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2015年備受矚目的原南昌大學校長周文斌案一審落判，一審法院以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周文斌則手書上訴文本，申言“士可殺不可辱”。

雖然目前的一審判決因當事人的上訴而未生效，但因為此前推倒重來的一審程序，以及圍繞本案所展開的諸多程序、實體爭議，使得周文斌案變得有些不尋常。

周文斌案一審，經過了兩套完整的庭審程序，之所以推倒重來，在于第一次庭審過程中出現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諸多程序與證據疑點，全案一百多位證人，只有一名得以出庭作證，且在當庭推翻了此前證供。第一次庭審期間，被告人周文斌使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排列組合、誤差理論為自己聲辯，形式新奇。但更重要的是因上述自辯讓法庭發現，控方證據中行賄人與受賄人同時錯誤供述，又同時修改證供，“驚人重合的概率只有1/20700”。

更有甚者，行賄人與受賄人共同供述的多次交易地點，在供詞所述時間被律師發現尚不存在。如此異常的供述、證言，在正常的法定偵查程序狀態下恐怕很難做到。

錯，一起錯；糾正，又一起糾正，證人證言的不穩定與不論對錯驚人一致，讓人擔心偵查過程的違背程序，是否存在“指事問供”的情況？

推倒重來的一審程序被寄予厚望。但令人驚異的是，此前當庭翻供的唯一出庭證人，在第二輪庭審時又再次推翻證供。在幾次變更的證人證言背后，發生了什么，這或許不好斷言，但不穩定的證言所導致的證明力下降，卻是事實。證人因人身受限與否而做出相反供述，是否同樣影響證言本身的證明力？

即便在推倒重來的一審程序之中，周文斌本人以及辯護律師同樣提出了諸多疑點和辯護意見，但目前看到的一審判決，依然無法完全釋解辯方疑問。這是辯方措辭激烈上訴的原因所在。對此前發現的諸多證據問題（很多已經不是瑕疵那么簡單），是否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能否遵從程序正義標準予以堅決排除，不僅攸關個案認定，也事涉司法正義的求取方式。

彼時輿論嘩然，不在于公眾已然認定周文斌的罪與非罪（這也并非公眾之責，而乃法庭之職），是因為庭審暴露出的諸多程序與證據疑點，讓人對本案的偵辦流程是否依法而為打了問號。一審判決書所指2000多萬元的涉案金額，以及部分媒體一審宣判后第一時間爆出的所謂生活作風等問題，或讓不少圍觀者內心對周文斌的清白產生疑問。但本案幾經波折、爭論到現在，早已超脫出個案是非、罪與非罪的范疇，而成為對新一輪司法改革回到“以庭審為中心”這一訴求的驗真過程。

即便周文斌罪大惡極，也享有依法、按程序確定其有罪的權利，定罪的證據要符合事實和邏輯，要能釋解各方疑點，真正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應是法治共識。

法治的精義，從來不僅在于求取司法正義，更要讓司法以看得見的方式到達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