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廖曜中，男，1970年8月出生，湖南省衡陽市蒸湘區人，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律師。曾任中共衡陽市委黨校第三教研室副主任，衡陽縣副縣長、衡陽市司法局副局長，分管衡陽市法律援助中心、衡陽市司法干部學校、衡陽市法學會工作。對監獄和看守所的監管工作較為熟悉。

2015年5月2日，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看守所內發生一起服刑人員買春事件，事件主要人物有五個：1.買春人——服刑人員何玉玲（男）；2.賣春人——20歲左右的露露（女）；3.中介人——買春人何玉玲的同村人何良貴；4.直接責任領導——看守所副所長雷榮輝；5.直接責任人——民警艾清水。以下從兩個方面進行介紹。

一、基本事實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經調查核實，2015年5月2日（周六）晚值班期間，東鄉縣看守所副所長雷榮輝安排一名“失足女青年”與在押人犯何玉玲會面，在看守所的食堂內進行賣淫嫖娼活動。

二、法律分析

（一）管理機構及人員的責任

1.副所長雷榮輝及民警艾清水是違紀還是違法？

以上案件發生后，雷榮輝于2015年8月被免去東鄉縣看守所副所長職務，黨內嚴重警告。這一處分是很輕的，反映了我們有關部門怕捅簍子而捂蓋子的思維。

根據1990年3月17日的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人犯在羈押期間，經辦案機關同意，并經公安機關批準，可以與近親屬通信、會見。”在押人犯何玉玲如有特殊情況要與近親屬會見，必須經辦案機關同意，并經看守所的主管機構如縣公安局監管大隊或市公安局監管支隊批準。該案中，辦案機關雖然走完了辦案程序，但何玉玲在看守所服刑期間應該通過監獄管理機關的同意或者經有關文件授權看守所行使同意權。這里也暴露了我國《看守所條例》沒有詳細規定，在押人犯在看守所服短期余刑若需會見近親屬由何種機構同意的漏洞，同樣也反映我國許多法律法規和條例、司法解釋存在規定死角的現象，這是后話。

顯然，該案中副所長雷榮輝及民警艾清水明顯違背《看守所條例》第二十八條，既未經過有關機關（指辦案機關或其他有權同意機關）同意，也未經公安機關（指監所管理機構）批準，這不是違紀的問題，而是明顯違法的。

2.副所長雷榮輝及民警艾清水的行為是否犯罪？

《看守所條例》第十九條規定：“ 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提訊人犯時，必須持有提訊證或者提票。提訊人員不得少于二人。不符合前款規定的，看守所應當拒絕提訊。”

看守所應嚴格執行提訊應有提訊證或者提票并且提訊人員不少于二人的規定，可是，副所長雷榮輝及民警艾清水把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當兒戲，明知故犯，收受禮品、好處，濫用職權。不經審查，讓外人進入看守所，并且是非正常會見日期的晚值班期間，性質惡劣。此外，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發生了在看守所內賣淫的事實，這種明知故犯行為已經嚴重觸犯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濫用職權罪規定，應以濫用職權罪追究其責任。

此外，副所長雷榮輝及民警艾清水是否經常多次安排女子進所賣淫呢？如經常或多次如此，其行為還涉嫌觸犯《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構成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應數罪并罰。

3.看守所所長的責任

該案中，看守所所長如果不知情，倒是違背有關紀律，應該給予應得的紀律處分。

4.有關公安機關內部領導和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我們許多人可能認為公安機關內部領導和相關責任人應該沒什么責任。其實，該案發生后，公安機關內部領導和相關責任人（如紀檢監察人員）明知該案可能構成犯罪，但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遂內部處理，給個紀律處理了事，這種行為危害更大。其行為關鍵是違背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

5.駐所檢察機關有關人員的責任

該案中，駐所檢察人員應該履行檢察職責，查明事實，移交瀆偵部門處理。那么，該案發生后，駐所檢察人員一直不知道？或者一直被瞞著？顯然不可能，因此應該追究有關人員監督不力的責任，這種責任可能是違紀，也可能是犯罪。只有這樣追究了，依法執法、嚴格執法的風氣才能真正盛行。

（二）中介人何良貴的責任

據記者調查，本案中介人何良貴僅被處以罰款。該案未查清何良貴的其他違法事實，比如，是否多次行賄，是否多次介紹、安排賣淫女進看守所？是否獲得利益？如果何良貴多次行賄，很可能構成行賄罪；如果何良貴多次帶來賣淫女進入看守所，其行為很可能涉嫌觸犯《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構成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

（三）20歲左右的賣春人——“露露”及其背后的組織者的責任

據記者調查，該案事發后，“露露”曾到看守所執行拘留。該案只對“露露”作違犯《治安處罰法》的處理，顯然不公。應該可以進一步查明“露露”背后的組織者、推銷人員的責任。

總之，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看守所內服刑人員買春事件應該進一步查清事實，嚴格適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