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敵”還是“合作”？

抗戰時期淪陷區的歷史經驗，應置于縱、橫兩個坐標軸上加以審視。所謂橫的坐標軸，即在二戰史的背景中平行比較。而縱的坐標軸，即將此問題嵌入中國自身的思想脈絡中，聯系易代之際的歷史抉擇，尤其是面臨異族入侵時士庶的應對策略，在這一抵抗與妥協的傳統中反思淪陷區的歷史經驗。

《秩序的淪陷》意在跳脫民族國家的框架，以二戰史研究中的合作史（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為參照系，在區域史的范圍內呈現戰時中國的“灰色地帶”（gray zone）。此書的長處是取自下而上的視角，兼具世界史的背景；而其不足之處或是因標舉價值中立，將政治秩序與道德意識剝離開后，對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與情感記憶體貼不夠。

卜正民（Timothy Brook）這本書的主題詞是collaboration，書中譯為“合作”，更通行的譯法是“通敵”。原書題為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臺譯本的書名較忠實于原著，譯作《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林添貴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2015）。大陸版在標題上做了較大的改動，幾乎是另取了一個書名《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更改標題不知出于何種考慮，普通讀者或許不會計較，但對研究者而言，商務版的書名雖點出時空范圍，卻掩蓋了正標題“Collaboration”一詞背后的學術史脈絡，即作者在第一章中梳理的“合作史”。

“秩序的淪陷”似有歧義，該書的主眼不在“淪陷”，而在“占領”之后的秩序重建：“外國占領對一個社會的慣常結構造成了極大的、殘酷的侵擾和中斷”，“它破壞了集體生活的網絡和日常生活規范，而且使社會團體和個人在這種環境下面臨著危險的選擇”，占領之后最迫切的任務是打造基層組織，“建立新政治秩序”（60頁）。

卜正民對“collaboration”的定義是：“在占領當局的監督和施壓下，繼續行使權力。”他在書中抱怨說，按此定義，“很難找到一個精確的中文對應詞”（17頁）。確實較之歐美相對成熟的合作史研究，“中文缺少對collaboration一詞的討論”，無論是狹義的“通敵”，或是泛化的“合作”。但中文中與collaboration對應——至少是模糊對應的詞，并不限于“合作”、“通敵”，還有“事偽”、“附逆”、“落水”等。不過或許在作者看來，“通敵”之“敵”、“事偽”之“偽”、“附逆”之“逆”，都預設了政治立場與道德判斷，不如“合作”一詞顯得價值中立。但在“淪陷”的特殊語境中，是否能超然于敵我對峙，持第三方的立場？用“合作”或更輕描淡寫的“一起工作”替換“附逆”、“事偽”、“通敵”，摘掉“漢奸”的帽子改稱“合作者”，能否保證價值中立呢？

更極端地說，在“淪陷”的問題上，沒有中立的概念工具，只有偽裝中立的語詞。譯者在序中坦言，翻譯過程并不輕松，僅僅“collaboration”一詞就讓他大為頭疼。“其實collaboration最接近漢語的‘勾結’一詞，但‘勾結’這個詞又太具有感情色彩，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帶有這樣的感情色彩不免讓人讀起來不太舒暢。”因此collaboration一詞在書中的譯法極不穩定，時而譯為“合作”，時而譯為“通敵”，時而譯為“勾結”，時而譯為“一起工作”。在我看來，與其刻意抹去語詞自帶的情感色彩，不如正視“漢奸”、“附逆”、“事偽”這些詞背后的歷史記憶。淪陷區研究所追求的價值中立，并不等于斬斷歷史的尾巴，將積淀在語詞中的道德情感排斥在外。

眼光向下

“如果我們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叢，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敵或抵抗的大樹，我們更有可能理解與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國人。”（275頁）“灌木叢”在這里指代的是“大樹”陰影下的地方社會（local society）。歐美學者對抗戰時期中國淪陷區的研究，大致分成兩路：一路“向上看”，關注淪陷區的傀儡政權，以汪偽政權為代表，即卜正民所說的“大樹”；另一路則眼光向下，搜尋淪陷區的地方經驗。前者偏向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后者側重于社會史、文化史。《秩序的淪陷》以抗戰初期的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為個案，自然屬于后一種研究路數。

區域史的視角，并不限于淪陷區研究，其實是歐美學者處理戰時中國的基本范式（參看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1937-1945）。卜正民在探索“灌木叢”的同時也不忘仰望“通敵”的“大樹”，除了江南地區的占領機構，他還處理過1938年“華中維新政府”的創立過程（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 in Central China）。

撇開上層的意識形態紛爭，從底層透視淪陷初期的社會狀況，將“合作”轉化為有待研究的課題，是卜正民此書的基本方法。著眼于戰時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關系網絡及道德真空，這一“向下看”的研究取徑，與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會論”頗有相通之處。所謂“地域社會論”，一方面以“秩序稀少性”的感受為前提，另一方面試圖追問非常態下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學者岸本美緒對這種研究方法有一段相當漂亮的概括：

看起來好像是在處理和大局無關的細微瑣事。然而它所關心的卻不一定僅僅止于個別的微觀情事。從許多被認為屬于“地域社會論”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的旨趣其實是要從這些事例中抽離出當時人的行為型態、抉擇的依據，以及社會面向等，以整合性的概念模式來把握，甚至從普遍性的脈絡里捕捉。關鍵不在問題的大小，而在問題的方向性。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性觀察立場來俯瞰這個社會，而是由社會中各個角落來選擇個別的人群行動，這些行動才是了解社會的真正本質。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思考人們為何這樣地活動時，問題的方向性勢必是從人們的行為與動機出發，成為一種微觀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何淑宜譯《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十七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序言）

日本“地域社會論”主要以明清之際的江南社會為考察范圍，因為按倡導者森正夫的說法，長江三角洲自宋以來便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經濟帶或“先進地帶”。但“地域社會”在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不僅是作為實體的概念使用，而從作為實體的地域性框架中提升出某種特定的方法論立場（森正夫《中國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會視角》）。如岸本美緒所言，“地域社會論”關注當時人為何采取這樣的行動，并試圖揭示每個人所謂合理的利害計算，與超越一己私利的集體意識、道德觀念是糾纏在一起的。

地方史的視角讓研究者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個人做出選擇的歷史情境上。臺灣學者羅久蓉即以1941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利用光復后的審訊記錄，分別從動機、人事背景、行為三方面考察抗戰時期“漢奸”的成因。鄭州商民參與維持會的經驗顯示，人際關系網絡在與日偽合作過程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因此不能將通敵行為從歷史情境中抽離出來，而應在淪陷時間的久暫、地方經濟生態、權力運作機制等脈絡下反思“漢奸”的定義與成因。卜正民此書同樣提醒我們歷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是否通敵涉及個人在面對戰爭的威脅時所具備的心理成熟程度，個人在面對由于權力帶來的意外收獲時的貪婪程度，或者個人在面對其他權力競爭者時的應變能力。不認真考察當時的實際情況，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去譴責這些人貪婪或叛國，是再造他們被迫通敵的政治土壤：假定每個人都進行了抵抗，將抗戰劇演成了傳奇劇。（283頁）

面目不清的地方社會

“江南五城”在淪陷下并非一個不言自明的地域概念。為何選擇“江南”這片地區，為何考察這五個城鎮，除了材料的限制外，不可忽視戰爭狀態下地域概念的政治性。福柯在《權力的地理學》中指出地域概念與戰略術語之間的借用關系，因為地理學就是在軍事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地圖上的分界線，看似確定不移，其實是各種政治、外交勢力乃至軍事勢力折沖的結果。若從詞源上追溯，地理學上的“地區”（region）由“指揮”（regere）演變而來，就是軍事區域；作為行政區劃的“省份”，從“戰勝”（vincere）轉化過來，原意是一片被占領的土地（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是以軍事占領為前提，因日方分而治之的侵華政策而形成的“非自然”的地域范疇。

“地方的近代史”這兩年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單就“近代”這一時段而言，我們對“地方”的了解多是浮于表面的。如王汎森所言，靜默的地方社會中有一套無所不在的“傳訊機制”，“道德鎮守使”便是這無聲世界的維護者（《“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六期）。嚴格地說，《秩序的淪陷》對抗戰初期地方社會的把握仍是淺層次的，雖拎出了幾個活躍的投機分子及面目模糊的“頭面人物”，但讀者更期待看到戰時地方社會的“傳訊機制”是如何運作的，誰充當了這個無聲社會的維護者或破壞者？不妨進一步追問，近代以來隨著士紳階層的破產、知識菁英的流失，地方社會是否還有自己的“道德鎮守使”？

卜正民筆下的“地方菁英”，絕非基層社會的“道德鎮守使”，而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此類人的共同特征是：庇護網絡、經紀人技能及與地方社會的廣泛聯系。在占領者與地方社會的權力博弈中，卜正民發現越到基層，日本軍方及特務機構越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不得不依賴“地方頭面人物”。掌握地方資源及關系網的投機分子，抓住占領者拋出的橄欖枝，讓形勢朝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淪陷初期“自治委員會”成員在日后的改組中還能成功保住自己的職位，即顯示出基層體系的適應能力。但投機者的適應性決不可混同于易代之際地方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后者以士紳階層為主導。卜正民以為基層社會的政治事件，都發生在社會網絡和組織之間，卷入其中者都參與到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中。每次政治事件均在實際利益層面上運作，總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意味著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可能遭到底層的漠視乃至削弱。

抗戰初期日本占領機構與地方投機分子之間的寄生關系，在卜正民看來，暗合了杜贊奇提出的“內卷化”概念：“與政權正式結構相伴隨的是非正式結構的出現，比如贏利型經紀人。”（《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依賴非正式結構介入地方治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因為國家政權是以內卷化的方式發展，在基層社會，非正式群體變成了無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傳統地方政府的管理”（272頁）。借用“內卷化”的概念來解釋抗戰初期江南地區的權力結構，似忽略了華北與華中、農村與城鎮的地域差異。從諸多關于明清之際江南社會的研究成果來看，不難想象抗戰在此地喚起的民間記憶包括抵抗與妥協兩方面的傳統。卜正民此書對地方社會的刻畫之所以流于表層，除了材料的制約，最大的原因是沒有著力發掘江南特有的文化地層，藉以展現地方傳統的延續或斷裂。

“模糊化”之后？

二戰史中的“合作史”研究，意在破除抵抗的“神話”。打破“神話”的利器，不外乎強調：動機的模糊性、結局的不可知。卜正民聲稱史學家有責任去挖掘淺層次閱讀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確立的道德準則而被忽略的“模棱兩可”的東西。模棱兩可意味著：

我們不能根據我們強加的道德要求來推斷處于倉促條件下人們行動的原因，亦不能僅僅根據參與者不能預測的結果來評估他們的行為。讓歷史行動遠離被民族主義束縛的假想，或遠離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預設，使事件退回到無法預料的不確定狀態。（285頁）

“模糊性”或“曖昧性”（ambiguity）似乎成了“合作史”研究的價值落腳點。民族主義者將淪陷區視為兩種人——堅決的抵抗者與同樣堅決的妥協者的戰場，歐美學者試圖修正過于黑白分明的歷史圖景，著眼于抵抗與妥協之間的“灰色地帶”，展現個體選擇的復雜性。

“灰色地帶”（gray zone）的說法，來自普里奧·萊維（Primo Levi），一位猶太裔化學家對納粹集中營的描述。作為親歷者，萊維指出在易于辨識的善與惡、無條件的抵抗與無原則的妥協這兩個極端之間存在一大片模糊的中間地帶，有許多掙扎著活下去、已經妥協、隨時準備妥協，或還沒來得及妥協的灰色人物。集中營就像一個人性的實驗室，其中人和人的關系不能簡單劃分成受害者與迫害者兩個陣營，事實上盟友中亦藏有敵人，敵人中未必沒有潛在的盟友，誰也辨識不出一條清晰的邊界，說這邊是正義的，那邊是墮落的，而更接近于霍布斯所謂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誰有資格審判這些灰色人物？萊維以為，或許只有經歷過集中營的人性測驗，知道處于生存高壓下究竟意味著什么的人，才可能做出忠恕的評斷。

以“模糊性”為旨歸，有時距道德相對主義只有一步之遙。卜正民堅稱“歷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標準，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識”（history does not fashion moral subjects, nor produce moral knowledge）。而中國自身的史學傳統，正是把史著當作倫理教科書，旨在“塑造道德標準”、“制造道德知識”。作者隨后說“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不是提出錯誤的觀點來抨擊過去的歷史參與者或現在的讀者，而是調查在某時某地產生道德準則的標準和條件以便進行研究”（281頁）。《秩序的淪陷》卻擱置了道德判斷，引進“合作史”的視野，并未深入“調查在某時某地產生道德準則的標準和條件”。

卜正民有意從“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合作”政治，他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透過人為設置的道德框架，審視其背后的政治現實。但也坦言在寫作過程中沒辦法將道德和政治完全剝離開來，“因為盡管它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卻常常以相同的語言表達來展開”（12頁）。

“去道德化”的陷阱，在討論占領政權的政治合法性時體現得格外明顯。卜正民首先承認日軍的存在是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隨后又亮出一個刺目的觀點：“沒有一個政權與生俱來是種族、文化和政治的產物。”換言之，“所有的政權都依賴宣傳打造”（all states rely on fictions）。“去道德化”的現實政治，便是沒有真偽之別的政治：“有些是以溫和平靜的方式，有些是以殘忍兇猛的方式，來掩蓋該政權必然的不足，掩蓋其與外部利益的妥協，掩蓋其依賴于高壓政治強迫民眾接受某種民族認同”（255頁）。如果消解民族國家的建構，擺脫道德框架的束縛，得到的是這樣曖昧的結論，那研究者還不如戴著鐐銬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