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中國面前的挑戰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主導的增長轉變為消費主導的穩定增長。從日本的經歷來看，這并不容易。即，日本獲得了投資主導的高增長，也經歷了經濟泡沫和泡沫崩潰，并陷入了長期的滯漲和財政危機。經濟結構是由過度高增長時代的過度投資打造的，相對于產能，需求總是不足。結果，日本政府不得不通過財政擴張來換取政治需要的最低的經濟增長率。中國會不會走上日本走過的老路？

日本的軌跡：高增長到財政危機

日本通過長期保持日元被低估取得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但也帶來相對于其國內需求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當日本的貿易順差超過了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水平，就導致了日元大幅波動并過度升值。

日本作為工業基地，其競爭力下降，生產線和就業機會大量流向海外。日本主要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應對美國要求日元升值的壓力和實現擴張國內需求的目的。結果，經濟出現過熱，資產（股票和土地）價格飆升，泡沫經濟形成。

隨著1990年代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經濟陷入停滯。稅收開始下降，同時通過財政支出來維持最低的經濟增長的需要上升。結果，日本經濟結構陷入了如果沒有財政擴張，就連最低的經濟增長率都難以保證的狀態。

人口老齡化導致了社會保障成本的上升并使日本財政更加困難，政府的債務超過了GDP的200%，而且現在還在上升。

由此，日本政府和公眾一直篤信“財政支出是維持最低的經濟增長率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日本政界的責任，日本作為一個國家沒有預見到日本年復一年反復進行財政擴張的后果，也沒有形成一個長期戰略來應對這一困境。一般來說，只要不是立馬造成對行政權力的威脅，行政權力就可能會拖延涉及一國長期生死攸關的問題。

中國的挑戰：向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轉型

中國和日本相似，也曾通過人民幣相對低估推動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并帶來了相對國內需求的產能過剩問題。當中國的貿易順差超過了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水平，就導致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為確保高增長，中國保守地控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

但是這也助長了過剩產能的形成，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汽車和鋼鐵等制造業部門的過剩，類似過多大型購物中心的服務部門的過剩，在房地產部門，出現空置的居民住宅或者沒有任何經營活動的工業園區。

投資勞動型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向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的轉型是不可避免的。

向消費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要求消費在GDP中占比的上升和投資在GDP中占比的相應下降。

在2014年，私人消費的比例是37.7%，同時固定資產投資的占比是46.8%。2013年日本這兩個指標分別是57.4% 和 24.3%。

提高私人消費的占比是通過提高中國勞動人口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每個國民年收入的長期過程。工資的上漲率超過生產率的上漲是可能的，但會傷害中國經濟在成本方面的競爭力，這種狀況一定程度上引發了過去十年工資的大幅上漲和人民幣的升值。

在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會出現下降的趨勢，這和今天發達國家的情況是一樣的。根據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家發改委共同完成的研究報告《中國2030》，當GDP的增長率下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會下降。中國GDP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將分別下降5%和5.5%。

假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決定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并且GDP和勞動生產率都按《中國2030》中所示上升，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并發現私人消費在GDP的比例將會與2014年基本相同。為了同時實現5-6%的經濟增長速度并向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的轉型，即如像新常態設想的那樣，中國必須要能夠做到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GDP的增長速度。

為了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要提高單位勞動者的資本配置水平并同時提高資本生產率，即資本效率。然而，發達國家經濟的先例已經見證了，當他們的經濟走向成熟，資本效率會下降，接下來就是利率下降。中國要逆經驗事實，做到提高資本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經濟政策設計上付出非凡的努力。

與日本的1980年代相比，中國的劣勢是，當時日本大多數人相信他們已經達到了中產階級水平，而當今的中國還在朝著建立“小康社會”奮斗的路上，勞動人口的數量已經開始下降。這是GDP下降的因素之一（GDP=人均勞動生產率乘以勞動人口數量）。這種情況可能不利于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20年內，我們是看不到二孩政策大的效應的。

中國的優勢是，中國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這些空間廣泛存在于中國各個產業部門；提升生產率和發展制造業新領域，分銷、金融、IT、醫療等服務業部門的進一步增長。住房市場的前景也是有希望的，如果能支付得起，還有那么多人想擁有自己的住房。

如果政府的政策得力，這些需求潛力將會變成有效需求。中國仍然有龐大的公共投資的機會。這些巨大的潛在投資需求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所在。然而，如果中國還是依賴投資來追求高增長，就不可能實現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公共投資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建設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以提高國家的經濟效率。第二是為實現目標經濟增長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手段的公共投資。自從泡沫經濟崩潰，日本就一直長期依賴第二種類型的公共投資，并陷入到當今的財政危機。

在中國的公共財政層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在其論文“中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中闡述了他的擔憂: “目前即使根據審計署的普查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率也已經達到56%。根據市場估計，中國政府的全口徑真實債務水平可能達到GDP的70%上下。那么，如果中國政府再啟動一次救助商業銀行的行動的話，中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最終可能上升到90%以上，甚至超過100%。屆時，中國政府未來能否還本付息，就可能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他擔憂中國在經濟緊急狀態下采取的財政支出措施導致中國財政狀況惡化。我更擔心的是中國由于為了填補需求-供給缺口采取的經常財政支出而導致的中國財政狀況惡化。

我認為在新常態下，5-6%的經濟增長率是中國在國內和國際的最低政治目標。不錯，中國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但是，如果消費增長不能遠遠快于GDP的增長，私人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不能像過去一樣出現或多或少的增長，財政支出就不得不發揮其確保目標增長率的作用。那些成功地實現高投資主導的非凡的經濟增長的國家在向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轉型的道路上，都更可能經歷財政狀況的惡化。

張明在其文中評論到，“筆者寫作這一系列文章，意圖并非在唱空中國經濟。而是試圖指出中國經濟面臨的一些潛在風險，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正視并妥善應對上述風險，就有可能避免系統性危機的爆發，或者利用可控的危機來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如果最終事實證明筆者是杞人憂天，筆者將為此深感喜樂”。

我認為，鑒于日本失敗的教訓，我希望中國應盡早充分認識風險并確定防止陷入日本式財政困境的長期戰略。

（作者石田護是伊藤忠商事理事。本文中文版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婧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