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軌不是犯罪

“真正讓老炮兒覺得自己老了的原因，不是身體，而是世事。世事變得太快，他已經看不懂”。

市井小民，不僅僅只有“老炮兒”，鄭世平（野夫）筆下就有一系列：畸人、幽人、烈士、散材、掌瓢、遺民、游人、酷客。論撰寫個人史，野夫絕對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朋友，烈士王七婆更是帶有“老炮兒”之風。王七婆本名王琪博，愛好玩刀和寫詩，玩刀時是七婆，寫詩時是琪博。少年時手持白刃與大人搏斗，大學首日以一把匕首震懾體育系學長，畢業不久便月入過萬，常年混跡于黑白兩道。最后用一本詩集迎接兒子出獄。為何叫烈士，野夫說到“‘烈士’自古并非對逝者的追謚，在一個奴性彌漫的社會，烈性成為一種稀缺的品質，甚至被誣化為某種罪人流徒的基因……七婆正是這一古老基因的的傳承者?！绷攘葦底?，無法將七婆的面貌臨摹完全，但從中不難看出“烈士”的共通之處，我想，“老炮兒”也是“烈”這一古老基因的傳承者。

這種小民不是尋常的小民。盛世下的小民是沒有這種撼動人心的能量，因為他們沒有與結構產生沖突。但是，這個時代的老炮兒們，在不斷沖擊和變化洪流中，巋然不動，就等待著那一聲“哐當”，倒在死守的墳頭上。

在社會學中，他們的行為就是“越軌”——妨礙執法、綁架威脅、聚眾茬架。但是，越軌未必是犯罪、越軌未必是不可接受、越軌未必是偶然個案。越軌是一種文化現象、群體的文化現象、甚至是被普遍認可的文化現象。

結構和價值的錯位搭配

如何看待“老炮兒”？這是一個在歷史結構變遷下的越軌現象。更是一場結構與價值緊張對立的故事。

默頓（1938）提出，失范是指規范和價值相互沖突或者規范與價值相對脆弱、闕如的一種社會狀況。人的欲望和目標是社會價值帶來的，一旦社會制度沒有給個體的價值目標創造實現的途徑，失范就會產生，越軌就會產生。但“傳統結構緊張理論沒有論及的是，結構與價值其中之一的變動，會帶來另一個的變動，而結構與價值的變動有時并不一定同步，可能結構變動快，價值變動滯后?！保钊A，2013）這種現象是“結構—價值的錯位搭配”。

北京的“老炮兒”就像廣東的“古惑仔”，他們性格耿直暴烈，是年少無知的街頭混混。但很顯然，他們有凡事都講一個“理”字——嗅了人家的蜜是不仁、刮了人家的車是不義，那就要賠錢。但是被人打一耳聒子，亂了輩分，這事也沒完?！袄吓趦骸钡囊巹t、輩分、人情正是他們的價值所在。他們一生引以為豪并以此為行事之道。也許，他們衣著邋遢、手頭拘謹，但原則的事情卻毫不含糊。他們的規則自有其服眾之處，否則，城管怎會讓六爺三分？這也正是法律所不及的地方。

很可惜，世道變了。社會的發展遠超老炮兒們的想象，結構向前走了，可惜，老炮兒的價值還沒變。他們以為原來那一套價值還適用于現在，其實不然。正如為什么中國年輕婦女與老年人自殺率很高？傳統社會中以父子關系為主軸、強調宗族關系和等級關系的價值觀被社會結構的變遷——夫妻關系成為主軸、家庭平等化所取代。老年人獲得的實際家庭地位遠不如他們的價值預期，而婦女所獲得的平等卻遠不如她們的價值預期。落差感由此產生。結構與價值的錯位，造成精神上的沒落。也難怪六爺不斷感慨“現在的人連問路都不會”，這背后傳遞出價值的闕如——道德上的輩分尊卑被打亂。

歷史中的“老炮兒”

悲情“英雄”，古而有之，存在于結構與價值沖突的年代。

宋襄公，堅持仁義卻潰不成軍；孔子，周游列國卻不被重用；海瑞，奉公無私卻被萬般排擠。他們都是這樣的人物。筆者從來想不明白為何會有人嘲笑宋襄公，因為他不會“兵不厭詐”嗎？他是不會還是不肯？

“老炮兒”和宋襄公、孔子、海瑞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宋襄公信奉仁義、遵循古道；孔子尊崇周禮、克己復禮；海瑞清正廉潔、舍己為公。老炮兒們堅守的不也是古之恒有的規矩與價值嗎？春秋戰國那禮崩樂壞的社會，對應的是現今備受詬病的社會；宋襄公舉著“仁義”大旗，倒在泓水之濱，老炮兒舉著規則、道理、輩分的大旗，倒在頤和園后邊兒的野湖中。

我們也許該慶幸，如今仍有人堅持自己的價值，而且這種價值不是斯密的“經濟理性”，不是韋伯的“工具合理性”也不是霍克海姆的“技術理性”。在這個程度上，我稱六爺為上古的“士”也不為過。顧頡剛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中寫道“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指貴族……亦有執千戈以衛社稷之義務……”在周前期，守護社稷的義務不單純是抗擊敵人，更多的還是多禮樂秩序的守護。

按照社會學的邏輯，筆者并非同情他們。他們有自己的行事之道，他們的行為有內在的運行機制。這種機制，是由他們堅守的價值觀所帶來的。但在現今的社會結構中，他們失落、彷徨、無助，以致成為社會越軌的典范。

如果六爺一開始就選擇報警會怎么樣？這樣波兒最多關十五天。這似乎又是另一對矛盾：現代與傳統價值觀的沖突?，F代價值觀的關鍵是法律。六爺拒絕使用法律的做法說明他不能適應現代的變化：事情竟然不是靠“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解決，而是靠法律解決？但片子也點出中國當下尷尬的處境：法律和警察對官/富二代毫無作用。如果現代的價值觀是法治，傳統的價值觀是人情和關系，那么當法治還不起作用時，貿然鏟平傳統的價值觀，這樣的做法值得商榷。而馮導和管導恰恰透露出這樣的努力：在法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傳統的價值觀仍有其存在的價值。

實際上，哪怕是學術界，也常常持有反歷史的態度：一種是把和現代社會不相容的因素歸結為中國人的劣根性；另外一種是把和現代社會不相容的因素歸結為傳統社會的殘留物或歷史遺跡。（周飛舟，2015）我們看待人情和面子時，已經預設了它們的隨意性和不正當性。但實際上，人情和面子的運用是有其穩定的內在邏輯和運作機制的。對六爺來說，“不仁不義和不守規矩”的面子不會給也不會要，這就是運作邏輯。如果說城管的執法和六爺的“執法”沒有沖突，是不是有將面子的運作機制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可能性呢？這也就是為什么孔子與和宋襄公、海瑞、六爺如此相似，卻又如此不同的地方：孔子一手伸向未來，一手連接過去。

美芹之獻

老炮兒的悲劇，是結構與價值沖突的悲劇，也是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對撞的悲劇。在浩然的中國歷史上，六爺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宋襄公、孔子、海瑞，和六爺一樣，在結構與價值被撕裂的社會中度過一生。

最后想起 “外不殊俗、內不失正”的山濤。他在一眾腐化的官吏中不失本心。嵇康贈予他的勸誡值得我們學習：山野人以芹菜為美味，想將其獻于君王，雖出于一片誠心，但太不切實際?！袄吓趦骸豹q如山野人，美味的芹菜似乎是那規矩，君王也許是這社會，但“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理解當下的社會，思考如何將“芹菜”與“佳肴”一同獻于“君王”，才是道之所在。就像孔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找到平衡，在現代與傳統中找到平衡，在結構與價值中找到平衡一樣。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號“社會學了沒”isocia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