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道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這段指示。由此展開的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將1700萬以上的城市知識青年送到了農村當中，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也對中國的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那么，在近半個世紀之后回顧，我們對這場運動該作何評價？2015年12月25日，國內知青史研究的兩位權威學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小萌和歷史所研究員定宜莊做客復旦大學歷史系，對誰是知青、如何研究知青運動的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回答。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講座的精彩內容進行了整理。

理解“知青”，關鍵在于城鄉二元體制

在講座的開始，定宜莊便強調是從學術角度討論知青。 “研究一個問題，必須對研究對象有一個明確的定義，這是進行研究的前提。但現在，對‘知青’這個概念，我們的定義卻越來越混亂”，定宜莊說，“我們所說的‘知青’，并非字面意義上的有文化有知識的青年人，它指的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個特殊群體。它包括的是曾在學校受過教育，然后在‘上山下鄉’這個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組織的，到農村或連續從事農業生產的那批青年人。”講座一開始，定宜莊就給出了她自己對于知青的定義。

定宜莊認為，前些年對知青的定義比較狹隘，“比如很多人不承認回鄉知青也是知青，或者認為‘文革’前下鄉的城市知青不能算知青，更有甚者，認為只有‘老三屆’才算知青，其他人都算不上知青”。而近年來對知青的定義則有擴大化的趨勢，比如認為凡是讀過書，又到農村去的青年，都應該稱為知青。“這種擴大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身份上：有的人認為，大學和中專的畢業生，只要到了農村去，也算是知青；二是從時間上，不少人強調，解放前乃至解放初期，這一時期只要是城市里讀過書但后來又去了農村的，也都應該被算作是知青。”

“我個人認為，‘知青’這一群體的產生，關鍵在于中共建政后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只有理解了這個制度，才能理解‘知青’。”定宜莊說。

1954年憲法取消了人口自由遷徙權的規定，而在1958年1月《戶口登記條例》開始實行，在這之后，農村戶口的學生考城市中學的比例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總之，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這些規定標志著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的建立，在這一制度下，城鎮戶口的居民享有升學、就業以及社會保障的諸多福利，而這些，是農村戶口的居民所享受不到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特殊的政策，也正是在這樣的體制下產生的，它的根本特征，就是首先動員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回戶籍地，然后當城市的經濟出現問題時，再讓城鎮的中小學畢業生由城市戶口轉為農業戶口。所以，成為“知青”就意味著由城市戶口變為農村戶口，放棄城市戶口所享有的一系列福利和權利。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兩件：第一是下鄉前到派出所銷戶，消糧油票，那一刻我想，我從此就不是城市人了；第二是在火車上，家里人來送行，整個車廂哭成一片。”定宜莊說，“所以，從這一點出發，我不認為1954年以前下鄉的人是‘知青’，因為那時城鄉二元體制還沒有建立，他們只要想，還可以選擇回到城里。”

回鄉知青

“回鄉知青”指的是那些家在農村，畢業后未能升學和落戶城市，而回到家鄉參加農業生產的知識青年。但這一群體以時間段劃分又可以被細分為兩部分： 

“文革”前對他們以勸導為主，勸這些家在農村的中學生不要留在城市，而是回鄉參加農業生產，“文革”后他們一般沒有選擇地只能回到原籍或是參與“上山下鄉”。“文革”開始后，地主和富農的子弟往往是“上山下鄉”政策的最積極響應者。“按照當時的情況，他們如果不下鄉，只能回到原籍，在那里，他們地主和富農的出身往往會讓他們遭受很多打擊和挫折。但如果選擇‘上山下鄉’，被派到其他邊遠的地方，則可以淡化出身，以‘知青’的身份參加農業生產。”定宜莊解釋道。

雖然“回鄉知青”和“城市知青”在宣傳中并無區別，但是在政策和待遇上，卻有著嚴格的不同。“比如城市知青下鄉，無論到哪，國家都要付一筆安家費。下鄉第一年，吃住都有國家的安置費作為補貼。城市知青在農村，如果生活上有困難，可以找當地的‘知青辦’求助。‘回鄉知青’就沒有這些待遇了，他們基本是被當作農民對待的。”劉小萌補充說道。

定宜莊總結說：“回鄉知青是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開路先鋒，也是人數最多，付出代價最大的一個群體，但他們的聲音到今天為止，也是最被湮沒的。”

“文革”前下鄉的“知青”

早在1957年，由于城市里中小學升學比例被壓縮，中共中央決定動員城市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1957年4月8日，劉少奇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關于中小學生參加農業生產的問題》，鼓勵青少年去農村參加農業生產，成為“中國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農民”。1957年的知青下鄉運動可謂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首先是因為當時的戶口登記條例還沒有正式制定，所以這群人很容易地又能夠返回城里，其次是對于知青下鄉后的安置工作缺乏配套的安排。”定宜莊解釋說。

而在1962年以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安置工作成為國家的一項專門工作，國家開始為上山下鄉的城市青年發放安置費。從大中城市下鄉的中學畢業生，包括“文革”期間畢業的“老三屆”以及其后陸續從中學畢業的城市青年，成了“知青”的主體。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決定》的主旨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央專門派副總理一級的領導人負責這一工作，以此表示對這一運動的重視。

第二、設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安置工作辦公室，作為常設的辦事機構，表明上山下鄉由此成為國家的一項固定制度。

第三、知青下鄉的一切費用由國家負擔。這一由國家發放安置費的做法，成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以及農村生產隊肯于接納他們的經濟前提。

第四、這項工作被納入國家經濟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年的下鄉人數，都由各地根據情況向中央上報，然后由國家計委匯總，確定人數后，再層層下達各省。

總之，以上四點構成了此后持續十余年的史無前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基本性質。可以說，這是一場完全由國家安排、受到國家嚴格控制的運動。

知青史研究現狀與方法

“我們的知青史研究，始于九十年代，十幾年來，成果有三，”劉小萌介紹說，“一是《中國知青事典》，二是《中國知青史》，三是《中國知青口述史》。”

在上述三個系列的書籍中，第一種屬于史料整理，第二種屬于史學研究，第三種則是口述史學。三部書的體例和內容各有差異，合在一起可謂相得益彰。

劉小萌主要介紹了口述史的方法，這也是他近年來工作的重心。在之前的知青史研究中，劉小萌主要依托官方的檔案資料，但是官方的記錄畢竟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難免有所偏誤。在《中國知青史》出版后，不少當年的老知青給他寫信，指出書中的記敘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所出入，這使他萌生了做口述史，采訪當事人的想法。

劉小萌強調，自己所做的知青口述史，定位在采訪對象的典型性和民間性。與此相對應，在選取采訪對象時，將龐大的知青群體大致分為三類，并從中選出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采訪對象。

第一類是“典型”的知青，即“文革”中官方樹立的樣板，他們的事跡和經歷被官方所宣傳和頌揚。其中的代表是張韌、曲折、柴春迎、劉繼業、吳獻忠、安海燕等人。

第二類是民間領袖，即“文革”后知青返城運動中涌現出的領袖人物，以及返城后知青請愿活動的代表。劉小萌認為，這些人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當今中國民間維權運動的先驅，其中的代表是丁惠民、歐陽璉、莊偉亮、楊清良等人。

第三類是普通知青。他們的“普通”在于他們的經歷具有普遍性，從下鄉、返城到下崗或退休，在不同的崗位上演繹著同樣的人生三部曲。但他們的經歷又是有代表性的，在他們的種種酸甜苦辣中濃縮著不止一代人的生命體驗，比如張玲、小月、鄭夢彪等人。

“我自己作為一個知青，但其實并沒有太多的‘知青情結’，我做知青口述史的初衷是希望圍繞這些主人公的人生體驗，對那場運動與當時的社會場景，加以多層次、多角度的再現。”劉小萌說。

“知青群體最顯著的特點，是他們的不確定性。國家送他們下鄉，是希望他們成為一代‘新農民’，但對他們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他們最終的倒流回城，說明了他們始終未能融入農村的廣闊天地，結果他們作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一個群體，被載入了史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以他們的經歷為視角，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地濃縮和還原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在講座的最后，兩位講者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