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月9日凌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喻國明在其認證的新浪微博發布消息稱：“新中國新聞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愛的導師甘惜分教授于昨天（1月8日）晚上22:55分駕鶴西去……僅僅8天前我們還在一起談笑風生、縱論天下，今天卻天人兩隔，哀慟之情無以言表！！！愿甘老在天堂安好……”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通過多個信源證實了這一消息。

甘惜分，男，生于1916年，四川鄰水人。著名新聞理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首批榮譽一級教授。

2015年是甘惜分先生的百歲壽辰。當年4月上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甘惜分先生新聞思想研討會暨百歲壽辰慶典”，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知名專家學者回顧甘惜分先生開拓性的學術貢獻與新聞教育生涯。

《新聞愛好者》雜志2015年第3期曾刊登了甘先生的學生、復旦大學童兵教授的文章，回憶甘先生治學求索、提攜后輩的點點滴滴。

以下為童兵教授的文章：

一、引子：寫新聞春秋，求新聞真理

甘惜分，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家，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鄰水縣。年幼時家境貧困，3歲時父母雙亡，依靠兄長掙扎度日。初中畢業后輟學，他在鄉鎮當小學教員。“九一八”事變后國難日深，他常讀上海出版的革命書刊，思想受到觸動和激勵，在鄰水縣組織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2月他奔赴延安，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秋他奉調到馬列學院學習。在這里有機會經常聽到黨中央領導人的報告和講課，為甘惜分打下一生事業的思想基礎。1939年秋他又調回抗大，不久跟隨隊伍遠征敵后。進入晉察冀邊區后，奉賀龍將軍命令調到八路軍120師，任高級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員，班上的學員幾乎都是長征干部，新中國成立后授銜大都是中將或少將。1940年春，山西發生晉西事變，閻錫山妄圖消滅新軍，黨中央命令120師星夜馳援晉西北，建立晉綏軍區。高級干部研究班結束后，甘惜分擔任晉綏軍區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內戰爆發，甘惜分在晉綏軍區擔任軍事宣傳工作。1945年奉命北上綏包前線，擔任前線記者。1946年1月停戰協議簽字，根據組織安排，甘惜分仍留在綏蒙地區，不久轉為新華社綏蒙分社記者，成為《綏蒙日報》主要創建者之一。1947年甘惜分奉調回到晉綏邊區首府興縣，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委，每日向新華社發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甘惜分與晉綏地區幾十個干部奉中央調令，南下到劉鄧部隊報到，參加解放大西南重鎮重慶的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甘惜分和一批干部接管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建立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并任總分社采編部主任。

1954年，西南總分社隨各大行政區撤銷而結束，甘惜分奉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擔任副教授。這是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從事新聞實踐工作，此后則從事新聞教學與科研工作。用我們學生的話說，我們的老師前半生揮寫新聞春秋，后半生探究新聞科學。

當時中國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的一個特點是：全方位向蘇聯學習。在中國高校新聞教學中，從莫斯科大學和蘇共中央黨校新聞班搬來的教材內容極為貧乏。甘惜分在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程時，為使這門課能夠緊密地結合中國國情和新聞工作實際下了不少工夫，但也為以后被人“整肅”埋下了禍根。1958年，他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并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左”傾思潮泛濫，甘惜分被當做“修正主義新聞路線典型”遭批判。1961年春，甘惜分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澄清事實，中宣部派出以張磐石副部長為首的調查組到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甄別，宣布為甘惜分平反。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甘惜分又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逐步平反昭雪。

改革開放以來，甘惜分以高昂的政治熱情、無畏探索真理的勇氣和不倦的工作干勁，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聞教學、科學研究和培養研究生的事業之中。他先后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新聞學論集》主編等職務。1998年離休，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老教授協會特聘教授。

從教60余年來，甘惜分致力于中國新聞學理論教學和科研工作，為我國培養了大批新聞專業人才，著有《新聞理論基礎》、《新聞論爭三十年》、《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選集》和《甘惜分文集》（三卷本），主編《新聞學大辭典》和擔任《新聞傳播學大辭典》顧問，發表論文100多篇。

二、成果卓絕的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家

甘惜分教授是我國成果卓絕的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家。這不僅由于他一生主要的精力用來從事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研究，而且還由于他的兩本新聞理論巨著在中國新聞理論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外，他還發表了大量具有較高學術含量的新聞科學論文。

《新聞理論基礎》是新中國成立后公開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闡述新聞傳播規律及新聞事業的性質、特點、功能的專著。在這本理論著作中，甘惜分對于新聞學的理論體系、理論范疇、基本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看法，還以批判性的筆觸對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進行了梳理與評點。

我們之所以把這部近20萬字的著作稱為中國新聞理論研究的巨著，主要是因為，它是對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第一次系統梳理、提煉和闡發，而且力排眾議，對剛剛結束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各種新聞理論觀點進行了分析與批評，是我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理論界思想解放的一項偉大成果。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敢于和能夠拿出一部著作來回答種種社會思潮和新聞理念的挑戰，需要有極大的理論勇氣和學術膽略。這部書成稿于1981年5月，甘惜分先后到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征求意見聽取批評，對于不同意見，他又很快以《對新聞理論幾點分析意見的看法》為題公開作答，并附在這本書的后面。甘惜分的回答主要涉及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說他“全部接受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新聞觀點，而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聞觀點卻只接受了一半，對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辦報思想，作者沒有接受，被遺忘了或被回避了”。這一指責，與事實完全不符。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從事報刊活動，他們的辦報思想隨著歷史的進程而不斷發展。甘惜分認為馬克思在青年時代就以卓越的見識闡述了人民報刊的思想，他的人民報刊思想是貫徹始終、終生不渝的。甘惜分的不少論文和著述中曾經引用過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報刊工作的論述。我作為甘老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開門弟子，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選題都以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新聞思想為研究主題，足以說明甘老對這一時期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的重視。

二是有人指責他“堅持新聞事業是階級輿論工具”的觀點。甘老對此也給予了回答和分析。他說：“我們說新聞事業是階級輿論工具，只不過表明新聞事業這種輿論工具是有階級性的，它不屬于這個階級，就屬于另一個階級。世界上的新聞事業中不代表任何階級、超階級的新聞機構是沒有的，我們絕對找不出任何一家新聞機構是超階級的。”至于“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個說法是否正確，甘老認為，要作具體分析。如果說這個說法作為報紙的定義，認為報紙的唯一任務就是階級斗爭，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報紙一切為了階級斗爭，一切圍繞階級斗爭，這種看法顯然是不對的。不但在現時不對，在過去時期也是不對的。“但是我們也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認為現在階級已經沒有了，階級斗爭不存在了，還說什么階級斗爭工具。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聞事業的主要作用當然應當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輿論工具，是對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的輿論工具，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當階級和階級斗爭還存在的時候，新聞事業以從事階級斗爭作為它的職能的一個方面（不是唯一的職能），這是決不可少的。充分估計到這一點比忽視這一點，對我們的事業更為有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新聞事業今天仍然起著階級斗爭工具的作用，這是沒有錯誤的。”從甘老講這些話以來，全球和國內30多年各種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較量表明，甘老的這些新聞觀點是正確的。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三是回答對甘惜分“統一輿論和組織輿論”觀點的質疑。對于統一輿論之必要，甘惜分說，人民是偉大的，是歷史的主宰，但人民不是鐵板一塊，人民有先進、落后和中間各部分，有左、中、右之分，當人民處于分散狀態和無組織狀態時，人民是軟弱的，是易于被敵人擊破的。所以人民需要領導，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堅強的領導，把他們團結起來，把力量集中起來，這樣才能創造一個偉大的人民事業。在現代社會中，這只能由政黨來領導。黨以什么來說服人民？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及根據馬克思主義和實際情況相結合而制定的政策來說服人民，讓人民的思想統一在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之下。黨運用什么手段去宣傳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呢？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報紙等一切新聞輿論工具。這點已被各國的歷史所證明，尤其為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證明。由此我們的結論就歸結到這一點：新聞事業的作用在于統一思想和統一輿論。

對于組織輿論，甘惜分分析說，歷史經驗證明，無產階級領袖利用報紙來統一思想和團結同志借以建立黨的組織，把報紙作為建黨的組織者，在建黨任務完成之后，這個具體“組織者”的作用確實已經消失了、過時了，但是報紙在黨聯系群眾，在黨和群眾之間架起一座精神橋梁的這一組織者的作用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政權之后，報紙的這一組織作用越發顯得突出起來了。報紙的這種組織作用，也就是組織輿論的作用。新聞事業組織輿論，就是在黨和群眾之間、群眾和群眾之間進行情況交流、思想交流、經驗交流的總過程。黨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聯系問題，是統一輿論和組織輿論的問題。甘惜分進一步指出，組織輿論是現代新聞事業的日常工作，無論哪一個階級的新聞事業都逃不了這個規律。

《新聞論爭三十年》是甘惜分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新聞學論文的自選本，收集有關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基本觀點、新聞工作客觀規律、唯物辯證法與新聞工作、新聞學與歷史學、新聞與宣傳等新聞界論爭中的代表性論題所發表的15篇論文。這些論文表明，僅僅過了5年時間，甘惜分的新聞觀點有了很大的發展，表明他對新聞真理的追求和嚴格的自我反省。這部著作中有一篇名為《論我國新聞工作中的“左”的傾向》。他指出，“左”的思想的第一個表現就是片面強調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忽視它也是調節人民內部矛盾的工具，是調節階級關系的工具。第二個表現是片面強調黨報是黨的報紙，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它也是人民的報紙。第三個表現是浮夸之風。首先是報喜不報憂，其次是講話不講分寸、不留余地、不顧后果。再次是崇尚空談，不著邊際，盡說“偉大的空話”。第四個表現是重實踐，輕理論，輕視新聞理論研究。第五個表現是不注意發揮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和獨創性。

這部著作收集的另一篇論文是《對立統一規律在我們筆下》，集中討論新聞工作者的方法論原則。甘惜分在文中指出：“我們在這里所強調的方法論，是指新聞宣傳工作中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這屬于認識論的范疇，而不屬于新聞業務的范疇。這種思想方法問題是每個新聞工作者每天必須思考的問題，他的工作的成功或失敗常常有賴于他對方法的掌握如何而定。”接著，他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論原則，分別論述了20個題目。其中有辨利弊、分敵我、觀全局、明冷熱、務虛實、判真偽、兼褒貶、顧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見點面、察快慢、求異同、論質量、定正反、審動靜、掂輕重、重奇突、別內外、通古今等20個方面的辯證思考。這里有科學的觀察，有智慧的選擇，有現實的考量，也有作為一位老新聞工作者60余年經驗的運作。作為學生，我特別喜歡老師對這20個題目辯證的深刻的闡發。

甘惜分老師的上述兩本專著，以及這兩本專著所闡發的新聞學觀點，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當時全國40余萬名新聞工作者中間，《新聞理論基礎》一書發行超過20萬冊，不少新聞院校都將這本書作為教材。

三、新時期現代輿情調查與研究的開拓者

甘惜分教授是我國特別是新時期現代輿情調查與研究的開拓者，其標志性成果是1986年創立的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從事輿情民意調查與研究的學術機構，甘惜分是首任所長。他為該所擬定的宗旨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開展輿論調查與研究，其任務有三：第一，及時準確地進行民意測驗，溝通和傳導社會輿情，分析社會輿論的現狀和變化趨勢，為政府有關部門了解民意及施政決策提供參考，為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提供咨詢。第二，調查新聞傳播效果，為我國輿論機構提供實證研究和數據資料。第三，在輿論調查的基礎上，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輿論學的建構、特點及功能。

從我的視野觀察，甘老師自從創設和領導輿論研究所以來有兩個方面的變化。其一，更加關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更加同情普通民眾的民主要求。由于各地民眾常有冤情投訴無門的情況發生，他們往往誤認為輿論研究所是上訪機構。甘老常教導我們要關心這些來所投訴的民眾，盡各自所能做好接待與解釋工作。在老師的教誨與感召下，我們都能熱情負責地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其二，在了解、研判民意輿情的過程中，推動著對輿論學基礎理論的深入研究。甘惜分教授在領導輿論研究所的過程中，先后提出和研究過“多聲一向論”、“新聞信息三環理論”等新聞輿論的基礎性論題。甘惜分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所有新聞事業應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事業，應毫無例外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針，不容許有反社會主義傾向存在。在這一總的政治方向下，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報是黨的喉舌，其他非黨報紙則與黨的機關報有所區別，應從各自不同特點反映人民的多種意見、多種建議、多種批評、多種表揚、多種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如果發現違反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任何人均可對其進行批評或批判，但也容許其反批評和申辯。如確有反社會主義言行，按紀律和法律處置。這樣有利于社會的相互溝通，有利于消除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隔閡，有利于培養新聞人才，有利于提高中國新聞事業在人民中以至在全世界的威望，有利于實現全國人民安定團結、心情舒暢的局面。這就是甘惜分主張的“多聲一向論”的主要觀點。

甘惜分提出的“新聞信息三環理論”，把信息、新聞、新聞機構發布的新聞（他稱之為發布新聞）三者區別為新聞信息的三個層次。信息是最廣泛的范疇，是自然界和社會中最普遍的現象，是宇宙間任何事物在運動中對外界發出的一切信號。信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沒有信息，生命也就停止了。地球上出現了生物，特別是出現了高級生物之后，它們感知信息，并相互傳遞信息，但這也只屬于動物的本能。只有出現了有思維能力的人類，才能認識外界的信息并以一定的符號溝通信息以改造世界。這種被人類認知了的最新信息相互傳遞，這就是新聞。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的新聞，一般不帶有利害關系，僅把自己所看到或聽到的新近變化或奇聞逸事向親友轉述，這類新聞的數量極大。人類發明了紙、筆和印刷術，使新聞傳播的手段為之一變，出現了專門發布新聞的機構，最早是報紙，而后通訊社、廣播、電視相繼產生，新聞傳播更加迅速。但由于任何新聞機構總是有其控制者，他們相互對立，各有利害關系，所以發布的新聞都是從萬千事件中經過嚴格挑選并從自己的立場對事件加以解釋，才予以發布的。發布的新聞不但只占每天發生事件的極小部分，而且不同程度地帶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純客觀報道較少）。這樣，信息和新聞信息就存在著三種狀態：第一大環是每日發生的無窮無盡的自然界和社會的信息；第二環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播的新聞；第三環是新聞機構從每日萬千新聞中挑選出來加以發布供廣大受眾接受的新聞。甘惜分提出的三環理論的意義，不僅在于區分這三者的不同性質，尤其在于打破發布新聞的起源混同于生物本能的舊觀點，那種舊觀點的實質是掩蓋現代新聞界的傾向性。

甘惜分教授主持和指導輿論研究所近30年，是中國現代輿情調查和研究的開拓者。他領導實施的多次調查結果曾經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和重視。著名的“首都知名人士龍年展望”調查及其發現，成為至今最有影響力的輿論調查和研判的成功項目。

四、人格魅力，學術勇氣，理論膽略

甘惜分教授在他的一本著作的封底，寫過這樣的“自白”：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

沒有引吭高歌和搖旗吶喊

卻也難于沉默不語

生就一副犟脾氣繼續著自己的追求

不幸的是我搞了一門學問叫做新聞學

就是這樣受命運的安排自投羅網

闖進這個“無學之學”的圈子里面來研究新聞學

人生之旅并不都是鋪的紅地毯

也有亂石堆云、驚濤駭浪

追逐名利而又想學術上有所成就

二者兼而得之只是一種幻想

科學是不能依靠權力與金錢占有的

這些“自白”，令我們做弟子的深為老師的人格魅力、學術勇氣和理論膽略所折服。每每溫習老師的這些“自白”，總難以忘卻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不斷被批判、被靠邊、被關牛棚的經歷，難以忘卻他的一本名為《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的著作，奔走十年在內地不得出版最終只能到香港（地區）付梓的辛酸。

1996年元旦，甘老的博士們到他家聚會，大家提議，在他80大壽（是年4月17日）時出一本新集子，以志慶祝。老人欣然同意，而且立即動手，經過3個月已經編就，并在生日之前的4月15日寫完“自序”。其中，甘老寫道：

就我自己來說，由于長期受黨的教育，又在新華社工作過10年，我的新聞思維方式開始是完全正統的，也可以說是官方的思維方式。我那些年之所以被不少朋友和學生稱為正統派，不是沒有原因的。但是經過最近40年的長期研究，對科學真理的追求，探索新聞的規律，再加上40年來中國各方面情況包括新聞工作情況的幾次急劇變化，我的思維方式逐漸向第二種思維方式轉移，即向嚴格的科學思維方式轉移。這一轉移令我自己吃驚，也使一些朋友和學生驚異：為什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革命幾十年的一個老干部會發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轉折？

回答是清楚的：認識真理是逐步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我運用自己的獨立思考，一步步向真理靠攏。我在《新聞論爭三十年》一書的扉頁上引用的馬克思的話：“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今天我仍然恪守這句箴言。

關于這本書的書名也煞費周折。最早想取名《在地獄的入口處》，是竊取馬克思的思想，科學的入口猶如地獄的入口，我搞的這門新聞之學，到處都是雷區，有如地獄之門，在門外徜徉尚可，一深入堂奧，便可能觸及禁條，知難而返。……而一門科學之未能觸及核心，始終在門外徜徉，必不能致真理之精微。

可就是這樣一本講真話、求真理的新聞理論家的傾心之作，卻沒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他們的理由是：文中有較多的批評，或者有較多的自我批評。而這些批評或自我批評可能觸及當時的禁條。有的出版社竟然提出，如果我童兵敢簽字，擔保此書出版不會受到指責，他們就出版。甘老自己，我的師弟們，特別是王鋒師弟，找了十幾家出版社都沒談成，結果只好轉到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正應了甘老當初取書名的感覺：在地獄的入口處，而且徘徊了十年之久！

甘老自己對這本書的命運也感嘆不已。他繼1996年的自序之后，2000年聽說有出版希望了，又寫了一個“又序”，表示自己沒有更多精力對全書文稿再作一次認真的修訂感到遺憾，同時又進一步強調了這樣一個見解：科學研究在于探索事物的規律。新聞的規律，一言以蔽之：擴大信息量，反映真實情況，反映時代真相，反映社會輿論狀況，表達人民的輿論意志，引導人民思想健康。一切與此相反的方針和政策，我看都是不對的。

事實又一次讓老師失望。又過了5年，希望再次降臨，即可以到香港一家出版社付梓。為此，甘老又寫了一個短序：再說幾句話。他在其中說：“還要說明的是，這本書的內容，記錄的是一個學術思想的歷程，而不是一個人的回憶錄。”正由于此，他表示對過去的文章一個字也不改，除非是錯別字或技術上的差錯必須改正之外，思想和學術觀點完全不必改動。因為這些已成為一種歷史的記錄，就應該讓它作為歷史而存在，讓讀者對它作為一種歷史產物來認識和評判吧！

這本書所載的論文，的確讓我們能夠認識一個真實的甘惜分。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了不起的新聞理論家。他的論文和他的觀點都是他真誠研究的結果。我們從這些論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學者堅持真理、敬畏真相、修正錯誤、與時俱進的高貴學術品格。這里略舉幾個例子：

1979年10月10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30周年學術討論會新聞組會議上，甘惜分發言強調：報紙是人民的，是屬于人民的，黨報同時也是人民的報紙，應當充滿人民的聲音，應關心他們的疾苦，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我們要為辦好一張人民的報紙而努力奮斗。他還特別強調指出，長期以來我們都有一個指導思想，認為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黨的政策最迅速地同群眾見面。這個思想是正確的，但并不全面。應當說，報紙的作用和力量，還在于它是人民的喉舌，把人民的聲音形成一股巨大的輿論力量，對黨、對國家、對社會產生一種監督力量。

1979年9月23日，甘惜分有個學術發言，提出要打破批評的禁區。他說，應當堅信，打破報紙批評的禁區，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由之路，而且一般地說，這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應當堅信，打破報紙批評的禁區，會立刻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引發生機勃勃的反應，黨的威信會更加提高，群眾的政治熱情會更加昂揚，社會風氣會更加健康，不正之風將逐漸減少。如果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們對干部開展無私的批評也將使那些違法亂紀者、玩弄特權者、官僚主義者知所畏懼。干部作風正，則群眾也將學習效法，目前我國人民深為憂慮的社會風氣問題必將大為改觀。

1991年甘惜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了《爭論有益于新聞科學的發展》的學術報告，后由香港友人譯成英文在美國《交流》季刊1994年夏季號全文發表。在這篇長文中，他就新聞媒體的功能、黨性與人民性的關系、掌握新聞規律、輿論導向與客觀公正的關系、社會主義新聞自由、新聞批評、新聞指導性等七個問題作了長篇、詳盡的分析與闡發。甘惜分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民族，也是一個酷愛自由的民族。正因為酷愛自由，所以常在爭論中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爭論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愈辯愈明，有如燧石相擊，越打越亮。中國新聞界的歷史，就是一部爭論不休的歷史。甘惜分評述了新聞界不斷爭論的問題，建構了自己的觀念，表達了對這些爭論問題的立場。應該說，這篇長文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又十分簡潔的新聞若干理論的系統闡述，我們從中可以再次領略這位百歲新聞理論家的人格魅力、學術勇氣和理論膽略。

五、言傳身教培育新聞后輩

甘惜分教授1978年開始指導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時，已經62歲了。他常對我們說，我們這輩人讓一個又一個運動荒廢了許多時光，現在要抓緊工作，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這里，主要結合甘老指導我怎樣做人為文，談點感想。

1981年我碩士畢業時很想回老家找個學校教書，以便家人團聚和照看年邁的父母。甘老為了動員我留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特地在星期天從城里趕到學校跟我談心。他把我帶到人民大學西門原新聞系所在的兩層樓旁邊，指著一個樓道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幾個造反派就是在這里把系主任套上繩索拉下來的，現在新聞系的老師都有一股勁，要重新讓新聞系煥發青春，可我們年紀都大了，需要你們這批小青年來接班。

甘老更多的是通過他的人格魅力，引導我們學會做人，學會做學問。這里簡要記敘一點他同王中教授相處的情景。1980年5月，西北五報召開新聞學術研討會，甘老帶我一起赴會。這個會雖由西北五報召集，但因為是“文化大革命”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與會者有100多人，而且借蘭州軍區會堂舉行，聲勢頗為浩大。報到時聽說復旦大學的王中老師也到會，他便對我說，王中是你的老師（我畢業于復旦大學，但那時王中已不在新聞系任教），我想利用這次開會的機會，向他當面表示道歉，因為我在1957年“反右派”時批判過他，說過一些不該說的話。當天晚上，肖華將軍到甘老房間看望他，甘老和肖華在延安時相識，甘老向肖華也談到第二天準備向王中道歉的想法，肖華表示支持。誰知第二天正式開會時安排幾位長者致辭，王中老師講話時談到當年被打成“右派”，說有幾個人批判過他，會場上就有一位。當時搞得甘老十分尷尬，但他會后還是同王中見了面，誠懇地說，我們之間的新聞觀點，是可以爭論一輩子的，但是1957年我對你無限上綱，現在向你當面道歉。事后，甘老在一篇文章中還寫道：我對王中欠了債，我決不賴賬，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認賬。他還說過，王中同志的不幸，就如同其他各條戰線敢于直言的同志一樣，要你無聲你卻偏要說話，撞到了大鳴大放誘敵深入這個槍口上，倒下了。這不只是個人的不幸，而且是民族的不幸，國家的不幸，黨的不幸。這個歷史教訓，千萬不可忘記。后來他還對我說過，1957年我寫過兩篇文章批判過王中，我不是趕浪頭，而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思想分歧。據我分析，這可能是我們之間所處環境和所受教育不同造成的。1988年他去上海調研，還專程到王中府上探視。回京后他對我說：“你老師身體太差了，我很擔心。”1994年12月他剛從國外歸來，聽到王中逝世，遙望南國，不禁黯然神傷。問我，有人寫了悼念文章沒有，我回說沒見到，他當即說：“我寫一篇。”不久他以《滿懷凄惻祭王中》為題的悼文發表在上海《新聞記者》上。

甘老這種光明磊落、胸襟開闊的品格，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們這些學生。在這樣的導師帶領下，耳濡目染，我們怎么會不進步？

對我這樣的“老學生”，甘老不僅政治上開導，學術上指點，連健康、作息、營養各個方面都嚴格檢查，細心關照。有一次學院組織外出秋游，家屬可以同行，甘老對我夫人說：“童兵同志教學科研擔子都很繁重，你要照顧好他，現在豬肉不貴，七八毛錢一斤，多買點給他補補。”我夫人笑著說：“甘老，你這是‘乾隆年間’的價鈿了，不過你放心，我會照你的話去做的。”順便在此提一下，甘老前些年的起居飲食全由師母文老師精心照料，甘老完全不必為家務事操心，“油瓶倒了老甘都不會扶一下”（師母語）。師母也是參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干部，又在革命歷史博物館任職，但對我們這些學生十分關愛。她還燒得一手好菜，我們都特喜歡吃她燒的飯菜，尤其是那個陳皮牛肉，現在想起來都不免流口水。可惜師母不幸于1995年8月21日因心臟病猝死。甘老在一本書的后記里對師母有一段深情的回憶。

就此打住吧，文章夠長的了。愿我們的老師、新聞學界泰斗甘惜分教授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要爭取活到120歲！”

（注：本文引用的甘惜分教授的文字，全部摘自他的著作，恕不一一注明，請讀者海涵，并向甘老表示由衷的謝忱。）

(童兵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文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