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庭審成為了日前網絡最熱門的圍觀事件，其受到網友關注的程度不亞于2008年的陳老師的艷照門事件。

已經有很多人找出美國電影《性書大亨》中的庭審片段和日本電影《感官世界》導演大島渚經歷過的庭審相比較，但或許這些都是他者的經驗，于中國的個案距離太遠，參考價值有限。

王欣案庭審的核心一直圍繞著“淫穢”二字，讓觀者覺得中國人是見不得色情、見不得淫穢品的。根據1990年12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于懲治走私 、制作、販賣 、傳播淫穢物品犯罪分子的決定》第八條規定 : “本決定所稱淫穢物品，是指具體描繪性行為或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 、影片、錄像帶 、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有關人體生理 、醫學知識的科學著作不是淫穢物品。包含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 、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

由此可見，并不是沒有包含色情內容的作品存在，如果把描寫性行為等同于色情并等同于黃色的話，判斷這些色情內容是否屬于淫穢，則看是否具有是具有藝術價值的文學及藝術作品。說起來，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中的確不乏這些藝術性的描寫，那作為炎黃子孫的中國人， 看黃歷史自古有之。如果中國人不看黃，那文明又如何延綿5000年之久呢？

這樣說，還真不是危言聳聽，在劉達臨的《中國古代性文化》一書中介紹了一面壓箱底的銅鏡，是古代女子出嫁時娘家給的嫁妝，最大的作用并不是用來對鏡貼花黃，而是鏡子背面的男女交合圖，古代女子沒有太多接受性教育的機會，出嫁之日才能從鏡子后面知曉人倫之事。

若沒有這些描繪男女之事的黃黃的春宮圖，古代女子如何行倫常之理，如何孕育中華文化的接班人呢？

筆者曾對《詩經·國風》中情詩做過女性敘事學的研究，發現在這些情詩中早已存在大量描寫身體和情欲的文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用現在網絡上的邏輯進行翻譯，大可以理解為：在河邊有一個美女，好漂亮啊，哥好想要她。河邊的這些花花草草，讓我的心兒更加迷亂，河邊的美女呀，哥想你想到晚上睡不著覺，”當然網絡用語過于直白，沒有先秦文字那樣的唯美和含蓄，但表達的意思差不多。這些文字經過文學的經典化之后變得神圣，讓經過文學神圣化教育的我們，讀起來覺得唯美唯幻。

但是先秦可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周禮·媒氏》中便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如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意思就是說，在陽春三月，朝廷是允許沒有夫家的單身男女去野合的，用現在網絡熱詞就是“約炮”，而且還受到朝廷鼓勵，無故不遵守此項法令的人會受到懲罰。如此奔放的時代，誰說《關雎》這樣的文字不會引起當時讀者的欲望，而對自己看到的河邊美女想入非非，甚至想上下其手呢？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回《關雎》的那個年代，或許看到那位河畔美人，也許會聯想到蒼老師吧，她們在這兩個時代的擼管者們的心目中，應該是具有相同地位的。

用審判王欣的邏輯來審視這段文本怕也可能被歸入“淫穢品”的范疇吧，然而這就是我們今天封為經典的文本。

中國性學大師阮芳賦教授當年在國家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經史子集，發現中國古代對待涉黃文本的態度是相當開放的， 并且將男女之事與治世之法相提并論，阮芳賦教授在《中國性文化發展與性文學的研究歷程：古代與近現代（公園前200年-公元2004）》一文中指出，孔子編注的《周易》中的陰陽哲學思想，是中國性哲學的根本，孔孟的儒家經典中更是多見對性的肯定態度，1972年長沙馬王堆出圖的文物中，包括中國現存最早的性學著作，包括《十問》、《合陰陽方》和《天下至道談》等，這些書距今兩千一百多年。對性的描寫的內容在中國古代是被封為經典，但是到了互聯網的今天，如果這些內容放在快播上瀏覽，是否依然會被判定為“淫穢品”而被勒令下架呢？

曾經被文人墨客視作撩人尤物的三寸金蓮，在那個時代怕也是黃色之物，因此也只能藏在家中或者只能在青樓妓館中供人把玩。如今這些當年“淫穢品”，即便是放在烏鎮的三寸金蓮博物館里，也怕是很難引起觀眾的一丁點的性欲望吧。性欲的對象和內容形式本身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塑造的產物，回溯中國的性史，我們很容易的發現，淫穢品的概念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有關色情的藝術品的判定標準也是隨著文化的變化而改變的。

中國作為一個從兩千多年前就有性學著作的國家，性文明可謂源遠流長。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同年代的性的表達和引起欲望的標準均不相同，與性有關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產生，使得這些悠久的性文明得以記載、傳承和延續。中國人也能夠通過這些古代的經典文獻、后來的黃色小報之類的文本中學習中國性文明中的精髓，亦或是碎片。而到了網絡時代，除了在屏幕前偷偷摸摸的擼管，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學習途徑。不知道這應該算是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

作為一個具有性文明的多樣性的國度，引起性欲的作品也豐富多元。眾所周知，文革時期是中國人集體禁欲的年代。即便是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中國人依然沒有放棄對“淫穢品”的追求。

旅美學者張越宏的一項研究對解放后的性壓抑假設作了重新考察，他的研究發現，在文革的禁欲主義國家話語的管制之下，人們只有把自己藏在既存的主權國家的視線之外，性的喚起依然存在，國家話語帶來的性壓抑會成為喚起性欲望的一種方式，性在那個年代依然存在。他對當年的同學的采訪發現，那些男孩子們當時總是一遍一遍的看《列寧在1918》，原因是其中有一段1分鐘左右的時間里，可以看到身穿緊身衣的女芭蕾舞演員的身體。用庭審快播的邏輯來理解，這不就是當年的刷屏看片么？只不過所有色欲的場景都只能在這些文革期間的男同學的腦補來完成了。這段呈現身體的表演雖然沒有露體，這部電影講的也都是偉大光正的革命事業，但是依然會成為這些男生心目中的色情材料，如果當年這些男孩子穿越到2016年用快播來看這部電影，反復的replay這1分多鐘的身體片段，算不算是看黃呢？

至于說到1993年《大眾電影》上石蘭的封面照，尺度之大，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令人咋舌的。咋舌的不是石蘭的照片露了多少，而是在1993年那個中國還沒進入互聯網的年代，性文本的獲取極為罕見的情況下，《大眾電影》發出了這樣的照片而沒有接受庭審。

正是因為包含性內容的藝術品的鑒定標準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標準，在當下中國又因為人們對性三緘其口，無法通過表達自己對性的管制的真實想法和態度，因而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區別涉性藝術品和淫穢品的鑒定標準，普通民眾對性的表達權利，只能通過看片來行使。

普通民眾對觀看性材料的需求和體驗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更沒有基于此進入相關法律的調整和修改。才會陷入這種無法鑒別的困境。民眾的性內容的閱讀體驗被簡單的定義為負面體驗。近年來的多項研究均證明，色情或淫穢品帶來的社會危害在中國被放大了。潘綏銘教授在《快播案的新證據：多少人在看“黃”？》一文中，揭露了近10年來中國人看黃的“大數據”：從2000到2015年，雖然凈網行動不斷展開，但是中國人看黃的比例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看過黃的男青年，一直保持在70%以上，看過黃的女青年的比例在急劇增加。如果看黃的社會危害有公訴人所想的那么嚴重的話，為什么這么寫男女青年都對看黃趨之若鶩呢？

趙軍的《色情咨詢與未成年犯罪研究》發現，“以未成年人是否犯罪 、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實施性犯罪為因變量的對數回歸模型顯示，接觸淫穢 色情品對未成年人犯罪或性犯罪并無預測力，接觸尚未達到 ‘淫穢物品’ 程度的‘性關聯資訊 ’可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比，減少或斷絕未成年人對色情資訊的接觸并非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之有效對策。”

張娜的《互聯網與社會性別：基于城市青年網絡談性的實踐意義的質性研究》發現，與看黃聯系緊密的的網絡聊性成為了高校年輕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借由互聯網上社會化的網絡談性，這些年輕人獲得了相關的社會資本。

張鑫的《中國大陸美劇年輕受眾收看行為、感知真實研究》發現中國年輕受眾收看帶有較多性內容的美劇并沒有與性態度產生明顯的相關性。

筆者在2005年研究中國人的裸聊現象的時候發現，幾乎每一個受訪者不論男女，性教育都是通過看黃來完成的，更有一個受訪人表示，即使是《新華字典》里面的一個“屄”字的簡單描述，都是他最初性萌動的促發點。如果不是這項研究，誰也不會想到《新華字典》這個大部頭也能成為喚起性欲的色情材料。

《網絡激情誘惑揭秘：美女視頻是假騙信息費是真》（東亞經貿新聞，2005，載人民網， http://it.people.com.cn/GB/1071/43025/3502772.html）

2016年1月，YY語音頻道首頁

通過對比2005年和2016年的兩張的圖片，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并沒有什么區別。在2005年被認為是網絡淫穢場所的網絡視頻聊天室，現在已成為風險投資的熱餑餑；2005年聊天室里騙人錢財的美女視頻，在10年后則是被網友日擲千金送數字禮物的網絡紅人。10年過去了，中國人對于網絡上的性材料的態度更加開放。

這些研究都顯示，看黃或者接觸色情材料，是中國人當下的一種生活方式，隨著1994年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后，有關性的信息——性息的傳播，透過互聯網的快速傳播，已經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雖然色情材料所引發的社會犯罪依然存在，但是性材料對于已經全方面進入數字化生存模式的中國來說，并不是洪水猛獸。

對電腦擼管已經和對電腦吃飯一樣，成為了一種數字化的生活儀式，如果我們把2000多年前在馬王堆中出土的性學著作，視作是中國人的文化遺產的話，2000年后的中國人，也一定會把今天中國人的對著電腦屏幕、擼著管的生活方式視為文化遺產。

隨著人工智能社會的步步臨近，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預見的進入一種全面數字智能化的時代，機器從互聯網的各種人類的行為痕跡中學習做一個被人類認可的人機合體“Cyborg”。一旦機器學習的內容中無法從互聯網上找到人們的性的行為痕跡，那么再怎么使用大數據挖掘，這一部分的數據也是空缺的，尤其是具有中國2000余年性文明歷史的行為數據的缺失，將來中國人“繁衍”出來的“Cyborg”如何說自己是真正的炎黃子孫？

帶有中國性文明符碼的Cyborg，我們可能是看不到了，還是回到快播案吧。王欣借一次公開庭審一下子成為網紅的成功之處并不在于他的快播為炎黃子孫提供了多么便捷的看黃體驗，因為這需要大量的深度訪談、逐一對快播用戶進行用戶體驗調研才能獲知，非常不容易辦到。

然而，性從來都是政治管理國家管理的一個工具，不論是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蔣介石時代的通過旗袍、中山裝的統一標準實施軍事化國家管理的“新生活運動”（葛凱Karl Gerth，《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者》），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不愛紅妝愛武裝”。

福柯在《性意識史》一書中指出：“真正重要的是了解權力究竟采取什么方式、通過什么管道、借助哪些話語滲透人們最細微、最個體的行為，捕捉那些罕見的或幾乎難以察覺的性欲表現形式，它又怎樣闖入并控制人們日常的肉體享樂。”

快播案的庭審直播，讓網友們真切看到了福柯所說的這種權力對私人生活的闖入和控制，而除了發發彈幕之外，無能為力。

王欣成為網絡焦點的關鍵在于，他并不想做一個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說到的那種“柔順的肉體”。科技哲學家拉圖爾說過，我們從未現代過，從快播案來看，我們甚至還沒有光著屁股跑的先秦時代來得智慧和豁達。因此，王欣在這個尚未現代化的時光里，因為一樁“網絡淫穢”案成為了一代網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