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當下尋找一個能夠看到美國 Metoo 運動究竟帶來了多大改變的窗口，那么圍繞紐約民主黨籍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的風波無疑是其中足夠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今年8月3日，紐約州檢察總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在長達數月的調查后發布報告，證實至少有11名女性遭受了州長科莫的性騷擾。隨后，從紐約州全部聯邦議員到總統拜登，都表態稱科莫已經“失去紐約民眾的信任”，因此應該盡快辭職，州議會對州長的彈劾程序也隨之啟動；在這樣史無前例的壓力下，科莫于10日宣布在自己會在兩周內辭去州長職務，提前一年多結束了他的第三個任期，并在剛剛過去的周二（8月24日）零點正式離職。

所有對美國政治討論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難意識到，這完全不是人們已經看過太多次的“丑聞-混亂-辭職”的循環：就在短短一年以前，科莫在無數美國人眼中還是帶領紐約戰勝艱難疫情的州長，他的每日疫情新聞發布會被全世界各地的電視臺轉播，用科學、清晰又動情的方式給面對著巨大不確定的人們帶來了許多安慰，更是和當時特朗普情緒化、反智、以自我為中心的疫情處理方式形成鮮明對比，甚至因此贏得了一個艾美獎，并登上了《滾石》雜志的封面......在拜登勝選后，科莫一度成為可能被提名為司法部長的最終人選之一。所以，讓他在短短幾個月內失去全部支持、除請辭外別無選擇的，絕不是一場普通的丑聞。事實上，許多人說，從科莫的行為、受害者的發聲，到隨之而來的調查，以及事件引發的更廣義上“性別氣質”、政治與權力間關系的探討，都是“后 Metoo 時期”此類事件的標桿。

2021年8月10日，美國紐約，民眾在視頻上觀看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辭職。身陷性騷擾丑聞的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宣布辭職，將在14天內生效。

相繼而來的性侵指控

第一個對科莫的指控，來自曾任州長顧問職位的琳賽·博伊倫（Lindsey Boylan）。2020年12月，在聽說科莫可能被拜登提名為司法部長后，她在社交媒體上泛泛地講出了為科莫工作的感受，稱自己“永遠不知道會面臨什么——對自己優秀工作的無端指責還是有關外貌的騷擾性言語”，描述了一個“極其有毒（beyond toxic）”的工作環境。由于害怕受到可能造成二次傷害的公眾質疑和科莫的報復，她在當時并沒有指控科莫任何具體的言語或行為，也不愿接受媒體采訪，說自己講出經歷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希望“讓侵害者獲得更大的、更恐怖的權力”，防止更多人受到傷害，并請求拜登和哈里斯慎重考慮對提名科莫的決定。

科莫的發言人和他本人相繼否認了博伊倫的指控，在當時圍繞大選結果和嚴峻疫情的混亂中，媒體也沒有給予此事太多關注。直到今年二月，第二名受害者在博伊倫發聲的鼓舞下選擇講出自己在科莫政府中任職的經歷。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班尼特（Charlotte Bennett），直到去年年底曾任科莫的行政助理和衛生政策顧問。在交談中，科莫頻繁使用讓她感到不適的言語，說自己因疫情封鎖而“孤獨”、“很久沒有擁抱過人”，并詢問班尼特“是否介意和年長男人發生關系”、她的性關系中“對方的年齡是否重要”——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班尼特能夠和自己發生性關系。更糟糕的是，在得知班尼特是性侵幸存者后，科莫以對她的“關心”為名，多次用沉迷、享受的情緒要求她談論受到侵害的經歷甚至細節。這一切發生在去年的五月到七月，也就是大多數美國人眼中科莫正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專注在戰勝疫情的階段中。在明確感到不適以后，班尼特先后向科莫的幕僚長和法律顧問反映了自己的經歷，并隨后被調職至另一個不會和州長有直接接觸的崗位上。她最終選擇離開紐約州政府。

可能是看到之前無數性侵指控者所受到的質疑，班尼特對自己當時的經歷做了一切可能的記錄，在事情發生的同時就有向母親、同事和朋友敘述，報道她經歷的記者也逐一驗證了這些消息，讓她的指控顯得空前有力，以至于科莫的發言人在回應中都沒能否認對話發生的事實，僅僅是將他的出發點解釋為“對班尼特受害者經歷的關心”。班尼特的發聲終于打破了一道裂縫，不僅有第三位女性講出了在一次婚禮上被科莫帶有騷擾色彩地觸摸、親吻的經歷，第一位指控者博伊倫也發表了一篇長文，更加具體、詳細地講述了自己長達數年和科莫相處的經歷：她的直接上級曾發郵件說認為州長對她有“心動”、“喜歡”，科莫的資深下屬（senior staff）曾在他的授意下“時刻掌握她的位置”；科莫在得以和博伊倫獨處時，曾多次騷擾性地觸摸她的背部和腿，一次在州長的曼哈頓辦公室中還強行親吻她的嘴唇，2017年的一次飛行途中，科莫曾邀請她玩“脫衣撲克（strip poker）”......在她開始地對科莫的行為表現出不適后，她開始被州長資深員工中的幾名女性刁難，曾被訓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看到工作環境的愈發糟糕，博伊倫在2018年年底離開了紐約州政府。

讓幾名受害者猶豫的原因中，除注定會隨之而來的大量關注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懼怕科莫的權威和報復。而對于任何熟悉科莫數十年來行事風格的人來說，這種擔心都并不多余，霸凌、羞辱、報復，是科莫對待政敵甚至同黨內有不同意見的他人常用的手段。他的父親馬里奧·科莫同樣是紐約政界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在里根主義盛行時期依然被受愛戴的民主黨籍州長，行事風格溫和、友善，但曾為父親擔任競選經理、顧問和助手的安德魯·科莫，則負責在“陰暗面”完成了許多霸道、蠻橫、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比如在1970年代的一次競選中，曾有傳言父親的競選對手是一名同性戀，于是在一個競爭激烈的保守選區一度出現了“投票給科莫，不給同性戀（Vote for Cuomo, not the Homo，在英語中上下兩句諧音）”的海報和傳單，雖然最終沒人能完全確認，但許多人都相信是安德魯安排了這批極其糟糕的人身攻擊。在為成功當選的父親工作期間，安德魯因類似的行事風格很快得到了“黑暗王子”這個綽號，翻查《紐約時報》的檔案，早在1986年就有報道用“冷酷無情（ruthless）”來形容他。

在安德魯·科莫自己的政治生涯開始后，他霸道、蠻橫的行事風格有增無減。從下屬、議員到記者，許多在紐約政治界工作的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收到來自州長辦公室的電話，因為科莫本人或他的資深下屬往往會極其氣憤、無理地在電話中羞辱對方，直到對方答應科莫的要求或放棄對科莫的做法、政策表達反對：一位眾議員對 Politico 講述了自己在駕車途中被迫停在路旁，接聽科莫長達45分鐘充滿憤怒喊叫的電話的經歷；長期對科莫政策不滿的韓裔州議員羅恩·金（Ron Kim），年初時在公開批評了科莫新冠疫情期間對養老院的處理不當后，也在幾天后毫無防備地接到了科莫的電話，科莫威脅要讓他“體會到自己的怒火”，并說自己能“毀掉他的政治前程”，要求他重新發布一份支持自己的聲明。而當自己想要斥責的對象是女性時，科莫往往將出言威脅的工作交給資深女性下屬來完成，常常擔任這一角色的是他最信任的顧問之一梅利莎·德羅薩（Melissa DeRosa）：一位州內工會的政治主管就曾因一條批評科莫政府的推特，接到了她憤怒要求自己將其刪除的電話；在州政府內工作的多名女性員工也都描述過被德羅薩無理訓斥的經歷；去年五月，當另一位女性州議員亞歷桑德拉·比亞吉（Alessandra Biaggi）在社交媒體上批評科莫的疫情處置后，她收到了德羅薩的數條極其粗魯的短信，斥責她“滿口胡言（full of sh*t）”，是“一個糟糕的人（a pretty terrible person）”、“反復無常的騙子（a revisionist liar）”、“很惡心（disgusting）”。

而科莫也同樣嘗試過用同樣的手段對待自己性騷擾的指控者。就在去年年底第一位女性博伊倫發出那條不算具體的指控推文后，科莫和德羅薩立刻召集了一些信任的顧問，商討對策來降低博伊倫的可信度，所制定的“方案”中包括向媒體泄露博伊倫的個人信息，并一度起草了一封抹黑她“個人品格”的信，其中稱是博伊琳主動表達了對科莫的“愛慕”、曾夸贊他“外表帥氣”，并指責她“對待下屬糟糕”等等。他們還有意提防、提前“撲滅”其他可能存在的指控：當發現一位還在政府內工作的女員工在社交媒體上印證博伊琳的發言時，德羅薩便要求她的一位朋友在電話中詢問她是否有具體指控并錄音，顯然是用來提前打擊可能指控的可信度。科莫的這一系列行為的確發揮了作用，后續調查發現，在他身邊遭受過類似經歷的數位受害者都因此打消了發聲的念頭，其中一位甚至說“會把（遭受騷擾的經歷）帶進墳墓”。

專橫霸道與白男政客的“男性氣質”迷思

顯然，科莫蠻橫、霸道的行事風格并不是一個秘密。但這幾乎沒有對科莫的支持率造成影響，因為一直以來，白人男性政客往往可以將行事霸道的行為，塑造成一種中性甚至積極的“個性”，以此展現“男性氣質（masculinity）”甚至會被視為是有魅力的。這也一直是科莫所采取的策略：他經常聲稱，自己之所以能夠在紐約州成功推動許多進步政策，就是因為這種“果斷”的風格；當年初因指責他疫情處理而收到憤怒電話的州議員羅恩·金公布這段經歷后，科莫的回應除了否定其中最無理的部分，更將自己的情緒解釋為對“摻雜私利的無意義爭執”沒有耐心、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能回到為紐約做實事的軌道上來。

長期以來，紐約州選民對此也并沒有過多質疑，畢竟在科莫的任期中，紐約州的確通過了許多大膽而進步的政策，如實現同性婚姻平權、控槍立法、完成一系列基建項目等等，于是，許多紐約選民就將這些成就視為科莫“果斷”風格的成果。

但在經歷了 Metoo 和數場種族正義運動后的美國社會，已經有越來越多人能夠看出，管理者粗暴、蠻橫的風格，往往是白人男性獨具的特權，是他們對自己能夠肆意使用這種特權的展示。而在仔細審視后，人們便不難發現，這些成就其實與科莫自我標榜的“果斷”并沒有什么關系，而更多因為紐約州本來就有全美國最支持進步主義和多元文化的選民，推動這些政策所面臨的阻力自然不能和民主黨以微弱優勢執政的紫色搖擺州相比；相反，科莫的“果斷”手腕，則多用于鞏固自己在州內政治格局中的權力，尤其是當部分選民對更多、更大膽進步主義政策的期待威脅到了他的權力時。

在紐約州參議院的民主黨黨團中，長期以來存在一個由保守派民主黨人組成的團體，名叫“民主黨獨立會議（Independent Democratic Conference，常簡寫為IDC）”，他們在競選時使用民主黨籍，卻在投票決定州參議院領袖時與共和黨達成協議，投給了一位共和黨人，從而有效地將州參議院的控制權在民主黨占多數席位的情況下交給了共和黨；紐約州眾議院（New York State Assembly）則同時由民主黨控制。科莫一直是這個聽起來略顯迷惑的安排的堅定支持者，因為任何法案的通過自然要需要兩院同時批準，而這種兩院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分散”就能讓科莫在其中擔當調和者的角色，主動決定在推動哪些政策上打破僵局，從而將決定紐約州政治前景的控制權留給自己，同時還可以將成功推動通過的政策歸功于自己、將未能推動的責任推卸給分裂的兩院。

所以，從科莫的第二個任期內開始，一批剛剛走入政壇但更加大膽的年輕人開始挑戰科莫對權力的控制，希望在民主黨內部選出更多支持更鮮明進步主義、少受“建制（establishment）”束縛的人選。不同于歐洲國家的議會制，美國的兩黨制中，小黨往往不直接在選舉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而是通過參加兩大黨初選或背書方式影響政治。然而，在2018年紐約州長和議會的選舉中，一個支持以進步主義經濟、社會政策為中心價值的小黨“職業家庭黨（Working Families Party，縮寫WFP）”便集中在民主黨初選中推出了一批多為少數族裔、女性和性少數的年輕候選人，甚至成功招募了一位州長職位的挑戰者，她名叫辛西婭·尼克松（Cynthia Nixon），并在競選過程中十分直接地批評了他的行事風格，指責他“霸凌任何批評他的人”，稱他是“惡霸安德魯”，而自己“應對惡霸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勇敢面對他”。這樣直接而刺耳的挑戰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于是整個“職業家庭黨”立刻成為了科莫窮盡各種手段霸凌和打擊的對象。科莫首先也成立了一個小黨，取名“女性平等黨”（Women’s Equality Party，縮寫為WEP），其縮寫與“職業家庭黨”的縮寫WFP只有一字之差——鑒于科莫的挑戰者尼克松是一名女性，而他親自成立的、名字中帶有“女性”字眼的黨自然會支持科莫，這個做法顯然是為了迷惑選民，讓選民在區分選票上不同黨派、候選人的難度加大，從而稀釋尼克松與WFP獲勝的可能。

顯然，尼克松對科莫的挑戰失敗了，但WFP在眾議院中的候選人還是擊敗了足夠多上文所說保守民主黨團體IDC成員，讓民主黨成功拿到兩院控制權，從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莫的權力。在黨內初選結束后，WFP起初發表的聲明表示自己“雖然和科莫有諸多不同意見，但對他的認同遠比共和黨多”，其主席不久后就接到了科莫打來的電話，在電話中，科莫直接威脅到“如果你再說我‘僅僅是比共和黨強’，我就會說你僅僅比兒童強奸犯強”；而在成功當選開始下一個任期以后，科莫甚至著手修改州選舉規則，提高了小黨被寫進選票的門檻，希望以此徹底消除WFP等黨派對他造成挑戰的可能。

不難看出，科莫種種粗暴、霸道的行事方法，所服務的并非紐約州居民的福祉，而是自己手中愈發堅固的權力；甚至在去年的疫情處理中，他永遠手握最終決定權的沖動，造成了極其糟糕的后果：科莫的霸道作風讓他長期以來和紐約市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關系緊張，在去年三月疫情重創紐約的幾個星期里，科莫多次駁回白思豪在紐約市內封鎖、關閉餐廳和學校等場所的命令，原因是不滿白思豪在作出決定前未經自己允許、這些措施未能由自己領導和宣布，最終結果往往僅是同樣的措施被延遲數天重新實施；事后，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份研究顯示，如果實施封鎖的延遲能夠被避免，那么僅在紐約城區被新冠奪去生命的人就能減少一萬七千多名。但這個教訓不僅沒有被兩人吸取，同樣因搶奪“主導權”而產生的混亂在秋季疫情再次惡化時重新上演了一遍。

而在對科莫性侵指控同時發酵的另一樁丑聞中，同樣可以看到他的一貫作風是如何導致災難性決策的。疫情初期，為了防止紐約醫院出現醫療資源擠兌，科莫要求州內養老院在確診居民出院后，立刻將他們接回，這一決策在日后被證明使病毒在養老院內不受控制地擴散，造成了許多本可避免的感染和死亡。鑒于疫情初期所有人都面臨著恐慌、混亂、快速更新的信息和巨大的不確定性，這類失誤其實并不罕見，也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科莫由于過于懼怕自己“一切盡在掌握”的形象受損，命令總結此事的州衛生部門修改調查結果，從最終報告內的死亡人數中剔除了在轉移到醫院醫治無效的病人，經后續調查發現，被減去的人數高達3600人，隱瞞了近50%的養老院死亡病人。這個和特朗普政府幾乎無異的做法讓許多紐約選民瞠目結舌，不敢相信曾經在全國電視臺上安撫人心的州長實際所考慮的是不讓人命攸關的失誤抹黑自己的公眾形象。

但科莫專橫作風的有害屬性，是在無數糟糕決策被成功粉飾和掩藏、無數此前挑戰他權威的人失敗甚至付出代價后才被大多數人認識到的。而如果你橫向對比一下少數族裔、女性在同樣身份中受到的苛刻對待，就很容易看到這一切為什么是“主流身份”攜帶特權的體現：直到今天，喬布斯對待下屬時常有的蠻橫無理，直接被神話為他“天才”的一部分，成為被許多人學習的“獨特管理者風格”，哈維·韋恩斯坦除身為性騷擾慣犯以外的另一個長期以來在行業內人盡皆知的“秘密”，就是他的粗魯無禮和極其糟糕的脾氣，但這也一度被人們相信是他在影視行業內巨大成功的“秘訣”之一；相比之下，少數族裔和女性即便往往竭力避免任何憤怒、情緒化的表達，卻依然難以避免被貼上“憤怒女性/黑人”的標簽從而招致反感：奧巴馬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回憶錄中寫到，被以福克斯電視臺為代表的右翼媒體歪曲為“攻擊美國、攻擊白人的憤怒黑人”給自己帶來了多么大的困擾，以至于在種族正義的問題上他們很多時候會避免表達自己最為真實的觀點，相反要考慮白人受眾的感受會不會被“刺痛”、“冒犯”；去年大選中，決定參議院控制權的兩個席位最后都落在了佐治亞州兩名參議員的特別選舉上，共和黨對待民主黨競爭對手的策略，是盡力“忽視”身為猶太人的奧索夫（Jon Ossoff）的存在、同時將攻擊火力全部集中于另一位候選人拉斐爾·沃諾克（Rev. Raphael Warnock），一位黑人牧師和民權活動家，將他塑造成一個極端而憤怒的形象，說他對美國、佐治亞州、社區甚至代表中產階級家庭形象的寵物狗都心懷仇恨和怒火，喚起選民對這樣一個黑人刻板形象的恐懼；20年前，當希拉里競選紐約州參議員時，盡管克林頓已經是一個讓保守派美國人并沒有太大惡意的政治人物，希拉里仍然沒能逃過被刻畫為“憤怒女人”這種代表了自私、冷漠、野心和過盛權力欲的形象，以至于她在當選后，需要向參議院中的男性同事作出額外努力來表現自己的“謙遜”、“隨和”、“樂于合作”，如主動向攻擊過自己的政治對手表達友好、向資歷更高的男性同事請教自己可能已經知道的議事程序、將他們介紹給自己的母親等家人、在合影中主動空出中心位置......等等，可就算如此，憤怒、野心的形象依然伴隨了她日后所有的競選過程。

2021年8月4日，美國紐約曼哈頓，示威者聚集在紐約州州長科莫的辦公室外抗議，呼吁其辭職。

性侵慣犯背后的“有毒系統”

如果科莫的行為，展示了以白人男性為中心的不平等權力結構多么根深蒂固，那么從另一方面來看，科莫接受的調查和最終承受的后果，也相應地展示了在一層層曾經堅固的結構性不公上第一次出現了肉眼可見的裂紋。

在經歷了韋恩斯坦、特朗普、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福克斯電視臺創始人艾爾斯（Roger Ailes）等眾多案例后，無論是公眾還是司法系統，都學習到了更多性暴力受害者的特殊性——他們往往無法為自己遭到的侵害留下清晰證據，可能出于權力不平等而在事后依然無法遠離侵害者，可能會不愿向身邊親近的人講述這段經歷，甚至可能無法回憶起他人覺得并不難以記住的現場情形......因此，哪怕看似存在“不完美”之處，每個指控都應該得到足夠認真的對待和調查；另一方面，侵害者的行為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會存在橫跨時間、地點的“行為模式（pattern）”，同時圍繞著他的往往還有一個“有毒（toxic）”的環境、系統，來合理化、日常化侵害行為同時打壓受害者的發聲，因此在調查時，證實行為模式和有毒系統的存在是十分關鍵的突破口。

這一切也正是受害者對科莫作出指控之后所發生的。就連科莫本人也不敢斷然輕視受害者的聲音，像過往的侵害者一樣將事情塑造成羅生門（“he said, she said”）的局面，而是在否定前表明自己“會嚴肅對待每一個指控”。紐約州檢察長詹樂霞隨后的調查，也準確聚焦在了“行為模式”上，并找到了至少1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上文所說本想“將指控帶進墳墓”的行政助理；迄今為止所有指控中最嚴重的來自一名州警，她對調查員說，科莫因為自己的外貌將她招入州長的安保隊伍，并在之后的多個場合對她實施了性騷擾，如在她為科莫扶住門時摸她的腹部、在電梯中用手順著她的脊柱部位從上向下滑、未經同意的親吻、和諸如詢問她“為什么沒有穿裙子”等語言騷擾，她的說法得到了目擊者的驗證——換句話說，一位工作是保護科莫安全的下屬，自己的安全卻在工作中被科莫多次侵犯。這次調查同時證實了“有毒系統”的存在：科莫本人和以德羅薩為代表的資深職員在構建了一整套糟糕的職場文化，一位調查人員稱在這種文化下“你不能對州長或資深下屬說‘不’”，否則就會“（讓自己的成就）被抹除、被忽視或更糟”，且“忽視、常態化了（不適當的）‘調情行為’、身體接觸和言語”——這樣的打壓的確打消了一部分受害者發聲的念頭，調查報告列舉的11名受害者中絕大多數都出于恐懼而不愿透露身份，且若非被主動聯系，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向外界講述自己經歷的任何可能。

科莫自然盡其所能地對抗了這個調查結果：稱主導調查的詹樂霞存在“政治動機”、“只聽取了指控者單方面的視角”、好像“同時擔任了檢方、法官和陪審團”；對于自己的不恰當行為全盤否定顯然已經不再現實，科莫便選用了另一種十分常見的自我辯護方式：自己“身為意大利裔美國人”，因此習慣于以短暫的身體觸摸表達對旁人的感謝、熱情，同時沒有意識到時代的前進、這些行為已不再恰當，自己從來沒有實施騷擾或暴力的主觀惡意。

這種情況當然是存在的，在“沒有惡意”、沒有惡性的騷擾或暴力、認識到曾經的習慣在今天的不適當以及有反思和進步的誠意這幾個條件下，當事人也可以被理解和原諒，畢竟是時代的進步改變了同一種行為的性質，期待人們能在所處的時刻預見未來的進步顯然并不現實。但人們是能對借口和現實做出區分的：比如早在拜登宣布參加2020年大選初選前，就有一些曾經與他有所交集的女性表示，他在公開場合通過觸摸肩膀、臉部的打招呼方式讓自己感到不適，但她們同時表明這種行為對自己并未構成騷擾，也不具備惡意，只是希望對即將重回政治舞臺的拜登發出提醒，拜登的反應也十分迅速，像被自己無意冒犯的所有人表達了歉意，解釋曾經自己的無意識，并承諾會在性別議題方面不斷學習和反思——這場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互動，并未對他之后的政治生涯造成影響。但科莫的行為卻在每一方面都具備完全不同的性質：無疑，他當然完全具備實施騷擾的惡意意圖，更不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的不可接受”，相反，捍衛女性權益一直是他的中心政治標簽之一，他不僅多次以此作為自己籌款、競選的中心議題，更是簽署了降低受害者指控門檻、延長強奸案追訴期的法律，并要求紐約所有工作場所進行性騷擾防范訓練；他的顧問中也有許多知名的女性權益倡導者，如曾任米歇爾·奧巴馬的幕僚長、女性權益保護組織 Time's Up 創始人陳遠美（Tina Tchen）等，科莫常常將和她們的合作作為自己的政績宣傳出去——換句話說，他不可能對性別議題方面法律、觀念的變化毫無意識，也一定清楚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么、會給受害者帶來怎樣的感受。但調查顯示，科莫對上文所說州警的一次騷擾行為，就發生在簽署反騷擾法律的一天以后，而在第一個指控者博伊琳發聲后，參與科莫掩蓋證據、打壓受害者行動的，就包括陳遠美在內長期和科莫合作的幾位女性權益倡導者。

所幸的是，這樣的借口在今天已經失去了任何說服力。調查報告公布后，紐約州兩名聯邦參議員吉利布蘭德（Kirsten Gillibrand）、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所有紐約州聯邦眾議員再次聯合敦促科莫辭職，拜登也不再保持審慎，重復了同樣的表態，紐約州眾、參兩院也宣布啟動對州長的彈劾程序——對比科莫在這近十年里對權力的把控之牢和其他人一直以來對他的恐懼，他如今走投無路的境地哪怕在幾個月前都是難以想象的。權衡之下，相比遭到彈劾，他選擇了主動辭職這個多少為自己留存了最后一點政治遺產和主動權的選項。

尾聲

政客不再能輕易逃脫為性騷擾行為承擔責任，僅僅是近年來諸多改變的一個方面；從更廣義上來看，“男性氣質”也愈發不被視為政治人物、領導者身上的一種優點。拜登政治生涯中的幾次總統競選過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前幾次失敗的競選嘗試中，都過分地展示了自信、果斷、強有力等氣質——這是一個在幾十年前成長起來的男性政治人物無法避免的；但在最終成功的競選中，在曾經車禍失去第一任妻子和女兒的基礎上又經歷了大兒子的因病去世和小兒子與藥物成癮的艱難斗爭，他更多展示了這些經歷帶給自己的傷痛和脆弱，以及對面臨同樣掙扎的人們的共情，這些與傳統男性氣質正相反的特質，讓他與無數因疫情承受了類似傷痛的普通美國人產生了更深的連結；民主黨初選中，另一位長期處于領先地位的候選人皮特·布蒂吉格同樣是這種變化的一個典型例子，溫柔、共情同樣是他展示最多的特質，作為第一位有獲得提名希望的 LGBTQ 候選人，他更是經常提及自己在保守州生活而不愿出柜、以至于在入伍被派往阿富汗時“可能我直到犧牲都還沒體驗過愛一個人的感覺”，這種關于痛苦和脆弱的表達，同樣讓他與許多屬于長期被邊緣化的身份群體的普通人產生了格外強大的連結；從整個社會層面來看，“男性氣質”也愈發頻繁地與形容詞“有毒”連在一起使用，人們開始反思，從小受到“男性氣質”的規訓是讓許多男性缺乏情感表達能力、遇事更易訴諸欺凌和暴力、并讓整個社會層面上系統性的“男性特權”得以被維持甚至加固的原因，并開始探索如何從對男孩的教育開始打破這樣的惡性循環。

從圍繞科莫這場集中了如此多元素的風波，我們突然看到，以 Metoo 為中心的反思和討論，已經從廣度和深度上達到了最初沒有人能預料到的程度；而這場探討的發端和維持，都來源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勇氣。性暴力受害者間的支持、共情、守望，推動了整個世界在性別議題方面可觀的前進。所以，科莫事件一定會成為一個在未來回望 Metoo 時被記住的里程碑：一個多年以來享受男性特權、動用男性氣質加固權力的男性，被遭受欺辱卻沒有屈服的女性受害者用勇氣最終擊碎了他看似堅固無比的權力；而只要類似的侵害者、類似的結構性不公依然存在，這樣的故事，一定會在未來一次次地繼續發生。

參考

A Promised Land by Barack Obama

Becoming by Michelle Obama

She Said: Breaking the Sexual Harassment Story That Helped Ignite a Movement by Jodi Kantor and Megan Twohey

Catch and Kill: Lies, Spies, and a Conspiracy to Protect Predators by Ronan Farrow

Joe Biden: the Life, the Run, and What Matters Now by Evan Osnos

Shortest Way Home: One Mayor’s Challenge and A Model for America’s Future by Pete Buttigi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