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圍城之下，作為清潔可再生的生物質能源成為關注熱點。業內期望生物質能源在消除城市霧霾，改進城鄉能源結構，甚至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因為缺乏缺少技術標準與產業標準體系，生物質能源產業化程度和產業規模弱于其他可再生能源，而且市場亂象頻出，一些發電項目借生物質能源的名頭，一邊拿著國家的電價補貼，一邊偷偷燒著煤炭，影響行業健康發展。

標準缺失導致魚龍混雜

武漢光谷藍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熊建告訴記者，生物質能源雖然被國家列為清潔的可再生能源，但是因為行業魚龍混雜，一些生物質燃料并沒有達到清潔能源的標準，并不環保，最終導致行業都受牽連。

“生物質能源到現在還沒有標準化，好端端一個利國利民的產業就這樣發展得烏煙瘴氣。”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所研究員陳勇提起生物質能源的發展現狀感到十分痛惜。

“我國是農業大國，生物質資源極其豐富、數量巨大。如果發展得好，在農村，可以避免秸稈露天燃燒；在城鎮，可以替代燃煤。既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又可以保護環境，一舉多得。”陳勇說，“生物質能源和風能、太陽能都是我國大力發展的三大可再生能源。然而，十多年來，風能和太陽能都發展得有聲有色，唯獨生物質能源完不成‘十二五’目標已基本成定局。”

“以生物質壓塊燃料為例，壓塊之后焚燒需要投入較高的配套成本才能達到潔凈能源的效果，然而一些企業揣著明白裝糊涂，一邊拿著清潔能源的補貼一邊偷工減料污染環境。”熊建表示，“之前國家出補助政策，生物質成型燃料每噸秸稈補助140元，行業內一些企業收秸稈拿補貼，但實際生產的生物質燃料達不到環保要求，對生物質能源的技術和產業進程沒有起到正面的作用。”

廣東省環保廳2014年在督辦檢查中發現，由于缺乏強制性生物質成型燃料質量標準、污染治理技術指引和專門的生物質成型燃料鍋爐排放標準，各地出現了燃料質量參差不齊、鍋爐改造不規范等問題，表示不鼓勵推廣應用生物質成型燃料。

因為日益邊緣化，生物質成型燃料甚至在北京等地被列為高污染燃料。生物質能源行業人士告訴記者：“生物質燃料的排放本來完全可以達到甚至優于清潔的天然氣鍋爐，但因為不合理使用和鍋爐配套監管不到位，燃料本身受到牽連，影響行業名聲。”

富德集團分管能源副總裁岳國告訴記者，相對于其他能源產業，生物質能源的行業門檻相對較低，小公司、作坊式也能生產，使用排放不達標的小鍋爐、摻燒其他不合格燃料等現象時有發生。

在湖北安陸，安能（安陸）生物質熱電有限公司排放的煙囪黑煙以及原料堆放不當產生的異味，引起周邊多個小區居民的長期抗議，被稱為“批著環保外衣的污染企業”。

陳勇等專家表示，生物質能源的利用涉及多個傳統產業行業，工藝路線不盡相同，設備水平也是參差不齊，整個行業相關標準規范嚴重缺乏，影響了行業健康發展。

弄虛作假套取國家補貼

“本來國家在大力關閉小電廠，現在一些小電廠借生物質能源的名聲又冒頭了，檢查的時候，庫房堆滿了秸稈，可實際它哪兒來那么多秸稈？”一位業內人士介紹，摻燒煤炭是一些生物質直燃電廠業內公開的秘密，白天燒秸稈，晚上偷燒煤，目的是套取國家電價補貼。

為了推進生物質成型燃料發展，2008年，財政部印發《秸稈能源化利用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這一政策實施之后，我國生物質成型燃料產量由2007年的不到100萬噸增至2012年的550萬噸。

然而，在此過程中，經營不規范的小規模企業過多，以假發票、做假賬及虛假銷售等手段騙取國家財政補貼的行為屢見不鮮。因而，2013年，財政部暫停了秸稈能源化利用補貼政策。

“有補貼的時候，行業內來開會的有幾百人。補貼一停，最后就只剩下幾十人了。一些企業唯利是圖，出什么政策干什么事情，只是為了補助而已。有的拿了補貼，干都不干就跑了。”身兼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副會長的熊建說。

岳國說：“生物質能項目一度是‘先補貼后建設’，至于拿到補貼之后，干了沒有，干成了什么樣，缺乏監督監管，因而一些人看有補貼，大家就一哄而上，沒有利益了，就一哄而散。”

這一現象在生物質能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理事長、中科院廣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員馬隆龍看來并不意外。生物質發電的概念很好，但扣除財稅補貼、土地優惠、電價政策外，能夠真正實現盈利的企業寥寥無幾。生物燃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的政策支持和補助。與常規能源相比，生物燃氣轉化、處理成本較高，并不具備投資上的效益，如果不能夠實現商品化，必然會因為國家政策的轉移而衰退。

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一些所謂的秸稈發電項目基本上都是購買木材、建材廢料等充當原料，每年只是象征性收一下秸稈。有的甚至直接用煤炭發電，套取國家對秸稈發電的補貼。“不這么干，很難存活。”

根據湖北省能源局統計，農林生物質原料價格從初期的200元／噸已上漲到目前的300到350元／噸，若制成生物質成型燃料，市場價格目前約為900元／噸左右，遠高于煤炭價格，且單位重量的生物質燃料燃值也比煤炭要低許多。

華中科技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教授陳漢平告訴記者，稻草麥草體積大、熱值低，跟竹子等林業材料比，產值要低很多。企業從經濟賬來算，更寧愿用林業材料。陳漢平認為，雖然這與政府期待多消耗農作物秸稈的愿望之間有差距，但畢竟仍然屬于農林生物質的范疇。與之相比，更惡劣的是摻煤造假。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些生物質燃料來源不明，有些成型燃料摻雜了一些廢舊家具、建筑模板、垃圾等，并非純的農林剩余物。一些生物質發電企業，竟然干起了“白天燒秸稈、晚上偷燒煤”的勾當。

“有些企業在鍋爐房里堆著生物質燃料，實際上是在燒煤，生物質能源只是企業的擋箭牌。”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的一位專家說。

兩頭擠壓成本居高不下

成本高是生物質能源發展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方面，原材料分散在廣大農村，收集儲運費用貴，人力成本上漲，導致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如果用來發電，與火電比，即便有補助，也只能掙扎在盈虧平衡線上。

岳國告訴記者，發電廠需要很大規模才能降低單位成本，才有價格競爭力，但是生物質能源是分布式能源，集中的成本巨大，有可能陷入越生產越虧損的局面。

因為兩頭擠壓，不少生物質能源企業放棄了這一方向。“十二五”期間，我國大力鼓勵清潔能源的使用，風能、太陽能新增裝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生物質發電新增裝機容量卻不斷走低。

2014年，國電集團旗下港股上市公司龍源電力發布公告稱，鑒于旗下生物質發電項目虧損嚴重，公司決定“十二五”期間不再發展生物質發電。作價一元轉讓其所持國電聊城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52％權益，另兩個項目也擇機轉讓。

收儲價格過低，也導致農民、收儲站對賣秸稈缺乏積極性。荊門市秸得寶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昌林指著滿院子堆積如山的秸稈告訴記者：“農民送滿滿一手扶拖拉機秸稈過來，也就只能賣200塊錢，農忙時間又緊，農村青年勞力又緊張，大家也就不稀罕這個。但是價格再高，我也給不起，用電還是工業電價，交通又享受不了綠色通道，賣給下游企業也給不了高價。”

在市場方面，生物質資源的季節性、分散性與生物質能利用的連續性、集中性的矛盾突出。在煤炭價格優勢明顯的擠壓之下，市場接受度低。

湖北省能源局副局長董宏彬說，湖北建成并運行的生物質成型燃料鍋爐20余個，熱負荷約500蒸噸/小時，僅占全省鍋爐總量的1%，其中重要原因是生物質成型燃料鍋爐供熱價格為280元/蒸噸，盡管比天然氣鍋爐低，但是比煤炭鍋爐190元/蒸噸高。在企業趨利下，沒有政策傾斜，難以競爭過低廉的煤炭鍋爐。

依靠科技力促市場化發展

受訪人士認為，雖然國內各項政策為生物質能產業的發展給予了一定的財政補貼，但這并無法有效提高生物質能產業的盈利能力，改善其生存狀態。生物質能產業的長遠、健康發展，仍需要從內部入手，依靠科技進步和市場化發展，解決關鍵問題。

河南農業大學副校長、農業部可再生能源新材料與裝備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全國認為，生物質能源通過技術上的創新，生產成本完全是可以控制。生物質的原料比較蓬松和分散，但一噸生物質成型燃料的熱值與一噸原煤的熱值差別不是很大，成型燃料的熱值還要高于褐煤。問題在生物質原料多了一道收儲運的工序，這是許多企業感到成本難以控制的地方。

我國生物質原料數量雖然巨大，但來源較為分散，與西方農場化耕作模式有較大差別，我國需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收集體系。生物質燃料的原料主要是農林業廢棄物，存在著季節性強，收集運輸困難的問題。農業生產分布在面積廣闊的農田上，農作物收割后秸稈廣泛的分布在農村地區，且秸稈體積大，不便于運輸；樹枝等林業廢棄物絕大部分分布在山區，交通不便，收集工作量大。因此，建立科學穩定收、儲、運體系是保證生物質直燃電廠穩步發展、安全供應的物質基礎。

熊建認為，生物質能源不能過度集中，要打“游擊戰”，可以給農民發放機具，可以同時完成糧食收割和秸稈回收兩道作業。在農村，生物質能源可以采取就近收集、就近使用、輻射周邊的分散模式。

在武漢光谷藍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鄂州項目部，記者了解到，村民把秸稈送到公司就可以換燃氣，一噸秸稈可以換150方氣，能滿足普通人家4個月的能源供應。目前這個項目已輻射周邊5300多用戶。

在科研院所，還有很多秸稈轉化利用新技術正走出實驗室，進入市場。華中科技大學機械學院教授肖波將秸稈制成“微米燃料”，利用粉塵爆炸的原理，將秸稈處理成微米級的粉末，放進燃燒裝置中能達到1400多度的高溫，相當于石化能源燃燒的溫度，從而解決了秸稈作為燃料的低效率問題，可大大拓寬秸稈工業化利用范圍。

陳勇認為，市場化才是生物質能源的春天。生物質能源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提高附加值，這樣每一個環節才能更多分享利潤。同時，企業要整合各項技術，改變科研人員各自為戰的現狀，讓技術走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