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是美國歷史學家列文森的經典著作，問世以來影響力持續不衰，它提出的思想命題以及對中國現代轉型所做的極具洞見的解釋，啟發了一代又一代學者。該書中譯本（以下簡稱“鄭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9年廣西師大出版社再版，據譯者鄭大華說明，再版并未做大的改動。作為該書唯一的中譯本，一般論者都以它為依據。不幸的是，翻譯非常粗糙、低劣，說是對原著的嚴重扭曲也不為過。

鄭譯本最刺目的問題，首先是大量的漏譯，差不多到了任意刪減的地步。據初版《譯后記》，鄭譯本是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8年的三卷合訂本翻譯的，為了“節省版面”，刪去了少量注釋，索引也省而未譯。姑且不論這本身就很荒唐，刪減的內容其實遠不止此。原著分為三卷，各卷相對獨立，在合訂本的卷首有一個總的前言，各卷又有各自的前言，第一卷又有單獨的導論，每一卷又都附有參考書目，所有這些都消失了，而且沒有任何說明！學術著作的前言和導論對理解全書的旨趣是何等重要，何況列文森的這部著作本就以體大思精著稱，許多關鍵命題和概念在前言和導論中都有提示性的說明，重要性更不待言。如第一卷第一部分題為“中國近代早期思想文化的狀況”，何謂“近代早期”（early-modern，其實譯作“早期現代”更準確），導論中已有交代，中譯本的讀者卻一頭霧水，我實在想不出譯者有何正當理由將這些全部舍去。

譯者說只刪去了少量注釋，這也是欺人之談。原著第一卷第一章有三十四個注釋，鄭譯本只有五個，第二章有一百十八個注釋，鄭譯本只有二十一個！刪去的是“少量”嗎？恐怕譯出的才是“少量”吧？原著各卷注釋差不多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而鄭譯本總共三百七十三頁，全部注釋只有七頁，遺漏之多可以想見。原著注釋不只是標明引文出處或參考文獻，還有大量引申和評述性內容，對理解列文森的思想非常重要，鄭譯本一概欠奉。

更嚴重的是，注釋的刪減往往還伴隨著對正文的歪曲。如提到米芾對書畫的看法（18頁，以下所引均出自廣西師大版），原著直接引用了米芾的原文，并注明了出處，而鄭譯本則去掉引號，將原文直譯為現代漢語的撮述，出處也隨之刪去。譯者便省去了還原原文和翻譯注釋的功夫，卻讓讀者欲查考而不得。類似的例子是將原著中提到的具體文獻的信息及相關注釋省去，代之以含糊的“一篇文章”之類的提法。如“有一篇文章就把孔子與盧梭、孟德斯鳩相提并論，聲稱‘共和’是孔子的一大發明”（155頁），原著交代了該文作者為Hsüeh Cheng-ch’ing，并注出了題目和出處，很容易查到是薛正清發表于《中國學報》1913年5月第七期上的《孔子共和學說》一文。又如“一本得到很高評價的明代著作在日本出版時”（239頁），原著注出是謝肇淛的《五雜組》，并不生僻，譯者卻也含混過去了。這種情況遍布全書，令人咋舌。

鄭譯本對正文部分的刪減也隨處可見。某些章的開頭有題記，引用一些經典文獻中的短句，對理解全章有提示作用，鄭譯本除少量譯出外，也都付諸闕如。某些章節的小標題，譯者也擅自主張，譯得七零八落，致使原本清楚的語義轉而晦暗不明。如“反動與革命：近代古文經學”（70頁），原文為“the modern ku-wen opposition，reac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to chin-wen reformism”，即“現代古文經學對今文維新主張的反對、反動和革命”，譯文則不知就里。又如“民族主義與文化至上論”（79頁），原文為“culturalism and nationalism as competitors for loyalty”，后半句完全沒譯出來。

此外，譯者有時還自作解人，在譯文中加入原著沒有的內容。如小標題“馬克思主義意念中的井田制”（289頁），原文為“Confucian sound in a Marxist sense”，哪里有“井田制”的影子？又如“放棄普遍的價值標準，而又不以犧牲歷史的洞察力為代價，就能排除歷史與價值的彼此對立”（329頁），這句費解的話的原文是“Abdication of standards，far from being the price of historical insight，precludes it”，大意謂“放棄標準，遠不是為了獲得歷史洞見而需要付出的代價，反而會阻礙我們獲得這種洞見”，跟“歷史與價值的彼此對立”何干？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大量的翻譯錯誤。有些是誤譯極簡單的單詞，如“抗議與騷動”（第8頁），原文為“protest and stability”；“如果沒有實力的君主”（172頁），原文為“If effective monarchy”；“他（按：指梁啟超）不是一個反對排滿的人”（255頁），原文為“He was only an anti-anti-Manchu”。譯者全部譯成了相反的意思（最后一個例子明顯違背史實），實在匪夷所思。

有些是譯者選擇了錯誤的義項。如“在他那篇杰出的循環論證的文章”（185頁），“循環論證”一般都是貶義，怎么能和“杰出的”并用呢？查原文是“in his splendidly circular title”，circular固然有“循環”之義，但還有“流布”、“傳播”的意思，其實漢語里面有一個現成的成語可以對譯splendidly circular，即“膾炙人口”，譯者未經思考，交臂失之，殊為可惜。

又如“從前，對儒教的信徒來說，共和主義似乎是一種人性的墮落；現在，正是對中國人人性的這種違背抵制了一位反共和主義者”（156頁），什么叫“抵制了一位反共和主義者”？這是用機器翻譯出來的嗎？查原文“Now， it was a violation of the Chinese nature that repelled an anti-republican”，這里的repel顯然是使人厭惡或反感的意思。譯者的想當然造成語句不通，如“他（按：指胡適）的真正論敵都站在現代世界大門之外，并把他與其所有攻擊經典的文章幾乎沒有觸及的井田制混同了起來”（279頁），胡適和井田制如何能夠“混同”起來？查原文，后半句是“confounding Hu with ching-t’ien systems almost untouched by all his blows at the Classics”，confound有“混淆”之義，但這里應譯作“使困惑”，原文大意是說，胡適論敵所謂的井田制幾乎不為胡適對經典的攻擊所動，這讓胡適感到困惑，譯文可謂差之千里。

義項理解的錯誤有時會使譯文顯得荒唐可笑，譯者卻毫無察覺。如“清朝授予儒家以滿人的特權，明朝授予儒家以宦官的特權”（165頁），如此違背歷史常識的話，譯者寫下來沒有覺得不安嗎？查原文為“What Manchu prerogatives represented to Ch’ing Confucianists, the prerogatives of eunuchs may have represent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under the Ming”，represent一詞很少被翻成“授予”，這句話稍難，但仔細體會還是可以理解的，意思是“對清朝儒家來說滿人特權所體現的東西，對明朝儒家來說可能已經由宦官的特權體現過了”。又如“清（一個王朝）代替了‘滿’（一個民族），并且漢族君主的名義（盡管是在文化上掙得的）也不會妨礙漢族反君主主義者對種族問題的強調”（241-242頁），清王朝怎么會有“漢族君主的名義”呢？查對應的原文是“Chinese monarchical name”，Chinese顯然應該譯作“中國”。

還有些單詞，譯者很可能看成了形近而訛的其他單詞。如“總之，不允許精英們改善他們單一的知識構成”（14頁），原文是“The élite，in short，were not permitted （as Balázs puts it） to ‘impoverish their personalities in specialization’”，impoverish大概被看成improve了，原文是說不能讓精英在專業化活動中喪失個性，譯文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又如“浪漫主義并不是儒教信徒們的唯一辯護資源”（155頁），原文是“The romantic apologia was not the only recourse of Confucianists”，譯者顯然把recourse看成了resource，前者意為“求助之道”。

有些誤譯明顯使譯文荒謬錯亂，譯者也掉頭不顧，照譯不誤。如“顧頡剛就公開否認了章炳麟的‘古文經’之存在的合法性；實際上，他也公開否認了康有為的‘今文經’之存在的合法性”（76頁），顧頡剛何曾公開否定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查原文是“Ku confessed a debt to Chang Ping-lin. True, he confessed a debt to K'ang Yu-wei as well”，明明是“受惠于”（debt to）的意思，大概是被看成了denial。同一頁還有“古文經學家贏得了將致自己于死地的勝利”，都“致自己于死地了”，還能叫“勝利”嗎？查原文是“The ku-wen school had won a faded laurel”，是說古文經學家贏得了一頂褪色的桂冠，或者說是一場慘淡的勝利。譯者很可能又把faded和fatal混淆了。

除了單詞，譯者在翻譯一些短語時也望文生義，只要查一下字典就不會犯錯誤。如“當被孫中山稱之為世界政治改革進程中之‘最新事物’的共和國公開禁止其他一切領域內的最新事物時”（147頁），共和國怎么會禁止最新事物呢？查原文，“公開禁止”對應的原文是“opened the lid on”，lid誠然有“限制”之義，但和open放在一起，明明是“放開限制”的意思啊！又如“在咒罵帝國主義問題上，共產主義者與任何其他人的觀點都不相同”（290頁），原文是“The communists yielded to none in vitupera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yield to none意為“不輸給任何人”。

鄭譯本的誤譯還集中表現在語法和邏輯關系上。如“胡適的井田論是軟弱的，而持反對意見者的力量卻很強大”（271頁），前文還在說胡適對井田論的否定很徹底，這里怎么就變成“軟弱”了呢？查原文“the ching-t’ien theory’s weakness to Hu Shih was its strength to his opponents”，意為“胡適眼中井田論的弱點，在他的對手看來正是其長處”，譯文可謂離題萬里。

還有些語法錯誤完全是譯者對關鍵性的連詞或短語的誤譯造成的。如“作為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傳統主義者，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對傳統價值的贊美已日益失去其說服力”（94頁），原文是“as traditionalist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ecome more self-conscious， their commendations of past values seems ever less convincing”，as在這里是連詞，而不是介詞，句子結構沒弄對，譯文也完全走樣了。又如“要不是胡適和現代人指出了懷疑論的原因，這種懷疑自然也就成立了”（273頁），原文是“The doubters， of course， were right， but for what Hu Shih and the moderns would consider the wrong reasons”，譯者看到but for，就想當然地譯成“要不是”，殊不知這里的for關聯的是reasons，意為“懷疑者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懷疑的理由在胡適和現代人看來卻是錯誤的”。

鄭譯本的一個常見問題就是把原文中一些補充說明的同位語或狀語，生硬地納入主句結構里。如“如果中國人一味追求‘有根據的儒學’，那么中國的改革就永遠不會取得進步”（63頁），原文是“if they only went back to their authentic Confucianism， which had long and sadly been under eclipse”，引導同位語從句的which被翻成了“那么”，完全扭曲了原文。又如“這也就是掌權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要比五四時期的革命者更能溫和地對待傳統的原因，即使那些在野或未掌權的馬克思主義者亦如此”（345頁），原文是“That is why Marxist revolutionaries in power could appear more tender with the Chinese past than May Fourth revolutionaries， Marxist or not and out of power， could be to the past in their generation”，當譯作“這就是為什么掌權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對待中國的過去，要比五四時期未掌權的革命者——無論他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過去的態度要溫和的原因”，譯文的“即使……亦”的語法關系完全是生造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了鄭譯本最明顯的錯誤。書中漏譯、誤譯及由此造成的纏夾不清和不知所云的段落隨處可見，有心的讀者自會發現。列文森的這部著作雖然號稱難譯，但若認真細讀，小心從事，還是完全能夠譯好的。平心而論，鄭譯本的某些地方也譯得比較妥帖，因而我不認為是譯者的水平問題，恐怕更多是態度不認真所致。那種粗枝大葉、匆忙草率、胡亂譯過而不肯回頭檢視的心態，在字里行間表露無遺。據《再版后記》，鄭先生在征求版權的過程中曾給列文森夫人羅絲瑪麗寫信，她一開始不同意，說“列文森的書太難把握，與其被誤讀誤譯，還不如讓中文讀者讀英文原著”，后經魏斐德的介紹和推薦，才同意授權。不得不說，鄭先生辜負了羅絲瑪麗女士和魏斐德先生的信任，交出的遠不是一個合格的譯本。既然版權來之不易，我們也希望鄭先生能夠對現在的譯本做全面的修訂，補上漏譯的部分，改正錯誤的地方，貢獻給讀者與這部經典著作地位相稱的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