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湯姆叔叔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所說的那樣，女性是社會的建筑師。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女性在深圳的城市化、國際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這一巨大貢獻，卻沒有獲得應有的社會承認，本應綻放光芒的女性精神，在城市高速發展所致的社會離心力之下四散飄落。

這是“城市母體”這個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UABB2015）外圍展的策展立意。

但這個展最初的靈感，并非直接來自女性藝術家或她們的作品本身，而是來自于在深圳這個城市中，我所見到的各類不同領域的女性，在城市空間的真實生存狀態。

在深圳，單身女性往往只能通過感情順利、事業成功來界定價值。但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城市，感情起伏不定，事業又遙不可及，稍微有一點感情和事業上的波動，缺少家庭或其他關系網絡支持的年輕女子，就容易否定自己的價值。

另一方面，關于深圳城市的發展，女性在其中的參與和貢獻，并未得到完全的記錄與再現。幾年前，我曾在深圳的一檔電視節目中，看到該節目組邀請了當年創造了深圳速度——三天蓋起一層樓——的國貿大廈建筑女工班組，她們用自己的汗水促成了深圳速度，但大多返回老家居住。除了那次電視節目介紹了她們的事跡之外，我在互聯網上難以找到任何相關資料，就連當時節目的視頻也很難查到。唯有優酷上一個名為“中國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速度創造者）”的視頻中有一兩張模糊照片，可以看到她們的身影。其余為深圳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普通女性，其故事也是七零八落。

如果說深圳是一座創客之城，那么這些女性便是創客之城的創造者，她們不僅用自己的勞動參與深圳城市的建設，其家務勞動也為建設深圳的丈夫或孩子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然而，在這座城市的35年輝煌歷史的記憶中，她們的身影卻缺失了。

作為一個城市研究者，我希望通過某個契機，能夠更加深入了解深圳女性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同時再現這種關系，并讓城市中的年輕女性，從深圳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看到女性在感情和事業之外、作為城市發展參與者和推動者的價值。

與此同時，得益于深圳的多元與包容，近年來，深圳女性當代藝術家逐漸嶄露頭角，她們以其獨特的陰性視角，通過豐富的藝術形式，冷靜地觀察反思呈現深圳的方方面面。

恰逢UABB2015招募外圍展項目，我便和朋友徐媛媛討論，希望借助深圳本地女性藝術家的藝術話語力量，讓大眾透過女藝術家的作品，看到女性的狀態，也能讓女性藝術家通過這個展覽，更多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處境。這也算是在深圳發展的女性藝術家介入社會的一種嘗試。

然而，這一美好的愿望在實施階段并不順利。“女性藝術展”的提法，讓很多藝評人以“現在都是當代藝術了，男女都平等了，還需要什么女性藝術？”的理由不屑一顧。

在展覽開幕前的一個半月，我們原先聯系好的場地方，因為不接受我們把女性看作城市和空間的創造者，而放棄了對我們的場地支持。

我們邀請的致敬藝術家，也由于各種原因，在開幕前一個月，退出了這個展覽。

在越來越多的接洽和聯系之后，廣州、美國、澳大利亞的幾位女藝術家，紛紛表示愿意參與。由此，最初的“深圳本土女藝術家”的概念，不斷被刷新和改寫。對深圳是否存在本土女性藝術家的質疑，也成為很多人不看好這個展覽的原因。

短短五天時間里，策展團隊接洽了深圳的37個藝術空間，但場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無處安放的女體，是“城市母體”這個展覽在深圳四處找場地的窘迫處境，也是一個漂泊在深圳的單身女人的切身感受。我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這樣一種體驗：

“我們如同2個懷揣著城市珍寶進城的護送者，不斷叩響各處藝術人家的大門，尋問、離開；再叩門、再詢問、再離開；再叩門、再詢問、再離開……

這種周而復始的循環，在過去5天里，或許也是一種自我的修行。

我們懷揣著夢想而來，努力工作著，經歷過各種迭宕的性情生活，我們渴望理解，渴望認同，渴望被愛，渴望被寵愛，渴望成功……

無處安放的女體，無處安放的青春。

或許，‘城市母體’的尋址之旅，本身就可以成為一個被稱為‘無處安放的女體’的行為藝術。”

并非所有的女性藝術展都具有激進目標，“城市母體”這個展，本來也只想安安靜靜展示城市與女性的故事。但場地的困境，使得我們不得不以一種在城市中漂流的狀態，與這個城市進行一場別具一格的母體與空間的對話。

好在，深圳是一個對女性以及女性藝術持友好態度的城市，我們收到了70多位各界朋友的推薦，深圳東方美術館、33藝術空間、之上藝術空間、圈子藝術空間等多個深圳的獨立藝術空間，都向“城市母體”發出了盛情邀請。

其中，經由深圳福田圖書館館長宇葉紅介紹，我們得到了深圳文化創意園總經理董丹女士的支持。董丹認為，“當代藝術最大的特征就是對現實的關注”。由此，“城市母體”最終落在深圳市婦幼保健院附近的深圳文化創意園。

在這個坐落于全深圳母親空間密度最高之處附近的藝術空間，平時在創意園中庭帶孩子玩耍的母親，可以和嬉鬧的孩子一起看女性藝術展，哪怕是下班回家的父親，也可以帶著兒子路過展廳，像遛彎一樣進來看看。這對我來說，頗有一種符號學意義上的儀式感。

我曾在展覽期間，在展場遇到一位父親，他看到門口的海報，急匆匆走進來，口音太重的他，好半天沒有說清來意，后來我終于知道，他是問這里是否有什么講座，他想為他的女兒問一問，好讓女兒也來學一學。我拿給他幾本“城市母體”的展刊，希望他帶回去給女兒看看，也讓他再帶女兒一起來看展覽，他欣喜地帶著小冊子離開。

在這短短16天“城市母體”女性藝術展之后，或許還是沒有太多人知道什么是“女性藝術家的陰性視野”，不同的觀眾對作品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不過，在近1000平方米的當代藝術展場里，原本無處安放的展覽，終究是以最容易到達的空間方式，在大型商住社區和城中村之間，給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帶去女性主體的藝術表達。或許，這也不能說有多成功，但對于呈現女性與城市之間的關系這一初衷，這個展覽是實現了。

當然，在一個這么大的展場，僅放置九位藝術家的作品，難免讓人覺得平淡和寂寞。于我而言，每一位參展藝術家在展場中都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空間，一面墻或一扇門，如同伍爾夫說的“女人自己的房間”，這些房間又是開放的，能與觀眾形成直接的對話和交流。

她們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她們對日常生活觀察的藝術再現，或源于自身體會，或來自周遭故事；另一方面，每一個作品都是這些女性藝術家用自己的視角去體悟城市與女性的生命故事。

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的90后藝術家朱妙芬，用8座半裸上身的女性雕塑表達了“時間的謊言”的故事，其中一個雕塑的原型故事來自她的奶奶。她從小在奶奶身邊長大，奶奶的背從挺拔到弓駝，是時間的痕跡，也昭示了女性美麗容顏永駐的時間的謊言。

組織過爵士音樂節的貝尼的三件巨幅繪畫作品，讓人們對女性藝術的尺度有了一種文化沖擊意義上的別樣體驗。在普通觀眾心目中，女性藝術家往往沉溺于個人的小情調，而貝尼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真實的新聞故事或宏闊的山川風貌，在大氣磅礴的藝術敘事中，呈現深刻的社會反思。

曾經做過策展人的張妮，近年來在深圳潛心創作。她的《私生活》系列，從內心深處洞察女性生活的細部。經過從單身到母親的生命變奏，她用細膩的筆觸在女性本體、中性變奏及男性他者的不同敘事對象之間，描繪女性的如絲脈絡。她的作品最打動觀眾的，是能用無聲的色彩一語說穿觀眾內心最柔軟的角落。

“城市母體”在展場中所強調的“言說和傾聽”的概念，被留英返深藝術家王詩薈的作品《耳語》非常貼切地放大了。她在三把電風扇上綁上代表女性言說的紙條，在風力的作用下，紙條飛舞所產生的凌亂聲響意味著女性群體內部交流的繁雜、噪音和無效。三個不同方向的風吹動，則代表著不同對象的對話與互動，但在布展期間，放得太近的風扇上的紙條纏繞在了一起，更如隱喻一般再現了女性內部話語之間的沖突和權力糾結。

資深建筑師余加，致力于深港兩地的建筑事業多年。她用平日建筑工地中最常見的材料——腳手架的零部件，制成了一件高達1.5米的鋼鐵項鏈。站在這個巨型項鏈面前，你隱約可以看見一個城市女巨人從高聳的樓宇背后走來，這個曾經象征著奴隸身份、現在又以美麗和幸福的符碼來定義女性價值的項鏈，在女巨人的脖頸間，閃耀出太陽般的光輝。贊美與反諷，普通與偉大，在這個作品中同時呈現，讓觀眾在恍惚間有一種進入神話世界的幻覺。作為全場作品中最重的一件作品，女性藝術家視野中的空間質感再一次突破了人們對女性內心世界的幻想。

美籍華人藝術家郭楨，其作品曾在香港蘇富比和北京蘇富比拍賣。她這次以女性乳房為靈感，帶來了一大一小兩件作品。軟雕塑“母親”和綜合材料作品“離心兒更近”一點，用不同的視覺張力，呈現出人們對母親和乳房意像的不同感官。

郭楨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女藝術家和普通女性一樣，同樣具有妻子和母親的社會身份，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和追求事業的同時，這種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成為女性藝術家個人藝術成長的巨大挑戰”。這一點恰恰指出了女性藝術必須存在的價值之所在。即便男女的法律地位相同，但不同的家庭屬性帶給男女藝術家的負擔不同，所遭遇的機會和發展方向也有所不同，女性藝術家發展空間的局限和女性藝術作品的稀缺也都來自于此。女性藝術家通過對自身性別身份的內觀和反思所創作的作品，具有與男性藝術家創作的作品完全不同的一種世界觀和藝術觀。

新西蘭藝術家Angela Tiatia的影像作品《鑲嵌與縫合》，由自己做縫紉女工的母親，關聯到珠三角紡織廠的女工，她們具有同樣的工作身份，但因身處全球化產業鏈的不同階段，Angla母親面臨全球化產業從新西蘭向中國大陸的轉移而帶來的失業困境，也預示了珠三角紡織女工的職業未來。Tiatia的鏡頭掃過工廠，暗示著在兩個勞動力國家之間的共性與分裂，提出兩個關于動蕩文化身份和全球資本流動的嚴峻現實。

來自荷蘭的藝術家Riet，則以一些隨手可得的包裝盒作為創作原料，將平日里最多會流入廢品回收站的紙盒，經過對材料紋理的梳理，借由藝術家的色彩搭配，讓這些普通廢棄物煥發出《平凡中的詩意》。

喬紅是最早一批來深圳創作城市大型雕塑的女雕塑家中的一位。她的作品《瓊州育鹿》和《鋼琴之都》，都是以微縮裝置的形式在展廳內展出，是全場體積最小的兩件作品。從中，我們能看出老一輩的藝術家的創作題材和70后以降的藝術家之不同。喬紅一代的藝術家，多以國家主題為創作內容，不論放置于大亞灣核電站前的《瓊州育鹿》，還是在深圳藝術學校門前的《鋼琴之都》，都具有官方敘事痕跡，而張妮等人的作品則更多關注個體本身。雖然奉獻給國家的雕塑尺寸都不小，但留給自己做紀念的只是小小的微縮版本，從中也能看出老一輩的藝術家心目中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分量大小。

女工詩人鄔霞、打工春晚女主持人丁麗、美國駐廣州領事館領事Maribel Vasquez在“城市母體”的開幕式上的出席和致辭，也使這個展覽促成了深圳女工與深圳女藝術家在國際關注下的一次跨界交流。

到此，我們可以對“城市母體”這個UABB十年歷史中第一個女性主題的外圍展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且不論參展藝術作品在女性藝術史意義上的價值，這個展至少在深圳本地，促成了各個不同社群之間的交流和互動，以女性藝術作品為紐帶，促成了更多人對深圳本土藝術、女性藝術，尤其是深圳女性當下的生存狀態有了更多了解。

人類學家往往認為，女性在社會中雖不像男性那樣占據絕對領導地位，但是其獨到的溝通和連接能力，使得女性具有社會樞紐的核心價值，從而具有促成家庭、社會及城市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句著名的西方諺語說：“推動搖籃的手，推動世界”。“城市母體”藝術展，正是通過藝術，再現深圳以及南中國地區的女性推動城市發展、孵化城市進程的諸多故事，策展、布展及展覽過程中的一系列動作，隱喻般復刻了女性作為城市母體促成城市內外的溝通、交流和合作，進而孵化城市的作用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