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初期，超生罰款曾經真的是一項罰款，90年代改為“不許罰款，但可以收費”，社會撫養費應運而生，至本世紀初正式入法成為一項行政收費。

執行了40年的“超生罰款”終于宣告終結。2021年8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人口計生法的決定，其中包括取消存在了20年的的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即老百姓口中的超生罰款，堪稱中國最知名的一項“罰款”。關于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當屬導演張藝謀因為非婚生育三名子女在2014年時被“罰”748萬元。

但許多人并不知道，剛剛取消的這個“超生罰款”其實不是一種罰款，社會撫養費實際上是一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理論上它是“超生”的孩子因為擠占了社會資源而繳納的一項管理費。

在上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初期，超生罰款曾經真的是一項罰款，90年代改為“不許罰款，但可以收費”，社會撫養費應運而生，至本世紀初正式入法成為一項行政收費。

小品：超生游擊隊

雖然不是真的罰款，但社會撫養費和罰款的共同點是同屬于國家財政收入中的非稅收入。

對普通人而言不管是不是罰款，意義都差不多。大到阿里巴巴、騰訊等大企業因為壟斷被監管當局開出天價罰單，小到違章停車的一張交通“貼條”，大大小小的罰款去了哪里才更值得關心。

罰款去哪兒了？

既然罰款是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當然最終流向國庫。財政收入分為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兩大類，稅收是絕對的主力，非稅收入是稅收之外的合法財政資金。根據財政部預算司公布的數據，自200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決算表公布以來，稅收收入占比都在80%以上，2007年占比達到89%，之后整體呈下降趨勢。非稅收入從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間，占比呈現輕微上升趨勢。

稅收占比的下降與中央開展減稅降費政策有關。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布數據，“十三五”期間，減稅降費規模共計超過7.6萬億元，稅收占GDP比重從“十二五”末2015年的18.13%下降至2020年的15.2%。

稅收占比下降，就意味著非稅收入占比上升。根據中國經濟網，財政部國庫支付中心主任劉金云表示從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間，對部分壟斷行為的行政罰款等帶動罰沒收入增長27.9%，是非稅收入各項中增長最多的，但因為罰沒收入體量小，所以對非稅收入整體的增長貢獻并不大。

2021年4月，媒體曝光位于廣東佛山的一個路口，有網友在這個路口航拍實測，平均一分鐘就有9人被罰。62萬名曾在此處違章的車主繳納了總計超過1.2億元的罰款，一個路口的“盈利能力”甚至碾壓許多上市公司。

這個路口并非孤例，據新華社主辦的《半月談內部版》2021年第6期，北方某縣被曝交通違章罰款一年“創收”3000多萬元，足以撐起地方財政的三分之一。全國人大代表、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云據公開數據估算，2020年全國交通罰款在3000億元左右，按照當年底全國民用汽車保有量計算，平均每輛車上繳了上千元的交通罰款。

根據能夠整理出的2019年中國部分省份的罰沒收入，遼寧省最高達到183.6億元，內蒙古最低不到2000萬元。如果將罰沒收入和當地人口數量相疊加，天津以700元/人高居榜首。

2020年云南高達59%的罰沒收入增速引起關注。據第一財經，當年云南非稅收入中的罰沒收入達到102.1億元，同比增長59%，在2019年這一增速僅為2.1%。對此云南省財政廳的解釋是“各執收部門及時清算繳庫辦案罰沒收入，拉動公安、檢察、法院和其他一般罰沒收入同比較快增長。”

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解釋稱，云南以前的一些部門沒有及時將罰沒收入上繳國庫，現在云南加強預算管理，罰沒收入及時入庫，帶來了增長。另一方面，由于受疫情影響，地方財政收支矛盾較大，地方政府執法力度更強，也可能帶來罰沒收入快速增長。

疫情只是一個引爆點。隨著近年來宏觀經濟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在缺乏經濟動能的地方，過去的“快錢”比如土地財政收入不再好掙，目光自然落在以前不起眼的非稅收入包括罰款上。

非稅收入的執行空間比稅收更靈活，可罰可不罰，罰3倍還是罰7倍，往往更容易出現多收、濫收的問題。據第一財經對上海財經大學鄭春榮教授的采訪，“當受疫情等影響稅收收入增長乏力時，為了平衡財政收支，一些地方可能會依賴包括罰沒收入在內的非稅收入高增長來填補收支缺口。”

2021年1月，國務院提出要求，“規范交通、稅務、應急等領域執法，科學制定裁量基準，對輕微交通違法、一般交通違法初犯偶犯等更多采取警告方式，慎用或不適用罰款，在稅務執法領域研究推廣‘首違不罰’清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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