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有位日本友人送了一本書給我，書名為《竹內好：一種方法的傳記》，作者是鶴見俊輔。

那個時候我對日本很無知，對日本現代思想也不得其門而入。滯留期間，我借閱了竹內好的著作，總覺得是隔霧看花。鶴見的這本竹內好傳給我提供了一些線索，但自己的程度有限，看得到字面，看不透紙背。當然，對鶴見這位特立獨行的作者，也沒有產生更多的關注。

鶴見俊輔

與思想人物遭遇，需要契機。

后來，我經歷了各種挫折，在精神上慢慢成長起來，不期然的契機促使我接近了鶴見俊輔。記得大概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在日本做博士論文，整天泡在圖書館里翻閱戰后日本的大小雜志。有一天讀到一篇發表于1957年的論文：《自由主義者的試金石》，作者是鶴見俊輔。這篇論文說的是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如何迫害進步知識分子的事情，處理了當時轟動一時的日本教授都留重人出席參議院聽證會的事件，尖銳地分析了日本傳媒在報道此事時暴露的問題，對當事人都留重人進行了分寸得當卻不失嚴厲的分析，并從中提煉出自由主義者如何在現實政治中選擇盟友、實用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的學理在現實中面臨何種陷阱等問題。

這篇論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可能與當時中國的思想狀況有關。那時正值左派與自由派論戰之際，我一直無法理解自由主義為什么會被簡化成一些符號，并且捆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在種種困惑中，鶴見的論文幫我打開了眼界，我這才體悟到，需要撇開皮相的對立，審視歷史過程中活的思想。

鶴見討論了麥卡錫主義在現實中的運作機制，并用具體事例指出，美國具有一種奇特的性質：它是民主主義的，同時也是法西斯主義的。記得我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感覺受到很大的沖擊。通常我們習慣于把民主和法西斯對立起來，并且把這種對立絕對化；然而，這種民主與法西斯共存的特征，卻一直是美國社會的基本結構。由于冷戰意識形態的干擾，特別是冷戰結構解體之后冷戰意識形態的單極化趨勢，這個基本事實竟然很少被思想界討論。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某些側面被孤立起來神圣化，甚至變成了判斷事物的潛在標準。直到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美國某些政客撕下各種偽裝，露出流氓政治的霸道真相，鶴見這個發表于大半個世紀之前的斷言才真的有可能進入我們的感知系統：我們今天終于有可能理解，民主主義并不必然通向公理，它需要配合多種要素，才有可能轉化為正面價值，并且需要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將其重新打造，否則，它將會名存實亡；民主的抽象化與直接價值化，往往會遮蔽它有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幫兇的基本事實。

鶴見的這篇論文在六十年代被日本知識界評選為“創造了戰后日本的代表性論文”之一，可見它在當時的影響力。鶴見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說自己是實用主義者和邏輯實證主義者。他從這樣的政治與學理的立場出發，在麥卡錫主義旋風席卷美國并波及世界的時刻，指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自由主義不可能找到直接對應的現實政治形態，所以自由主義者既可以與資本主義結盟，也可以與社會主義結盟；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自由主義受到的壓力不同。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與共產黨人結盟的自由主義者，需要照顧到處于比自己更不利狀況中的盟友，不能只是獨善其身。麥卡錫主義時期的美國，就把這個考驗推到了自由主義者面前。鶴見說，在他分析的個案中，可以觀察到自由主義與實用主義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在現實政治中所面臨的陷阱—這些在學理的世界中試圖面對現實中最棘手問題的思想流派，在遭遇到流氓政治的時候，卻沒有施展拳腳的余地。鶴見深感作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反思。

少年鶴見俊輔

我讀完這篇論文之后一直有一個沖動，就是把它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但是一直無法完成這個工作。畢竟這篇論文背后有一塊難啃的硬骨頭，那就是鶴見在青年時代所受到的實用主義哲學和邏輯實證主義訓練。而我對這個很“硬核”的部分實在缺少知識準備，對這篇論文中那些省略了來龍去脈的斷語只能望洋興嘆。于是這事情就一直擱置到了今年，直到新冠疫情給了我更充裕的時間，我才得以閱讀鶴見對他早年求學的回憶以及他對美國哲學的介紹和討論，并完成了三聯中讀的音頻課程《思想巨變中的日本》。這個課程雖然介紹了六位思想家，并且從不同角度討論了戰后日本的思想課題，但其實靈感就來源于鶴見的這篇論文，可以說，它是這個長達三十六節的課程的核心。以這樣的形式把鶴見介紹給中文讀者，雖然說不上深入，但也算是初步了卻一樁心事。

在完成了博士論文《竹內好的悖論》并且出版了日文版之后，我不期然有幸遇到了鶴見俊輔本尊。記得那是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里的某一天，在一個關于竹內好的學術研討會上，鶴見先生出席并作了報告。那真是一次非常難忘的經歷。鶴見在報告中談及竹內好在1943年初發表的那篇政治不正確的《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議》，這樣解釋道：竹內好是個自毀之人，他也試圖通過支持日本國家繼續推進戰爭，讓日本國家走向潰滅，這個期待是包含在他的目標設定之中的。要是換個通俗易懂的說法，鶴見想說的意思是：竹內好有自殺傾向，所以他希望日本國家也自殺。

記得當時我很難接受這個新鮮的說法。竹內好對生死的看法固然與魯迅有相通之處，即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學會了“向死而生”，然而說他有自殺傾向，總覺得有些夸張。直到又過了很久，我從鶴見本人的著述中看到他談到自己從小就有抑郁癥，總是計劃自殺，甚至說他一輩子都考慮自殺，并且無法理解怎么有人一輩子都沒有想過自殺的時候，才意識到他對竹內好這篇宣言的解釋里包含了一些他的自我投射。不過，與鶴見并沒有被抑郁癥壓垮這個基本事實相關，他對這種精神疾患的體驗并沒有在醫學意義上以及他的個人經歷中了結—在鶴見一生不時提起自殺的方式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已經被轉化為更為深廣的文化要素了。在鶴見所經歷的劇烈變動的時代里，與其說這些要素是象征性的，不如說它們是哲學性的。

鶴見俊輔是一位接受過嚴格訓練的哲學家。在他留學哈佛的時候，正是實用主義哲學的巔峰時代。作為實用主義哲學的發祥地，哈佛大學在這時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哲學家，而受到納粹法西斯的迫害逃亡到美國的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們，又進一步充實了這個陣容。鶴見在剛剛進入大學的時期就有幸直接跟隨大師學習，并在大師云集的環境里養成自己的思考習慣，這是至關重要的。但這還不是唯一的條件。鶴見從小養成的離經叛道的習慣，進一步幫他把從大師那里獲得的訓練轉化成自己的精神營養。

鶴見從哲學大師那里獲得的，并不僅僅是一些概念和推論。他以自己獨特的敏銳，發現了在實用主義哲學與邏輯實證主義背后所隱藏的對于現實的巨大關切。產生于對南北戰爭的反思的實用主義，在德國納粹的迫害之下流亡到美國的邏輯實證主義，都把思考的根基設定在戰爭之下的“日常”，都把對于形而上問題的思索與人的現實行為結合起來。鶴見俊輔引用實用主義哲學家的話說：“八卦”和哲學是從同一個日常生活的素材中產生的，它們之間的不同只在于，處理相同的素材時視野的深淺程度不同。對日常生活的哲學性關注，讓鶴見并不回避泛濫成災的“八卦”，他的著述往往從八卦中打撈出日常生活的素材，把它轉化為哲學。

正是在這樣的“日常”當中，與竹內好同樣經歷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鶴見俊輔，思考著“自殺”的含義。它已經超過了個人結束自己生命的范疇，成為一種文化選擇的可能性。我由此聯想到竹內好在日本戰敗時的心理狀態：他希望日本不接受戰敗，于是導致美軍登陸日本，在日本內部產生主戰派和主和派，政權分裂，人口減半，軍隊失去統帥，革命席卷全國。竹內好憧憬著通過這種“自殺式”的革命重新締造新的日本，以此為契機實現共和制。這位連騎馬行軍、搬運器材都無法完成的不合格士兵，居然幻想著思忖自己將要參加哪一部分的游擊隊才能參與承擔這個歷史大任。沿著竹內好的這個思路回溯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的興奮，我意識到鶴見俊輔的“竹內好日本自殺論”并非空穴來風。日本自殺，其實就是徹底地進行推翻天皇制的革命。

還是在那次竹內好研討會上，我親身體驗到了鶴見俊輔為人的大度。那時我剛剛出版了《竹內好的悖論》，里面不經意地提到了鶴見，甚至對他略有微詞。在近年來對鶴見逐步加深了理解之后，我漸漸感覺到自己早年對鶴見的判斷是皮相的，不準確的。不過在那次會議休息的時候，我還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些。我跟鶴見打招呼并且自我介紹，不想他劈頭拿出了我的這本書，里面還夾了大大小小的標簽。看來老先生是細讀了這本書，我大感意外，不禁有些汗顏。但是鶴見似乎并不介意我對他的評價，他甚至還在發言的時候拿出這本書引用了幾段。后來又過了幾年，我們還做過一次關于竹內好的對談，在討論相關問題的時候，他也對我在書中提出的論點做出自己的回應。鶴見這種坦蕩的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一位學界前輩對后進的寬容，不過它的意義還不止于人格的寬厚，這是一種重要的思想品質，讓我對他一路走過來的那個時代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鶴見俊輔和家人

在鶴見俊輔那一代經歷過戰爭的知識分子里，這種不計較他人對自己評價的大度，保證了他們在論戰時有能力通過激烈交鋒保持問題的思想含量，而不會陷入個人恩怨。與鶴見一樣，竹內好也具有這樣的品質。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犀利而有說服力地對同時代思想狀況進行批評乃至發起論戰，卻并沒有因此影響思想界的文化生態。

鶴見在《自由主義的試金石》里中肯地批評了都留重人，他的批評也是很“實用主義”的。實用主義開創了“人需要在錯誤中成長”的視野，不信任未經質疑的完美主義—鶴見把這種認識論稱之為“可錯主義”。他對都留在聽證會前后所做的錯誤判斷進行分析，特別是指出了都留并沒有在作證時如同他保護自由主義者諾曼那樣保護美國共產黨員，這些批評是切中肯綮的。同時，鶴見強調說，自己對都留的批評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都留所犯的錯誤，自己也有可能會犯。當時日本傳媒對都留出席聽證會進行了鋪天蓋地的指責，鶴見認為批評者讓自己立于道德高位，對被批評者進行居高臨下的審判，這是不可容忍的。但是鶴見并沒有因此無條件地替都留辯護，也沒有避重就輕地簡化都留的錯誤。相反，通過都留的這個錯誤，鶴見找到了反省自由主義的契機。正因為他與都留是多年的朋友，這種坦蕩的批評姿態贏得了學界的尊重，更贏得了都留本人的認可。幾年之后，當鶴見主導的《思想的科學》遇到危機的時候，正是都留重人首先出手援助。

說起來，鶴見俊輔與竹內好似乎屬于比較相近的類型，他們一生都沒有建立自己的“學派”，都拒絕“追隨者”，都不適應大學這種學術體制，以至于竹內好在安保運動中一勞永逸地辭職，鶴見則以同樣的抗議姿態先后從東京工業大學和同志社大學辭職。

與鶴見在大學里的不適應相呼應，他在體制外卻發揮著巨大的能量。從五十年代創辦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組織“轉向研究”這一大型的合作項目，到六十年代安保運動時參與“無聲之聲會”，再到支持反對越戰的組織“越平聯”的活動，以及保護反戰的美國越戰逃兵，還有今天的中國人都有所耳聞的“九條會”，鶴見俊輔都是關鍵人物。他的低調，他的堅持，他的包容與親和力，使他獲得了廣泛的信任。

說實話，對我而言，鶴見俊輔至今也不是一位容易把握的思想人物。這當然首先是因為我缺少相應的實用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哲學修養，對鶴見的行為邏輯無法進行深層解讀；但是更重要的是，鶴見是不按常規出牌的哲學家，所以他對美國哲學以及哲學這個學科領域的理解不同于學院派的一般理解，他更關注那些通常被學者們一筆帶過的要素。

鶴見的一個關鍵詞是“日常”。有一段小小的逸事，說明了他使用這個詞匯進行思想生產的方式在日本思想界的影響。六十年代，他的一本文集結集出版的時候，曾就書名的設定征求丸山真男的意見。鶴見自己想定的書名是《日本思想的可能性》，丸山覺得不好，建議他改為《日常性思想的可能性》。丸山并且說：日常性思想這個范疇，還是我從你那里學到的啊！

我曾經在2011年秋季赴京都大學講學，寄宿的京大國際會館離鶴見宅邸不遠。抵達之后我給鶴見先生發出了明信片，希望能夠在逗留期間見到他。鶴見回了一張很親切的明信片，說他正在找一家合適的餐館。幾年前我曾經在東京與老先生共進午餐，他居然還記得我當時隨口說的“不喜歡日本的中華料理”，特意在明信片里注明他不會選擇中華料理店。但是，不想他幾乎立刻就病倒入院，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這位可親可敬的前輩了。

鶴見重視日常，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注重生活。這是一種哲學態度。他在大學期間傾注了大量精力攻讀實用主義創始人皮爾士的著作，并且受到了很深刻的影響。皮爾士從小受到數學家父親的特殊訓練，不僅掌握了眾多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更在感覺上受到了精細的培養。他被訓練識別聲音、顏色、氣味、味道等感官產物的細微差別，據說可以準確地辨別香水的氣味，也長于品酒。這種對微妙事物的感知能力，在皮爾士轉向哲學思考之時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注重哲學假說與現實事物之間通過“試驗”建立關系的必要性，追問信仰不被質疑的曖昧粗雜狀態，并且堅決擯棄絕對化的終極價值。這些努力與他敏銳的感受力都有直接關系。用鶴見的話說，自古以來幾百億的人各自從生活中體驗著自我的經驗、物的經驗、實在的經驗，要想從這些已經被磨平了棱角的經驗中提取出新的真理，沒有超乎常人的感覺怎么能行呢？所以鶴見認為，哲學教育一直試圖脫離對感覺的錘煉，這是個錯誤。

（本文為黑川創著《鶴見俊輔傳》中文序言，一頁folio|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有刪節，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