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的樣子，任你一閉眼，也能想起經今古文之爭、“倒影而繅演”等富于動感的圖景。我們今天認受的清學史，主要是在清朝與清學結束前，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奠定的框架。在一派天地玄黃中，劉師培、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承前啟后的研究與評價，確是中國傳統經史之學進入總結期的大事，也因其演于政爭之中、表于報章之上而溢出了學術研究，別具時代思想的意義。

那是一個由新的政治理想誘發政爭、因新的思想學說引出學戰，而又斯文尚未付掃地、政爭與學戰混融的年代。劉師培、梁啟超正當傳統士人的最后階段，又同具經學背景，都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或“改良家”。這樣的年代、這樣的身份，都賦予那一段政論之爭以學戰的“清末范兒”。

還不能忽略的是，此學戰又處于新學、舊學古今資源兼而有之的階段。劉師培、梁啟超對清學之歷史的梳理，都找到了“進化論”這一條西來骨架，而又與政治主張背面的學術傳統遭遇，表現為不能以“直線”概括之的復雜形態。近讀朱維錚史學史系列著作，頗有感于先生對“以史論為政論”的洞見，復憶起陳寅恪先生所拈出的“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一節，乃秉燭重檢劉師培、梁啟超辛亥前的清學史研究著作，雖未能由其“史論”而一一感知“政論”，亦對論中幽懷加深了一層認識。表出他們未必自覺的構思策略，或有助于明了“清學史何以如是”的委曲之處，也為觀照那個時代的參差增開一個新的視域。

對今文經學派的評價破壞了“進化”的直線

對清學史的評價，劉師培和梁啟超有恰成對比的兩個論斷。

劉師培的觀點，可以《近代漢學變遷論》為例，他將兩百余年的漢學變遷分為四期，即順、康之交的“懷疑派”，康、雍之間的“征實派”，此后的“叢綴派”，嘉、道及以后的“虛誣派”。這“四派”是“先進后退”的發展過程：“大抵前二派屬于進，后二派則流于退。”他感慨道，這也正是道咸以降學術不振的原因和表征。

與“衰落”恰成對比，梁啟超用“古學復興”總括清代學術發展，越到晚近越發蓬勃朝氣：“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郁郁，有方春之氣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關于劉、梁對清學評價的分歧，學者如李帆指出其關節在于今文經學，這是我們對清學史及其研究史的“經典認知”。但是，問題似乎還要更為復雜。如果我們進入劉申叔和梁任公用進化論統攝歷史編纂的大背景，就會發現彼時他們對待經今古文學并不能簡單榮辱進退之。在他們那里，如何在歷史邏輯的勾勒中將今文經學置于“恰當的位置”，或者說如何結合進化史觀這一圭臬和對今古文之爭的好惡來勾勒歷史邏輯，其實“是一個問題”。由此而來的是，他們構筑的清學史都有一種內在的緊張感。

將清學歸于衰落，并不是劉師培全部的意思。1905年，他就宣稱要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寫出“社會進化之階級”與“學術進退之大勢”，“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顯示了基于進化論的學術推理信心。他對清學史的主要梳理與此同時，如《南北學派不同論》亦作于1905年，《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和《近代漢學變遷論》則在1907年。

劉師培撰“學術進化史”的實績是晚近少有人注意的《國學發微》，亦作于1905年。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代的學術簡史，以時間為經線，持進化之觀念，比較顯著的例證是對唐、元、明三代學術的肯定評價。針對“唐代無學術可稱”，他認為唐人之學實乃宋學的“導師”，并且在治《漢書》《文選》《說文》等方面尤擅勝場。列舉元代在經學、理學、歷學、數學、音學、地學等方面“學術之影響及于后世者”的成績，并特別稱元代為“西學輸入中國之始，亦即西教流行中國之權輿（唐代景教至宋已微）”。一排明學空疏的論斷，梳舉啟發清儒治學的“明代學術之可貴者”共十條。于是，歷代學術都被整合進入一條傳承進化的線索。

劉師培

同樣易于忽略的是，梁啟超的“古學復興”說實暗藏與進化論齟齬之處。

1902年，梁啟超的《新史學》發表于《新民叢報》1902年創刊之際，倡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諸篇與《新史學》同時刊出，可以解釋為以新史學理論撰寫一部新史的實踐，因為學術史是他較為熟悉的領域。但是，“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這是“進化”嗎？梁啟超的價值評判固然仍采“進化”的語式：“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細想起來，卻很有問題。如果說進步的過程是“倒影而繅演之”，進化的表現不是拓展及遠，而是“近里”方更“有味”，那豈不是說前此二千年的“進化”大有問題，實際上就推倒了自先秦以來的“進化”大勢？

當然，梁啟超認為進化不僅是“往而不返，進而無極”的直線，也可能是有“進步”方向的螺旋線。但這樣的“倒著走、向前進”，就會讓我們想起皮錫瑞說的“學愈進而愈古，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那就回到了“直追三代”、復古為尚的老調子。

在其所持的進化史觀的觀照之下，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都有著耐人尋味的“不完全”之處。

劉師培：“統系”與“部分進化”

在清代漢學“四期說”歸于衰落的同時，劉師培也以清學傳統中的“統系”說適當地緩解了今文經學派對清學發展的“負面”影響。《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和《近代漢學變遷論》三篇文章分別發表于1907年5月2日出版的《國粹學報》第二十八期、同年6月8日出版的《民報》第十四號、同年7月29日出版的《國粹學報》第三十一期。這樣一個清學史的系列文章，在第一篇《近儒學術統系論》的開頭，劉師培即強調“統系”之于清代學術史發展的統攝地位：“昔周季諸子，源遠流分，然咸守一師之言，以自成其學。漢儒說經，最崇家法；宋明講學，必稱先師。近儒治學，亦多專門名家，惟授受謹嚴，間遜漢宋。”末了還不無批評之意地指出以“統系”為綱領作《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的江藩恰恰“未明近儒學術之統系也”，引出自己的總結。從而，“統系”而非時序成為他的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本單元。按這個邏輯，三篇文章中，對學術的興衰，他多強調門派的興衰。學派多以地域分，這就與《南北學派不同論》的地理及地域風尚的決定作用有相通之處。

朱維錚曾指出劉師培“在研究中，不僅注意到歷史的時間差異，而且注意到同時代中學術的空間差異”。由進化史觀遭遇的“鏈條中斷”問題，恰有助于增進對此種研究理路的理解。

“統系論”將清學的衰落集中于常州學派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吸引了讀者的目光，而與此前的清學進步論調并不顯得明顯的矛盾。“近人俞樾、孫詒讓，則又確守王、阮之學，于訓詁尤精。定海黃氏父子，學糅漢宋，尤工說《禮》，所言亦近阮氏，然迥與龔氏之學異矣。”對其他學派同時代的發展的并述，更讓人堅定了“后來承學之士，其亦興起于斯”的信心。而評龔自珍的學術“略與常州學派近”，江淮學者受魏源、包世臣影響“間言經世，然仍以治經為本”，及上述黃氏父子“迥與龔氏之學異矣”，均可見今文經學派諸人被畫定的界限。劉師培甚至將龔自珍、魏源之學劃為綜合“詞章”與“經世”，孫星衍、洪亮吉之學畫為“詞章”，從而與惠棟等“漢學”諸儒區別開來，更是徹底將其排出了漢學的框架。

劉師培不會為了進化史觀而予今文經學派以歷史的肯定，但他似乎也不會因為貶抑今文經學說而放棄清學史的進化觀，學統的單元確實對進化論的時間觀念發揮了分解、淆亂而終于彌縫的作用，從而進入一種“有無之間”的狀態，只不過這樣就因為摻進了諸多清學史上本來的舊元素而賦予進化史觀的框架以古怪的樣貌。

梁啟超：“進化”的“復古通例”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而以“大勢”為題，著眼固于作史之外，頗存未來關懷，這從《總論》中即可看出。更何況這種關懷不限于學術，尚及于政治。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前，他先在《新民叢報》第一號撰寫了《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同期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亦言“有新學術，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后有新國、新世界”。

基于自身的今文經背景，梁啟超必須將這個“越復越古”的邏輯以進化稱之，為今文經學說的興起找到新學說中的合法性。他的處理較劉師培更為復雜而趨新。文中，他首談學術發展中“時勢與人事”相互左右，進而將學術與思想適當析分。于是就可以對清學前期，強調學術進步，雖為“思想最衰時代”而思想發展實潛于其間；自今文經學興起，強調新思想的革命。梁氏認為這合乎西方“古學復興”、開啟近代政治的先例，也合乎“征諸古今中外而皆然”的學術思想歷史“通例”：“懷疑”之后方有“詭辯”，“學界革命”隨之而來。時勢轉移之際，是今文經學給思想革命帶來了“一線光明”。

除了“通例”的進化史學典型特征外，他還明標這一過程表征了“優勝劣敗，真理斯出”。在由西史先例而來的世界史通例和進化史觀這兩面大盾的掩護下，就幾于“順理成章”地完成了由“古學復興”而得“進步”的邏輯。

對這個邏輯推演，我懷疑梁啟超醞釀了很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自第六章《佛學時代》之后間斷了兩年。他歸因為“積冗”，雖然1903年有為期十個月的美洲之行，但以梁氏落筆為文的迅速，如果思路理順，未必如此艱難；并且一待有時間，他顧不上補寫第六章未完的部分和第七章，寫了《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的長文就收筆了（計劃中的第七章和第十至十六章終未完成；從其題目看，第六章中的中國佛學之偉人部分亦未補充）——“以三百年來變遷最繁，而關系最切，故先論之”。

1906年，章太炎致信劉師培，專門指出《國粹學報》“所錄《公羊》諸說，時有未喻”的問題，希望以《左傳》為家學的劉氏闡發古文經的奧義，“以示后生”，甚至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出手。我們可以想見，“政爭”與“學戰”合體時，經學評價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及其對清學史敘述的要求、對包括進化史觀在內的各種理論框架的沖擊。曾幾何時，今古文經這樣玄奧晦澀的學術分野，那么直接地影響著中國政治的走向，又反過來改變了自己的模樣。而當我們按照朱維錚先生的提示，像馬克思的名言那樣，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歷史的事實時，又不僅驚訝于陳述和事實的雙重矛盾，更感慨歷史學的純學術之路其實很短，而“史論即政論”卻是一個那樣悠長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