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人員將贓款轉移到境外，大多通過地下錢莊，利用離岸公司賬戶、非居民賬戶等方式進行。有效預防和打擊非法轉移資產活動，要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監管力度，嚴格依法依規懲處不遵守反洗錢規程的行為及責任人。

2015年破獲地下錢莊案件83起，是2014年破案數的7倍；

搗毀窩點79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31名，是2014年的4倍；

凍結可疑交易賬戶3491個，凍結金額6.65億元，查扣金額是2014年的2.5倍；

已破案件涉案金額高達2072億元。

這組數字是廣東省公安廳近日發布的。

在這一串數字背后，更讓人瞠目的是那些使用地下錢莊的人——貪腐人員，尤其是外逃貪官。在廣東省佛山市等地公安共破獲的4起地下錢莊案中，地下錢莊“服務”的對象，就有中央紀委“紅色通緝令”上的外逃人員。

而就在此前，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曾公開表示，許多外逃人員出逃時帶走大量非法所得資金，并利用這些資金為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護，這破壞了法律和公正，中國需要尋找途徑制止這類現象。

隨著地下錢莊案件的曝光，“狐貍”和那些被“偷”出境外的國家財產成為2016年開年的關鍵詞。

貪官成地下錢莊“大客戶”

通過對近年來外逃貪官的案例進行分析，基本可以總結出這樣一條外逃路徑：轉移資產——家屬先行——準備護照——猛撈一筆——辭職或不辭而別——藏匿寓所——獲得身份，俗稱“外逃七步法”。

第一步至關重要，最能體現貪官處心積慮、精心準備之策。

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一份課題報告詳細披露，中國腐敗分子通常利用現金走私、經常項目下的交易、對外投資以及信用卡工具、借道離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道境外特定關系人等8種途徑向境外轉移資產。

在這8種途徑中，現金走私是外逃者曾經認為的相對比較安全的方式——盡管有更快捷的代理機構轉移現金方式，但考慮到安全因素，許多貪官甚至采用螞蟻搬家式的“水客”攜帶現金方式，這種方式雖然笨拙，轉移大量資金比較慢，但不易暴露。

隨著國家查處力度加大，風險也驟增，攜款外逃這種陳舊、笨拙和低層次的資產轉移方式漸漸被“狐貍”棄用。

取而代之的，是“人贓分離”。洗錢，則成為向境外轉移資產尤其是大宗資產的主要方式。

洗錢，就需要地下錢莊。據廣東省公安廳經偵局局長黃守應介紹，一些貪污腐敗分子通過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將巨額資金轉移到境外，逃避打擊。在廣東省佛山市警方破獲的一起案件中，一腐敗官員竟轉移逾千萬元到澳門賭博揮霍。

而未被這位經偵局長點名的揮霍者，便是被押解回國半年有余的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上的“二號人物”李華波。

隨著時間推移，除了傳統的地下錢莊轉移方式，利用經常項目下的交易、離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這次，在手段翻新的名單上，仍有李華波。

李華波將犯罪所得錢款存入其在國內選擇的空殼公司——鄱陽縣錦繡市政工程建設有限公司賬戶，并串通新加坡“中央人民幣匯款服務有限公司”的老板，通過該匯款公司在中國指定或持有的銀行賬戶進行轉賬，將巨額資金轉移到新加坡，再存入其妻子的賬戶。由此，資產轉移各個環節均不顯露李華波的蹤跡。

據了解，由于目前對一些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系人常常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

近年來，通過在海外的特定關系人轉移資金逐漸成為貪官轉移資金的新趨勢。所謂“特定關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是“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多數腐敗分子在出逃前，會先將其家屬或情人移居境外，并購置如不動產、汽車等海外資產。

“特別沒收程序”追贓有效

“貪腐人員將贓款轉移到境外，現在大多通過地下錢莊，利用離岸公司賬戶、非居民賬戶等跨境轉移贓款的方式進行，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專項行動也成為了2015年中國海外追逃追贓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對地下錢莊違法犯罪活動，利用離岸公司賬戶、非居民賬戶等協助他人跨境轉移贓款等進行集中打擊?！敝袊嗣窆泊髮W法學院教授陳志軍向記者介紹說，“因此，這種現象在2015年得到較大程度的抑制”。

據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介紹，跨境追贓是國際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因為各國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跨境追贓主要遵循國際公約中的一些原則。

在境外資產追繳問題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了五種資產追回方式，其中與國際刑事司法合作關系最為密切的是“沒收事宜的國際合作”。

這種合作可以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形態是被請求國將外國的沒收請求提交本國主管機關，由后者依據本國法律作出沒收裁決并予以執行；另一種形態是被請求國對外國主管機關作出的沒收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

最近幾年，我國已經有了幾例通過沒收事宜國際合作從國外成功追回資產的案例，所借助的均為第一種形態。

“迄今為止，我們尚無通過相互承認和執行沒收裁決的形式成功追回資產的案例，而在各國的相關立法和實踐中，第二種形態構成沒收事宜國際合作的主要制度。”黃風說，我國難以與外國開展相互執行沒收裁決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現行法律的缺陷。

不過，這樣的僵局即將被打破。在2015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中美首次明確將通過商談互認和執行沒收判決，這意味著美國可能承認中國法律中的“特別沒收程序”，即在嫌疑人外逃無法審判的情況下，認定并沒收其違法所得。

中國2013年實施的新刑事訴訟法中，新增一項“特別沒收程序“，它不以宣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為前提，如能證明某物屬犯罪收益，該物與其持有人的法律關系即被切斷，應對其實施強制沒收，也就是未經定罪沒收相關犯罪所得。

如今，“特別沒收程序”已成為中國海外追贓的主要司法依據。

黃風說，通過相互承認、執行沒收判決，給中美聯合海外追贓增加了一種法律手段。這意味著，對于外逃貪官存放在美國的贓款，我國根據新刑訴法中的特別沒收程序，對違法所得啟動沒收程序，便可請美國互認并執行沒收判決。同樣，美國在類似情況下也可通過同樣的手續請我國的司法部門執行，這就讓海外追贓更為高效便捷。

源頭遏制非法轉移財產

李華波的犯罪所得皆是通過商業銀行運作來掩蓋其非法來源并轉移至境外的；

曾經震驚全國的中國銀行開平支行三任前行長余振東、許超凡和許國俊特大貪污案的犯罪所得，也是通過銀行系統并采用洗錢方式轉移至境外的，數額高達4.82億美元之巨。

在黃風的分析中，一類機構反復出現——商業銀行。在他看來，縱使轉移資產手段如何翻新，商業銀行仍是“狐貍”向境外非法轉移資產和洗錢活動的主渠道。

“近幾年來，一些商業銀行貪圖營業利潤，以違規方式為‘投資移民’向境外轉移大額資金提供服務和便利。一方面，這些商業銀行通過設立在境外的分支機構實行資金對沖，將從境內客戶處收取的人民幣留在境內，并用境外分支機構的自有外匯折價沖抵，其手段與地下錢莊如出一轍；另一方面，一些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通過提供存單質押和貸款等金融服務，協助某些‘投資移民’將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資金轉換為合法來源資產并轉移至境外?！秉S風向記者介紹說，這些做法既規避了國內和境外機構所在地的反洗錢監管，也規避了我國的外匯運作監管，為違法資產的洗錢活動提供了便利或者留下了可乘之機。

查閱相關資料，記者發現，近年來，我國制定了一系列反洗錢法規并且設立了專門的反洗錢執法機構和情報監測機構。

“但是相關反洗錢調查機制與反腐敗刑事司法實踐仍存在脫節現象。同時，在懲治非法向境外轉移資產方面，雖然我國刑法規定了隱瞞境外存款罪，但在實踐中此條款也很少適用。一方面，當行為人將轉移境外的資金存入他人賬戶時，可能會出現隱瞞境外存款罪犯罪構成要件上的認定困難；另一方面，由于隱瞞境外存款罪不以有關資產屬于違法所得為前提條件，并且犯罪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其他國家刑法中可能不存在同樣罪狀，因而難以向外國提出調查取證方面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秉S風說。

據此，黃風建議，有效預防和打擊非法轉移資產活動，要加強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監管力度，強化對所謂“投資移民”資金外流情況的分析、監管與風險控制，嚴格依法依規懲處不遵守反洗錢規程的行為及其責任人。

“加強對洗錢犯罪的打擊，改變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上游犯罪行為人‘自洗錢不入罪’的做法，加大對‘自洗錢’行為的調查和打擊力度，使我國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能夠更加充分地借助反洗錢國際合作追繳被轉移到境外的資產?？紤]到我國刑事司法中的數罪概念及其處罰實踐以及可能涉及的案件數量，關于‘自洗錢’的入罪可以先限定于向境外洗錢的行為?！秉S風說，考慮到我國已與一些國家開展境外(離岸)資產稅務監管合作，應及時實現反洗錢監管機制與國際收支統計申報機制的接軌。在運用特別刑事沒收程序時，檢察機關尤其應善于借助反洗錢調查及相關國際合作搜集關于逃匿、死亡犯罪嫌疑人違法所得的證據材料和資產蹤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