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實際是債務率持續快速上升，也就是投入-產出效率惡化。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并未實現，對市場經濟的規律不夠尊重。

看中國的效率、增長和債務問題，需要有空間思維。不管政府負債率，還是企業負債率，問題主要都出在中西部。這些地區的增長更依賴投資，投資回報卻不高。城市化中土地擴張快于城市人口增長的問題也更為嚴重。大量已經建成或在建的工業園零散分布，甚至位于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缺乏規模經濟，缺乏足夠的投資項目。大量新城出現住房空置，成為“鬼城”，房地產去庫存壓力巨大。很顯然，工業園和新城投資回報都不高。

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人口流出地，特別是中小城市，被鼓勵發展當地零散分布的工業園和新城的同時，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被抑制。

供給側改革要讓供給適應需求，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要讓供給和需求在空間上實現匹配。出現上述需求與供給在空間上不匹配，是因為不理解也不尊重地理因素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認為用政策可以影響經濟和人口的空間分布。

因此，下階段改革必須尊重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對不同地區的債務率采取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對于東部，特別是大城市，要充分發揮規模經濟，釋放其增長潛力，通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降低債務率，而對內地（中小城市），則主要采取破產、核銷、債務重組、債務置換等方式來降低債務率。對于事實上證明投資回報低下，無力償還債務的地區，未來應嚴格限制發債。

要尊重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要使中國經濟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就必須要促進人口流動，讓人們更自由地去追求更好的就業和收入。土地資源，主要是建設用地使用權的配置與人的流動方向要一致起來，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將建設用地指標作為鼓勵人口流出地發展的傾斜性政策手段，與人口流動方向來個反向操作。

區域間的平衡發展，不等于均勻發展。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應著眼于人均GDP的均等化，而不是經濟和人口的均勻分布。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經濟和人口集中在少數都市圈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平衡。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產業，應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提高人均GDP。大多數制造業和服務業規模經濟強，集聚有利于提高人均GDP。有些產業的產量受到核心投入品數量的局限，比如農業、旅游、資源產業的產出分別受到土地、風景、資源的數量制約，要提高人均GDP，必須減少人。在國家內部應統一市場，相互分工，各地形成基于本地優勢的產業結構，共同富裕。在此重塑經濟地理的過程中，少數都市圈將持續成為人口流入地，而其他地方成為人口流出地，恰恰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過程。

與此長期趨勢相適應，供給側改革要有空間思維，不同的地方應實施差別化的公共政策。在人口流入地，應通過投資、技術、管理來增加供給，而不應該通過控制人口來限制需求。在現階段，中央政府應對其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入。而在人口流出地，應放棄對于經濟總量增長的考核，加強對于當地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轉移支付，減少對于偏離當地比較優勢的無效產業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