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與法國戰后的城市化邏輯相合：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配合；而中國1998年以后，人口大量向城市遷徙、城市擴張、產業轉型、街區變革以及治理方式變化，這些演變也與法國戰后的城市化相似。當下，中國已全面進入新型城鎮化階段，我們或許可以從有相似城市發展與治理邏輯的他國吸取經驗教訓，并借鑒其多學科平等協同的城市研究，尋求思路，讓城鎮化真正以人為本。

對上述問題，中國社會學界也一直留意。經過一年多準備，2015年10月19日-26日，由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國社會學會城市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中央民族大學城市社會研究中心承辦，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和杭州師范大學城市學研究所共同協辦的“2015年城市社會學前沿研究暨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召開。工作坊圍繞中法城市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展開報告與對話。

法國在戰后經歷了“光輝30年”的繁榮期（1945-1975），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移民涌入大城市。城市擴張的同時也促進了城市研究的發展，這時期建筑學、城市規劃、城市公共政策等新興學科發展，促進了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等跨學科合作研究的潮流。講述者權力、非線性敘事、回到歷史維度等不同研究視角受到重視，與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議題及其研究取向的多元化有些相似。

二戰后的法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馬克思主義思潮，強調批判資本主義生產出現的問題，同時，功能主義思潮也出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專業中。在這兩個背景下，費爾南?布羅代爾與德里達、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以及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等人站在同一陣營，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的前身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第六學部展開了一系列研究與對話。隨著社會學的阿蘭?圖海納以及布爾迪厄于1963年的加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出現了新的跨學科潮流，最終這批中青年學者于1975年宣布自治，把原來的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學部獨立成為現在的社會科學高研院。

自1970年代以來，法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城市研究就遵循了這一傳統，但脫離應用、但研究范式指向實證，試圖在哲學和社會哲學層面找到城市的邏輯，以及城市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問題。具體來說是從現實問題出發，由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同時介入，帶來上溯歷史、下探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研究體系，從而探討城市的本質。這一傳統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當下的議題，即如何從只強調應用的語境中走出來，重新審視中國的城市空間、話語和權力，更精確地說，如何面對1998-2008年快速城市化進程創造出的城市形態帶來的各種問題，提供了可借鑒的分析視角。

工作坊議程

此次工作坊邀請了兩位法國主講教授，一位是高研院歷史研究中心的伊莎貝拉?巴庫什（Isabelle Backouche）教授，另一位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研院-巴黎高師的莫里斯?哈爾布瓦赫中心的克里斯蒂安?托巴洛夫（Christian Topalov）教授。他們分別從城市史和城市社會學中選出8個研究主題與中國的學者學生們進行交流。

巴庫什師承高研院已故教授貝爾納?勒珀蒂（Bernard Lepetit），后者作為歷史學年鑒學派第四代傳人，是法國城市史領域的開拓人物，在城市網絡的組織、城市創新傳播等領域頗有建樹，尤其是在“現代城市”的史學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其英年早逝之后，幾位學生繼承該范式的研究。其中，巴庫什重點開展了對巴黎城市史、塞納河整治史、法國歷史街區保護與整治以及歷史博物館的研究，她還同時以學術委員的身份擔任了法國歷史街區保護相關組織的專家論證評審工作。

托巴洛夫師承阿蘭?圖海納，是圖海納最早的一批學生之一，后者的行動社會學已為國內所知。托巴洛夫走了與圖海納不同的路線，其強調重新回到芝加哥社會學派提出的議題和方法論，再塑法國城市社會學的學術脈絡。他曾先后擔任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城市社會學中心主任和學術委員，研究領域主要為城市社會學思想史、房地產開發商、城市街區、工人階級的城市觀、失業理論等。

兩位法國教授分別做了4個主題報告，包括：巴庫什的《奧斯曼與巴黎：城市模式的誕生》、《從臟亂差島狀住宅群走向城市更新的保護區創新》、《文化遺產與城市生產：18-20世紀文化遺產的建構》和《再造巴黎與擴大巴黎（1940-1970）》；托巴洛夫的《從花園城市走向大住宅：巴黎市郊公租房改革》、《1950年代的城市更新與傳統工人街區》、《城市、話語與權力：國際研究項目的經驗》和《法國城市社會學30年》。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潘允康研究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張麗研究員與法國兩位教授進行了主題對話。潘允康教授重點討論了京津冀一體化中的發展戰略問題，張麗教授則介紹了近十年的中國世界城市史研究。此外，其它中青年學者分別圍繞諸如文化動力、社區營造、城鎮化變遷等不同議題，以20余個主題報告，對城市空間與治理、城市社會與治理等當前城市化進程中的熱點問題以及中法城市社會學學科建設問題展開深入研討。

兩位法國學者為工作坊所做的研究報告，內容覆蓋了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末，法國自現代城市誕生以來的發展歷史，同時又涵蓋了城市模式、文化遺產以及社會平等等不同的城市議題。

巴庫什把法國現代城市的模式歸結于巴黎的城市整治。她認為巴黎城的現代化進程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其“奧斯曼化”（Haussmannisation）的典型特征（挑戰舊城市肌理、并對建筑進行更新）在奧斯曼之前就已開始了。奧斯曼是創新者，但并非如其自傳和后來者描述的那樣，是集所有現代城市的革新于一身。巴庫什對奧斯曼的智囊團隊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奧斯曼時代變革中人的因素，并把巴黎在20世紀以及21世紀的城市整治的變革，歸因于奧斯曼留下的思想遺產。

托巴洛夫把后奧斯曼時代巴黎地區的城市整治和20世紀初城市規劃學科從美國傳入法國并興起的背景融合起來。他以20世紀初從羅馬大獎脫穎而出的年輕新銳建筑師不甘于以設計豪宅和大型建筑作為使命并跳出其中，作為城市規劃師職業興起的標志，這些新型規劃師是把自己作為“規劃師”而不是以奧斯曼時期的“工程師”作為職業認同的。

托巴洛夫以設計了巴黎歌劇院的托尼?卡尼爾（Tony Garnier ）實驗的“工業城”為例，分析了法國最初的城市規劃，并以巴黎城墻的拆除和改造的歷史為例，分析了規劃師如何參與巴黎城郊整治。他把巴黎社會住宅的起源歸于1930年代蕭條時期的“花園城市”規劃，并研究了其向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社會住宅計劃——“大住宅”（Grand ensemble，即作為城市形態的公租房）轉變的過程。當時在郊區興建的大住宅，類似中國的公租房，最初是提供給中低收入者（含普通公務員）。1960年代，法國政府提出給有穩定收入的中等收入者提供住房貸款、鼓勵購房的政策，讓這個階層的人離開了大住宅。此外，1960年代對北非移民設立的家庭團聚計劃，使得大住宅從多階層融合的街區變成了單一的移民社區。再加上之后巴黎地區去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使得這些街區的移民和其家庭無法實現更新，并為今日郊區暴力問題留下伏筆。

奧斯曼給巴黎留下的建筑遺產是島狀住宅群（?lots）。在19世紀留下的“形象工程”背后，即那些寬敞明亮整齊排列的奧斯曼建筑后面，還留著大量當時因整治而遷移于此的普通市民。在歷次更新中，他們世世代代擠在狹小的建筑中生活。巴庫什以其所工作的委員會執行的“保護區”（secteurs sauvegardés）制度，并以瑪黑區16島區建筑和周邊街區在1940-1944年維希政府時期以及二戰后戴高樂政府時期不同的整治策略為例，分析了城市整治中是如何尊重人和街區之間的緊密關系才能維持城市活力的。

與類似“城中村”的臟亂差島狀住宅群一樣，二戰后的大都市，還有大量工人階級街區。托巴洛夫以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和彼德?威摩特（Peter Willmott）1950年代研究倫敦東區工人街區小鎮Bethnal Green的《倫敦東區的家庭和親屬關系》（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1960年代研究波士頓西區的《城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亨利?科林（Henri Coing）受保羅?亨利?雄巴德勞維（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指導的研究巴黎工人階級社區的博士論文《城市更新和社會變革》（Rénovation urbaine et changement social）為例，以知識考古的方法對三本著作對工人階級街區展開的不同方式的研究進行討論，提出了研究者的身份、話語對研究本身視角的作用，并提出了社會學家在工人階級街區研究中的定位。

巴庫什的報告也介紹了1940-1970年巴黎的城市擴張史。她以對巴黎戰后建設和改造影響較大的四位人物：Jean Giraudoux、Léandre Vaillat、柯布西耶、Léon-Paul Fargue等人提出不同更新理念為討論基礎，分析了巴黎老城和市郊市鎮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巴黎作為市鎮和首都兩種不同行政地位組織之間的沖突和功能。她還以島狀住宅群的改造為例，分析了不同的立法實踐背后的首都治理模式。

巴庫什的《文化遺產與城市生產：18-20世紀文化遺產的建構》以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為避免革命群眾的汪達爾主義（vandalisme）的保護行為出發，一直講到20世紀末文化遺產保護如何通過法律和學術團體的介入得以更全面地推進，同時強調了雨果、弗朗索瓦?基佐、梅里美等一批當時的文化界名人如何在專制政權下對歷史古跡保護發揮的巨大作用。她還介紹了法國在二戰后如何在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建設之間達致平衡，即把文化遺產和城市規劃融合，創設了歷史建筑周邊500米（abords）保護制度，即圍繞歷史古跡方圓500米內的城市整治與更新需要考慮與文保建筑相一致的形態。

托巴洛夫的報告《城市、話語與權力：國際研究項目的經驗》以他和不同國家的城市社會學學者共同完成的研究著作《城市語詞的冒險》（L’Aventure des mots de la ville）為例，討論了城市研究方法論的創新問題。在該研究中，不同國家的學者采用研究檔案及各種文獻資料、訪談等方式，對一些詞在城市研究中的變革進行分析。比如以英國城市中square以及美國城市中plaza兩個詞的變化，發現詞語的變革具有“區分－傳播－失效”的周期，那些用來描述事實的術語總是暗含某種新生的秩序，城市詞匯不僅用于指定、分類、定性對象并賦予它們含義，詞匯對空間也具有象征性權力。

托巴洛夫在《法國城市社會學30年》中則分析了二戰后法國城市社會學研究脈絡、方法論的變遷，提出了以哈爾布瓦赫和列斐伏爾兩種不同的城市研究傳統展開的城市研究。左翼傾向的中青年學者開拓疆土，占據了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主流地位。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保羅?亨利?雄巴德勞維（Paul-Henry Chombart de Lauwe）、雷蒙?勒德呂（Raymond Ledrut）、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是其中代表人物。勒德呂提出城市社會學應該研究組成了空間的各個單位相互團結協調的條件，為與城市規劃的合作提出了相應的學科基礎。列斐伏爾的城市權利和空間理論直接對后來的城市規劃產生了直接影響。卡斯特爾則回到勞動社會學，反思了城市社會學當時出現的以政治與資本結合的生產取向而不是市民取向。

托巴羅夫認為，從Chris Pickvance于1976年出版的論文集開始，學界把這批學者歸為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社會學學派。在1980年代這批知識分子部分成員突遭變故之后，城市社會學在法國開始衰落，城市議題被政客、城市規劃師掌握。直到2012年左右，出現了城市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復蘇，這是法國本世紀初出現郊區問題后，公眾和社會學家把焦點重新關注到郊區后出現的新議程帶來的結果。舊的空間演繹出的新議題，形成了一批學者的經典研究著作。托巴洛夫認為法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生產的使命已經結束，轉向對被排斥的空間，特別是城市族群聚居區、非人性化的建筑、城市邊緣，以及被社會所排斥群體的關注。以芝加哥學派式的小而精、小而美的人文取向的研究成為法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新范式。

借鑒意義

此次工作坊是尋找中法當代城市社會學研究對話與合作的初步嘗試，以期為中國的城市研究帶來新的視角。主要帶來以下幾點借鑒意義。

技術主義要服從人文主義。在兩位學者的城市研究中，都強調事實本身，即讓研究對象自己說話，把所有數字、檔案、文件和人等研究對象，作為統一的整體來對待。同時借助了各種方法，比如托巴洛夫主持的《城市語詞的冒險》研究，就借助了語言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方法，從語言學的詞語表征入手研究城市社會的變遷。他們并不排斥定量方法，但強調技術主義要服從人文主義。

維護學術的獨立性。城市研究應用性強，從法國城市社會學在1970-80年代和政治與城市規劃的緊密結合，我們可以看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可避免和應用領域合作，但法國人文社會科學出發的城市研究仍恪守學術本義，且通過學術刊物及各種專業委員會維護自身的獨立。

從人的角度研究城市。類似于美國戰后城市社會學的發展，法國的城市研究在1970年代分道揚鑣，一派走向城市規劃等應用領域，一派仍停留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但無論哪派，都強調人的尺度，在建筑和城市規劃學院以及其它涉及城市的工程師學院，仍開設大量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課程，由倡導人的尺度和人文主義的教授和講師擔任相關講席，有效地避免了工程專業在應用的過程中走向技術主義。

跨學科合作和學術視角的多樣性。法國城市研究的方法論已經走向多學科交互的層次。以巴庫什和托巴洛夫為例，兩人屬于法國城市研究頂級學術刊物《genèse》的創始人團隊，該雜志聚集了法國尤其是巴黎各個大學、學院以及研究機構中倡導跨學科城市研究的教授和團隊，尤其是城市史、城市社會學和社會哲學等學科的交互較深，已經合作完成了多項基礎研究。

（陳振鐸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教師，研究領域為中國新安江水庫移民、中歐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區。良警宇系中央民族大學城市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教授，研究領域為城市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原標題為《他山之“實”：2015年中法城市研究工作坊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