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對于日本來講，是戰敗70周年。日本的鷹派執政者首相安倍晉三在這一年里，采取了戰后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里前所未有的舉動——在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

這些被稱為“戰爭法案”的條款，嚴重違背日本和平憲法精神。國際社會對日本是否要放棄專守防衛政策和戰后所走和平發展道路產生質疑。而日本通過與美國敲定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在軍事發揮上打開了一個無盡的想象空間。

日本政府希望維持以日美同盟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國政府主張建立合作共贏的國際秩序。這導致兩國在安全領域難以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相互信賴，經濟相互依存與政治安全緊張并存，中日關系進入一種政冷經溫的狀態。

轉折：日本卷入戰爭可能性增加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過去的戰爭與侵略殖民歷史發表了自己的“安倍談話”。

盡管包含了“侵略”、“道歉”、“殖民統治”等關鍵詞，但“安倍談話”被認為缺乏誠意，模糊焦點，逃避責任。人們的擔心和懷疑不無道理。一個月之后的9月19日，日本執政聯盟憑借多數議席，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

上海交通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新安保法規定日本即使沒有直接受到攻擊，也可以對他國行使武力，意味著日本“專守防衛”的安保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同時，新安保法導致日美同盟升級，這雖然使日本可挾日美同盟威脅他國，但日本也必須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配合美國的軍事行動，日本的戰略獨立性進一步削弱。這種情況下，日本卷入戰爭的可能性增加，外則會惡化與他國的關系，內則將進一步激起民眾反對。

東京大學大學院教授川島真認為，新安保法案通過后，日本可以派兵到其他國家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PKO）。“以前日本是聯合國主義，現在美國和北約也可以讓日本出兵。以前日本不可以用武器，現在可以了。”

川島真教授是“21世紀構想懇談會”成員之一，該懇談會為“安倍談話”提供了借鑒內容。川島真向澎湃新聞表示，日本也想在PKO中作出自己的貢獻，但是也面臨自衛隊能力的問題、自衛隊成員的保障和名譽問題，即他們在海外作戰身亡后家人贍養、追認名譽等問題。“所以現在自衛隊成員并不是很愿意去海外。希望中國日后還是要好好觀察日本如何使用這個法案。”

“新安保法案為什么會在戰后70周年被通過，這與中日美之間存在‘安全困境’有關。”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教授對澎湃新聞介紹，像日本這樣的島國，視海上通道為生命線，保障海上航線是其首要任務。但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覺得中國發展海上力量對其是種威脅。

“雖然這種‘安全困境’并不一定存在，但卻被日本右翼政客所利用，日本的軍事將往外延伸。另一方面，美國也在推波助瀾。一個潛在的命題便是，這將給西太平洋和南海造成不確定性。”胡令遠說。

威懾：日美防衛或將“無縫對接”

不過，新安保法案還沒有有效化，它只是“新日美同盟”的一個回應。

今年4月27日，日美兩國政府敲定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新指針解除了對日本自衛隊行動的地理限制，允許日本武裝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進攻性的角色，提出從平時到發生突發事件的“無縫”合作。新指針還首次提到“確保包括南海在內的海上航線的安全”。

“新安保法案是為了出臺該指針的日本國內法做準備。在明年有效化的過程當中，前后還會涉及很多問題。”川島真稱，該指針和1997年修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很不同，所以需要對國內法進行修改。

據川島真介紹，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出臺主要涉及3個問題：首先在財政方面，美國希望在財政狀況不盡人意的情況下依然保持它的軍事表現。因此，美國將軍費、軍隊的要求轉移到了同盟國身上。包括日本在內的同盟國要對于自己國內的軍隊（自衛隊）做出相應調整。

其次是互相主義。西太平洋-東印度洋的防御體系是在二戰結束到朝鮮戰爭時期形成的，大多是雙邊的合作。美國的要求就是不僅美國要為日本提供保護，日本也要為美國效力。

最后是網絡活動。在這樣的體系當中，美國是所謂的中心（hub），而其它同盟國是所謂的線（spokes），而同盟國之間是線與線的關系，這與北約很不相同。現在要變成從點到面，所以日本有了集體自衛權。

那么，日本會如何利用升級版的“日美同盟”對抗崛起的中國呢？王少普教授認為，日本將在全局上建立日美所謂“無縫對接”的防衛機制，控制“印亞太”弧形地帶的戰略要地，增強戰略威懾力；在局部上努力提升迅速應對所謂非法占據離島等“灰色地帶”事態的能力，強化對有爭端島嶼的爭奪。

胡令遠表示，日美今后在信息、裝備、海洋方面將有進一步合作提升。在信息共享方面，日本軍事觸角逐漸向外走，軍事情報更加網絡化；在裝備方面，日美可以共同研發，美國也會幫助日本轉移出售裝備；在海洋方面，日美將開展軍事合作訓練，日本在西太平洋將承擔更多責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此前指出，“美日同盟是在冷戰時期形成的雙邊安排。美日雙方有責任確保美日同盟不損害第三方利益，不損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手段：日本可能直接插手南海問題

日美兩國在大幅升級同盟關系后，其背后醞釀多時的計劃也在一步步推出。日本開始在南海問題上說事，自衛隊考慮加入美國在南海上空的巡邏行動，這勢必增加中日之間的緊張關系。

自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后，日本高層擔心中國在南海也會劃設防空識別區。日本緊跟美國，處心積慮拉攏周邊國家攪局南海。中方對日本插手南海問題，特別是在軍事上重返南海保持高度警惕。

“防空識別區是日美的重要抓手。日美認為通過南海攪局是一個重要平臺。但會不會引發軍事沖突還有待觀察。”胡令遠說。

王少普對澎湃新聞表示，南海是印亞太弧形地帶上的戰略要地，美日同盟在東亞的關注重點之一。日本已經在間接插手南海問題，例如日本海上自衛隊與菲律賓海軍在南海舉行聯合海上軍演；向菲律賓和越南提供海上巡邏船；支持美派軍艦進入中國南海有關島礁附近水域等。日本領導人還稱將研究是否派海上自衛隊參與南海巡航，也就是說不排除直接插手南海問題的可能。

川島教授表示，美國一方面派導彈驅逐艦拉森號巡航，一方面又開船到上海和人民解放軍演習，政策是很傳統的接觸加遏制。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政策，日本的兩面性政策是領土問題比較強硬，經濟問題比較軟。

“美國希望日本參與南海的自由通航，一些東南亞國家也希望日本這樣做。但日本自衛隊不敢去南海，一是沒有相應的法律，二是中國也沒有阻絕南海的自由航行。”川島真說：“但是海上保安廳在美國的施壓下難說。”他認為，海上保安廳的很多力量現在在釣魚島，不太可能去南海。

川島教授指出，日本現在對于南海問題的定位主要是“發揮作用，但不過度”。日本要是插手南海問題就是在弄火。

外圍：從“大三角”擴大到四角

安倍還把“橄欖枝”伸向了印度。本月中旬，安倍結束了對印度的外交活動，取得了多項成果。印度在日本猛推的“鉆石安全網”中占據著重要位置。

“日本充分利用中印間存在的潛在問題做文章。印度作為一個大國，當然是美日拉攏的對象，印度也有制衡中國的考量，可以說有個契合點。但印度奉行不結盟政策，與美日不會走得太遠，美日拉攏的作用有限。”胡令遠教授分析。

王少普教授認為，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是當今世界難以阻擋的潮流。中國和印度存在一些鄰國間常有的矛盾，但在希望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等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而且中國堅持的是和平發展的方針，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王少普教授補充道，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日本領導人在想當然地構畫什么“菱形戰略”、“鉆石安全網”，但最終會發現印度是一個非常了解和善于堅持自身利益的國家，豈是日本領導人能指揮得動的。

“‘鉆石安全網’什么的只是日本外交上的噱頭，不必夸大也不用緊張，事實上沒有那么大的威脅。”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王沖告訴澎湃新聞。

不過川島真教授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澳大利亞的準同盟關系。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已經在太平洋地區形成了一個“大三角”。此次與印度提出所謂的“鉆石安全網”，實際上是把美澳日的“大三角”擴大到了四角。“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個大框架，需要更多的對話和演習，將來會變成什么樣很難說。”

除此之外，從東盟的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到土耳其、印度、美國等市場，日本都在跟中國爭奪訂單。安倍的各國外訪都有著“遏制中國”的意味。“安倍制衡中國的意識太強，鷹派色彩太明顯。”

展望：維持最低限度正常關系

自從中日兩國領導人在去年底的北京APEC峰會見面以來，中日間政府高層的交流和民間交流逐漸增多。今年4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雅加達再次應約會見了安倍晉三。

中日首腦在短時間內舉行兩次會談，展示了重要的頂層示范，為中日恢復并展開各種層級的交流與溝通提供了新契機。此外，今年11月初，在韓國首爾時隔近3年半舉行了中日韓領導人峰會。明年的中日韓領導人峰會將在日本舉行，G20峰會將在中國杭州舉辦，中日兩國能否打開新的局面？

王少普教授認為，中日韓峰會確給中日關系帶來了局部改善，首先表現在恢復了中日韓政府領導人的會晤機制，使中日領導人增加了直接會晤的機會，有利于雙方的溝通與了解；其次，由于該次峰會認真討論了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合作問題，對發展經濟合作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再次，該次峰會強調了正視歷史，面向未來，對促使中日關系向著正確方向發展起了一定作用。在正常情況下，明年的相關會議應該能在以上方面繼續發揮作用。

但是，這種慢慢恢復的中日關系還很脆弱。王少普教授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日兩國政府對未來國際秩序的調整方向缺乏基本共識。日本政府希望維持以日美同盟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國政府主張建立合作共贏的國際秩序。這導致兩國在安全領域難以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相互信賴，經濟相互依存與政治安全緊張并存，中日關系進入一種政冷經溫的狀態。為逐步改變這種狀態，中國政府主張政治經濟兩個輪子一起轉。只有堅持這樣的方向，假以時日，中日關系才可能發生順應世界潮流的根本改善。

“日本精英階層對中國發展的戰略預判上，傾向于制衡中國。加上美國的主導，日本右翼把中國的發展解讀成一種威脅，主要來自海上。”胡令遠教授說：“因此，首腦會談使中日關系維持到相對正常的情況，維持最低限度的正常關系，而不能走向對抗。”

另一方面，受到日本簽證放緩以及日元貶值的影響，訪日中國游客近兩年屢創新高，消費熱潮持續不斷。今年是中日雙向旅游逆轉年，訪日中國人將超過訪華日本人。今年，中國人訪日用腳投票，開啟了訪日全年化和常態化的元年，更以“爆買”日本的消費實力和行動能力表達了對中日關系的信心。

“本來比較自然的旅游成了中日關系的亮點。不過這對很冷的中日關系也是好事，應給與正面評價。對于促進中日關系也有一定作用。”胡令遠教授說。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王沖也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通過旅游觀光，一方面讓中國民眾更加了解日本，另一方面也讓日本民眾意識到中國人的新形象，丟到過去的刻板印象。

“不要夸大中國游客在日本消費所產生的影響，但反而在文化交流上有促進作用。國之交在于民相親，假如13億國民都去日本旅游10天，那仇日情緒有可能減少70%。”王沖對澎湃新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