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扎比烏拉·穆賈希德在喀布爾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阿富汗職業女性近期必須待在家中，直到阿富汗建成一個適當的、能保證女性安全的系統。但他也強調這會是一個“非常短期的政策”，女性不會永遠被禁止工作。

自塔利班奪取喀布爾后，阿富汗女性的境遇一直是國際輿論關注的話題。外界尤其是阿富汗女性對塔利班上次掌權時對待女性的嚴苛措施依然心有余悸。在塔利班此次奪取喀布爾前就有媒體報道大批阿富汗女性開始逃離阿富汗。阿富汗著名女導演薩赫熱·卡里米更是通過自己的親筆信向全世界呼吁拯救阿富汗的婦女與女童。同時，在塔利班已經占領的阿富汗城市，各種暴露女性面容與身體的廣告與宣傳畫都被塔利班人員立即銷毀或遮蓋。

然而，在全面奪取政權后，塔利班發言人對世界聲稱：“塔利班會在遵循伊斯蘭教法的前提下保障婦女的權益與自由”，“塔利班呼吁阿富汗的女性留在阿富汗，塔利班會保障她們的安全，因為婦女是塔利班的母親”。

塔利班對待女性的態度和行為的根據是他們所理解的伊斯蘭教法。塔利班是一個遜尼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治團體，政治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教法為基準的神權國家，所以堅定又徹底地貫徹伊斯蘭教法便是其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

但是在阿富汗眾多社會問題中，為何女性問題成為了塔利班最在意的一環，也成為了國際社會抨擊塔利班的焦點呢？為何阿富汗婦女的處境會如此糟糕？由此不難猜測，在女性問題背后有著深刻的政治較量。

現代化進程中的尖銳矛盾

當前世界上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有的相對開放，有的相對保守，但幾乎在所有伊斯蘭國家關于女性平權問題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矛盾與爭議。最為人熟知的是一些伊斯蘭國家允許“一夫多妻”制，以及家族內部可以對失去貞操的女孩進行“榮譽謀殺”。也有專家指出，如塔利班上次掌權時對待女性的一些苛酷的刑罰，很多是來自伊斯蘭教過去產生的一些極端派別的做法，并非伊斯蘭教固有的內容。

伊斯蘭世界的女性平權問題根源在于伊斯蘭世界在近代以來開啟的現代化進程中遇到了種種復雜問題。經歷過西方殖民統治的伊斯蘭世界，現代化建設基本都以西方為師，因此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伊斯蘭社會結構被打破，舊有的宗教與部落對社會的統治被現代國家機構所取代，這便造成傳統的神職人員與部落酋長喪失了他們原有的政治經濟利益。

然而與西方現代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很多伊斯蘭國家沒有實現完全的政教分離。在伊斯蘭世界，除了蘇聯的前加盟共和國以外，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對伊斯蘭教進行了國家化與機構化的收編，不僅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更重要的是將伊斯蘭教義納入國家的基礎教育體系，并且都不同程度地承認伊斯蘭教法學者在司法審判方面的作用。于是，宗教神職人員又在現代國家的思想教育與意識形態建設層面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另一方面，經濟與教育的現代化必然導致勞動力的解放與傳統思想的瓦解，這當中自然包括女性的獨立。而這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對教士階層而言帶來的不僅僅是實際利益的損害，更讓他們看到了種種家庭、兩性、道德敗壞等等社會倫理問題。于是，面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教士階層又轉而成為了現代國家思想道德與社會規范的示范者、制定者、仲裁者。

女性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女性問題作為最能吸引人眼球的話題，女性解放作為最能體現傳統與現代之間尖銳矛盾的代表，都成為教士階層的重點關注對象，也成為了教士階層用來“指正”社會道德規范、針砭時弊的焦點。教士們通過批評那些“不安分”的女人來抨擊當下的政治與社會，以此提升自身在國家政治架構中的地位。

而在上世紀的民族解放革命熱潮散退后，這些社會倫理問題越來越成為世俗國家政權執政合法性的挑戰，世俗國家的領導人也開始轉向伊斯蘭宗教為自身謀求新的執政合法性。

在像阿富汗這樣長期飽受戰亂的國家，政權數次更迭，現代世俗國家與現代社會的構建已經被證明是完全失敗的，“純粹”的伊斯蘭主義與“純潔”的教士階層所代表的伊斯蘭神權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政治人物們最后可以尋求的合法性來源。

女性身體與民族主義敘事的捆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亞非拉掀起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反對西方殖民霸權為主題。伊斯蘭世界的各國紛紛獨立以后，伊斯蘭教在各國現代民族的構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伊斯蘭各國大都民族眾多，部族主義盛行，民眾對部族的認同度高于對國家的認同度。這樣一來，共同的伊斯蘭信仰便成了將不同民族聯系到一起，構建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的唯一紐帶。而且在伊斯蘭世界的歷史中，共同的穆斯林烏瑪（Umma）概念早于民族國家概念的出現，并更加能夠被伊斯蘭信眾廣泛接受。

然而，在二戰后被建立起來的穆斯林共同體卻接連遭遇了以色列軍事打擊、美國入侵、歐洲抵制穆斯林移民等等一系列羞辱。伊斯蘭世界的反美、反猶、反西方主義情緒從未消散，甚至日益增長。政治伊斯蘭主義所打出來的反美、反以、反西方主張得到越來越多社會失落群體的擁護。

而女性話題在反美反西方的話語構建中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現代政治伊斯蘭理論奠基者之一、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賽義德·庫特布在他的著作《路標》中將他看到的美國女性描述為渾身都是誘惑和欲望，內心充滿著敗壞與不安分。這不僅是對西方現代化的否定，也是對西方文明的否定。“不安分”的美國女人不僅反映了現代化的弊端，更代表了美國與西方的邪惡與貪婪。庫特布為美國代表的西方塑造了一個“蕩婦”的形象，而這種“蕩婦”形象在宗教信仰中代表的便是魔鬼撒旦。

與美國的“蕩婦”形象相比，穆斯林女性穿著保守，身體發膚都被嚴格包裹，老實本分，居家守己，在政治伊斯蘭主義中則代表的是純潔而又安分的“貞潔圣女”，與這一形象相反的女性則成為了玷污穆斯林形象、受西方文化腐蝕的“敗類”。對于這些被“撒旦”所蠱惑的女人，必須要以“真主”的名義加以懲戒和正法。在這一語境下，女性被遮蓋的身體與受限制的人身自由便與民族主義的敘事捆綁在了一起，被賦予了又一層神圣的意義。

在被美國入侵并占領長達二十年之久的阿富汗，作為一個一度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并長期圍剿的政治組織，對塔利班而言，女性身體在進行伊斯蘭主義宗教呼召與構建反美的民族主義敘事方面有著很高的利用價值。

意識形態話語爭奪的“舞臺”

綜上所述，塔利班對于阿富汗女性的種種限制歸根到底是一種對話語權的爭奪。他們將女人的身體作為意識形態的戰場，打擊的是阿富汗內部支持西式現代化道路的力量和擁護美國的力量。利用女性的身體，他們也將自己描繪成與撒旦作斗爭的“純潔”的伊斯蘭戰士，他們要將美國與西方勢力趕出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建立一個由“真主”掌握主權的伊斯蘭神權國家。

然而，塔利班作為一個擁有如此“宏偉目標”的團體，此前這么多年卻利用對待作為弱勢群體的女性的種種限制與懲罰來為自己的“神權”主張正名，這無疑是一種諷刺。

重新奪得政權的塔利班聲稱會保護婦女的自由與權利，但他們的認知卻是婦女權利應當被保護僅是因為她們是可以孕育生命的“母親”，況且對她們的保護還要被置于伊斯蘭教法之下。女性的價值不僅僅是孕育生命，人類歷史一再證明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地工作、學習、運動甚至更強，女性同樣可以獨立、自強，她們不僅可以主宰自己的身體，更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

（劉炳辰，北京外國語大學海灣阿拉伯國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政治學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