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領導人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和姿態出現在世界外交舞臺上。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心發出越來越多備受矚目的中國聲音、中國方案。這一年10月，中英兩國在習近平主席的國事訪問中將雙邊關系定位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全球”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國與大國關系的定位中，這一用詞的悄然變化恰恰標識著中國外交的轉型升級。縱觀這一年中國外交的足跡，無論是布局與運籌，思想與理念，還是風格與氣度，都已經呈現出一個中國式“全球外交”的雛形。

2015年全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42天的時間用于出訪，到訪14國，出席9次峰會，通過不同場合，幾乎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都進行了會談會見。這一頻率對中國領導人而言前所未有，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交事務在中國政治議程中的分量顯著增加，領導人在外交方面的興趣和精力投入顯著增加，這是外交升級的表現。

從出訪國家和參加峰會的布局看，我們已經很難再用傳統的“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這樣的思維來衡量中國的外交重點到底是什么。

經過一段時間的徘徊后，中國的外交戰略布局顯然已經開始超越到底是大國重要還是周邊重要的藩籬，更加從一個“以我為主、放眼全球”的視野來謀局布子。

作為戰略依托的“一帶一路”倡議也從一個主要服務于周邊互聯互通和國內向西開放的計劃走向全球，以點帶面，一條線連起一大片。正如王緝思教授曾經提出過的，這種思維可以概括為“東南西北，中國居‘中’”。即，東西之間，陸海權并重；南北之間，橋連發達國與發展中國。

向東訪美，穩定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構架，同時通過“一帶一路”向西線的陸權拓展，對沖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今年中國外交的一大亮點就是“一帶一路”在遠端的歐洲結出意外的碩果，以英國為支點，撬動了與傳統大國關系的杠桿。英國不僅在西方大國中踢出了加入亞投行的“臨門一腳”，還在習主席的國事訪問中宣示要成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合作伙伴”。

訪英不僅成為一次“超級國事訪問”，還引發了德、法駐華大使聯合在《人民日報》上發文稱“德法是中國在歐盟的核心伙伴”，德法領導人隨后相繼訪華。

中東歐地區16+1機制也依托“一帶一路”獲得新的動力，歐洲次區域與大國關系齊頭并進，催生了中歐關系新蜜月的到來。

向北兩訪俄羅斯，實現了互訪出席對方紀念二戰活動，加強了在國際事務中和維護戰后國際秩序方面的戰略協作，相互支持重大立場。

習近平主席還訪問了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并舉行了中俄蒙元首第二次會晤。哈薩克斯坦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中哈產能合作的早期收獲產生示范性效應。通過上合烏法峰會和鄭州總理會晤，實現了與歐亞地區國家高層往來的全覆蓋，北面呈現穩定良好的局面。

“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這一對在中國外交中似乎沉寂一時的話語重新活躍在領導人的講話和實踐中。隨著外交資源和能力的增長，中國升級與“南方”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關系，領導人則反復強調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

通過亞非會議、萬隆會議紀念活動、中非峰會賦予“南南關系”、“南北關系”新的時代內涵，并與聯合國共同舉辦了南南合作圓桌會。今年的首訪和收官都選擇了發展中國家，首訪巴基斯坦鞏固“巴鐵”，同時接待印度總理增進互信；收官選擇了非洲大陸兩個重要的國家津巴布韋和南非。在南向上，直面南海問題，訪問越南、新加坡，赴印尼、菲律賓出席峰會，在堅持底線的同時努力尋求通過對話方式化解南海困局。

中國外交已顯示出在全球進行戰略布局和運籌的意識和能力，外交布局更加自主、更加靈活，也更加穩健。這種意識和能力還突出表現在全球治理領域，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提出更多中國方案，承擔更多中國責任。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全球治理觀、區域合作觀逐漸成型，通過聯合國70周年峰會、G20峰會、APEC峰會、氣候變化峰會、上合峰會、金磚峰會、中非峰會、亞非峰會、博鰲亞洲論壇、世界互聯網大會以及中拉合作論壇、16+1峰會等多邊場合系統提出和闡釋，獲得日益增長的重視和響應。

尤其在全球金融體制領域，中國不僅逐漸贏得改革的倡議權和話語權，還通過亞投行、金磚行的創設開辟了新興國家組建區域多邊金融開發機構的先河，通過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與現有多邊金融體制融合對接，和平實現經濟金融權力的轉移和平衡。

中央政治局還專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問題制進行了集體學習，表明最高領導層充分意識到在全球和地區層面掌握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改革與構建的話語權和倡議權的重要性。

中國外交的轉型升級不僅表現在實踐層面，中國政府和領導人也不斷提出新的外交思想和理念。這些思想性的貢獻不僅僅停留在指導中國外交實踐的層面，而已經上升到對全球秩序和人類命運的思考和規劃。

2015年，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更加系統地闡釋和踐行中國的新外交觀。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世界價值觀，以“新型國際關系”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觀，以“新義利觀”為核心的國際責任觀。

從年初的博鰲亞洲論壇到半年后的聯合國系列峰會，習近平主席在以往闡述的基礎上更加成體系地提出上述三個核心理念。

一是提出五位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二是提出“新型國際關系”的兩條路徑：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大國與小國相處，要平等相待，踐行正確義利觀，義利相兼，義重于利。

三是更加準確地定義“新義利觀”，即義利相兼，義重于利，這一新的定義比以往的闡述更加強調了承擔國際責任和道義的層面。

此外，習近平主席還在巴黎氣候峰會闡述中國主張和方案，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構建“互聯互通、共享共治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引領上述領域的話語和規則制定走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五位一體的概念不僅是中國對國際秩序和價值的構想，也成為當今中國發展雙邊關系和進行區域治理的路徑框架，五位一體的立體外交格局初步形成。

改革開放直到本世紀初期，中國外交的內容基本上是外交為經濟建設服務和發展政治關系兩條腿走路。2010年前后，隨著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中國文化自信的增強，人文外交興起，中國外交呈現三足鼎立的特點。

本屆政府更加注重人文交流，領導人在出訪中親力親為推動，不僅在雙邊會談中提出具體的交流促進計劃，還到國會、大學、智庫、商會演講，與青年精英交流，在主流媒體發表文章，并安排豐富多彩的文化和體育活動，而獨具特色的夫人外交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中國外交的另一新動向就是在安全治理領域開始發揮更加積極的角色。非洲成為中國外交四輪驅動的新開端。習近平主席先是在聯合國峰會上宣布了一系列進一步參與維和行動的方案，包括設立10億美元的和平與發展基金，組建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向非盟提供1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等，之后又在中非峰會上提出“中非和平與安全合作計劃”，向非盟提供6000萬美元無償援助，積極參與非洲維和能力建設。

此外，中國也開始加強與大國在維和方面的協調，中英雙方同意探討建立國際維和合作機制。可以預見，中國將在區域和全球的安全治理中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

第五個維度即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團結協作，這在金磚、中非、亞非、的框架和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中均有體現。

“新義利觀”的理念與實踐則是今年中國外交的又一大特色，“南南合作”被重新突出。聯合國系列峰會、中非峰會成為中國擔當全球性國際責任的集中寫照。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峰會上宣布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對最不發達國家債務、提供“6個100”項目等一系列舉措，在中非峰會上提出“十大合作計劃”，中國的對外援助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全球外交”思想理念還表現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其一，對外戰略與國內改革發展一體統籌，這主要體現在“一帶一路”與中西部新一輪開放改革的直接關聯，以及內外自貿區的聯動推動。其二，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和理念正在產生外溢效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外化到中國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國際秩序的構想，十三五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在外交中得到推廣運用，“要致富、先修路”的經驗不失為互聯互通的濫觴，中國在減貧、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民生等方面的經驗受到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歡迎和學習。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和理念也被融入到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

中國式“全球外交”的風格與氣度

2015年，中國外交也更加具有全球性外交的氣質，更加自信、大氣和揮灑，外交樣式更加豐富，個性化特征更加明顯。

雙邊交往中更加注重領導人的接觸和非正式會晤。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與奧巴馬總統進行了被稱為“白宮秋敘”的第三次非正式元首對話，訪問期間兩國元首交流、活動約9個小時。中俄元首互訪出席二戰紀念活動，并在國際場合多次會面。訪英期間與卡梅隆首相在鄉間別墅進行了4個半小時的長談，并共同前往小鎮酒吧喝啤酒、吃炸魚薯條。印度總理訪華行程從西安開始，續寫兩國領導人家鄉外交的佳話。中非峰會期間，兩次集體會見了30余位非洲國家領導人。訪越期間通過早餐會等形式密集會晤越南黨政高層，強調兩國兩黨傳統友誼。中越、中法等都實現了最高領導人年內互訪。

中國外交更具有歷史感。隆重紀念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近60個國家和組織的領導人及代表出席，維護戰后秩序的正統，發出反對開歷史倒車的強音。紀念萬隆會議、聯合國70周年，賦予萬隆精神、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中非友誼等歷史遺產以新的時代意義。在巴基斯坦向民間友好人士和團體頒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誼獎”，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會見參加二戰尤其是參加抗日的老戰士并頒發紀念獎章，使得中國外交更有人情味。外交話語和內容中出現越來越多受中華傳統文化和智慧啟迪的內容，充分展現文化自信和包容。

同時，中國外交也更加務實、高效，擲地有聲。無論是雙邊會談還是國際會議，都提出或宣布實實在在、可以落地的具體計劃，并強調執行落實和早期收獲。與不少國家制定了中長期的雙邊關系規劃，同20多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對接協議。在伊朗核、敘利亞等談判中發揮實際作用，拿出實際方案。

領導人在出訪和國際會議上更加自信、坦率地直面南海、歷史等敏感問題，不回避矛盾，主動提出中方立場和解決主張。習近平主席等領導人的出訪節奏緊密、務實高效，7月訪俄時3天時間出席了25場活動，舉行了7場首腦會晤。

主場外交更加豐富多彩，地方國際化進程加快。以往中國舉辦國際會議往往都選擇在北京、上海，2015年的重大外交活動和國際會議開始分散到西安、合肥、蘇州、鄭州、烏鎮等地舉行，2016年G20峰會還將在杭州召開。外交豐富性的增加從側面表明中國整體國際化的進程加快。

2015年，一個中國式“全球外交”的雛形已經顯現。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在支撐全球外交的意愿、能力，包括內部支持、資源手段、人才隊伍、思想供給、體制機制等方面也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已經能看到這樣的步伐，愿中國外交行穩致遠。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法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