sali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Why Chewa and Tumbukas Are Aliies in Zambia and Adversaries in Malaw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4

Miguel, Edaward, Shanker Satyanath, and Ernest Sergenti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2.pp 725-753

Halvard Buhaug, Paivi Lujala, “Accounting for Scale : Measuring geography in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civil wa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24 pp.399-418.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與族群沖突升級》，《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