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日本帶來進化論的愛德華·莫爾斯

在日本現存文獻中最早提及達爾文之名的，為葵川信近的《北鄉談》（1874）。葵川當時是奈良一所神社的大宮司，地位僅次于祭主。書里不但提到達爾文，還簡略介紹了生物由低級到高級、由猩猩到人類的進化，甚至援引佛說加以印證。

但是史家一般認為，在日本系統介紹進化論的，始于三年后美國動物學者愛德華·莫爾斯（1838-1925），他于1877年在東京帝國大學開設生物學講座，有兩個班九十名左右的優秀學子，他們后來多在醫學、生物學、教育學、考古學等方面有所建樹，成為宣傳和普及進化論的主力軍。如其得意弟子石川千代松就整理出版了講義筆記《生物進化論》（1879、1883），并撰寫《進化新論》（1891）一書，成為早期傳播進化論知識最重要的著述。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可以說是在其直接影響之下的撰述。

莫爾斯后來在其日記《日本的日復一日》（平凡社1970年日譯本）里，記載有約六百人聽講的第一堂講座的情形：

1877年10月6日，星期六 今夜在大學的大講堂，我講了有關進化論三講的第一講。有教授數名及其眷屬，以及五六百名學生前來，幾乎全部都在做筆記。…… 可見聽眾懷著極大的興趣，沒有在美國所遭遇過的那種因宗教偏見而引起的沖突，講述達爾文的理論，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講演結束的瞬間，響起了非同尋常甚至神經質的掌聲，我覺得兩頰熱乎起來。一位日本人教授對我說：“這是在日本的第一堂有關達爾文的講義，我懷著興趣等待其后的講義。”

信奉“天照大神”的日本人為何拜服進化論

150年前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其進化論在歐洲最具沖擊波的言說之一就是“人猿同祖”論，而且人猿都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從自然界的原始生物、低等動物發展而來的。這對基督教《圣經》的上帝創世說來說，無疑是根本性的顛覆，因為生物進化容不下上帝創世的過程。

所以進化論從一開始就在歐美遭遇風暴式的抵抗，怪不得溫文儒雅的紳士赫胥黎竟然自稱為“達爾文的斗犬”，幾乎一生都在與反進化論者爭辯。到如今，據調查顯示，美國還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進化論，進化論與“創世說”之間仍然涇渭分明。

可是在東方的日本，在莫爾斯進化論布道的第一天，他所遭遇的精英層聽眾卻如此熱情虔敬，讓他意外地“臉頰”發熱。

一方面，當時很多日本人難以接受“人猿同祖”的進化論結論，他們認為人類、尤其日本人是“天孫”的子孫，是神祇的后代。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認為大自然本身就具備神格，世上的一切都是神創神造，自然會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進化過程，人的先祖和猿的先祖都來自于神代的神祇，從這一觀點出發，接受“人猿同祖”的生物進化理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這就是為什么像文端所引的葵川這樣的神職人員，也會欣然接受進化之說，并且自然以佛學對應。

日本固有的思想資源，尤其是經過“神佛習合”的神道教的“萬物有靈”、物物相生的自然觀，為日本人接受進化論做了墊鋪。

江戶醫學者鐮田柳泓（1754-1821）在其著作《心學奧棧》（1816）中說過這么一段奇妙的話：“一種草木之變，成千草萬木；一種禽獸蟲魚之變，成千萬種禽獸蟲魚。......以此而論，天下生物，有情無常，一種之散，以成萬種。人身亦如之，起初唯禽獸胎內，展開變化，生而來者。”已經非常接近進化論的敘述了，只是鐮田說是一種缺乏實證的隨想而已。

進化論與神道教的妥協

明治17年（1884），神道成為日本國家宗教，成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作為明治科學思想代表的進化論，就更有與其妥協的必要了。我們可以從當時四位頂尖的學者，考察這種努力是如何實施的。

第一位是加藤弘之（1836-1916），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學者。加藤早年信奉自由主義，在其所著《真政大意》、《國體新論》中倡導“天賦人權”，相當左翼激進，后來接觸了海克爾（1834-1919），改信國家至上論，貶斥“天賦人權”在一個以“優勝劣敗”為法則的社會里，是一種“謬見妄說”。

在宗教問題上，無神論者加藤認為“宗教是迷信，并對日本的國體有很大害處。”一則宗教與天皇制有齟齬，危害國家的統治基礎，信奉宗教者就不會忠于國家；二則作為迷信的宗教，信奉未知之物，不利于“知識的進步”。但他認為宗教這種有害的信仰或多或少還是必要的，因為下層社會不通事理者仍占多數。

加藤認為進化論是一種一元論，相信因果主義，即宇宙只有“因果法則”一個本源，萬物的生滅都受其支配。進化論威脅到皇國史觀，神道家和國粹主義者對其嚴加排擊，但加藤認為國體和進化論是“位相”（phase）不同的兩碼事情，兩者擇一的選擇方式本身就是錯誤的，是不同層面的東西，因而可以兩立。

第二位是基督教牧師海老名彈正(1856-1937)，他一生宣揚社會進化論的“適者生存”，因而支持日俄戰爭和“日韓合并”，認為其體現了基督教精神和進化論發展觀。

他最出名的論調就是“神社非宗教論”，認為國家神道并非宗教，而是“超宗教”的意識形態，可由高等宗教基督教輔佐，剔除圍繞“神道”民間信仰的“迷信”和“虛妄”，完成日本古來的“敬神思想”而達到建立“新日本精神。”

這種將“道德性”涵養注入本土宗教的論調，被稱為“進化論宗教論”。他主張“基督教魂（邏各斯，logos，理性、理法）與大和魂（國家神道）的一致。”還認為“國家價值”高于基督教的“宗教價值”，譬如他認為日本傳統的“紀元節”和“天長節”就比主的“安息日”優先重要。他也曾經批評基督教徒對皇室的不敬姿態。

以“國家至上主義”為核心的海老名“神道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本地化、神道化或者日本化，是基督教在日本本土的變容，其方法論正是進化論。

第三位是科學家丘淺次郎（1868-1944），其《進化論講話》第十九章標題為“進化論與宗教”，談論宗教問題。丘氏最醒目的觀點就是：“一切宗教皆為迷信”，但是他又認為：“迷信卻因為其非常強有力的緣故，為了自己所屬人種的繁榮，消除迷信與此方針相矛盾之處，保護與其方針一致的迷信成為必要。…… 對做學問者來說，宗教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不務學問的大多數人來說，為了安心立命，卻需要入用某一宗教……佞于迷信程度的信者眾多，在世上無法去除迷信是很明顯的事情。如果迷信無法去除，保護適合人種維持目的的迷信，別無他道。”

所以他非但未對神道教和皇國史觀明確加以否認，而且還從進化論的角度證明神道教的合理性和現時必要性。

最后一位是佛教徒加藤玄智（1873-1965），戰后廣受詬病的“國家神道”（State Shinto）一語，就是加藤的造語。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著名的“神道指令”中就使用其語發布“政教分離”的命令。

加藤認為神道的神髓精華為日本國民的忠君愛國至情，他看到日本國民的天皇奉仕精神呈白熱化狀態，形成以天皇為至極對象的國民宗教。

加藤神道論有四個特點：激進神皇論、強烈宗教性、宗教進化論的路徑（與國學和復古神道觀對立，走新宗教路線）以及包容性格（強調同化力和習合性，吸收佛教、儒教等其它教義教理）。原本神人分離，神是神，人是人。神人交涉、神人融合歸一，這種神人的接近和結合，加藤認為就是宗教史的發展和進化。他認為“宗教與人文開化的歷程相呼應而進化發展。”“宗教進化”的過程，在他看來，就是“演進發展的宗教意識”。

在進化論與神道教之間淡定自如的日本人

戰后非常出名的社會史學者山本七平和小室直樹在對談集《日本教的社會學》（1981）中，有這樣一段對話，頗能發人深省：

山本：如果是天皇制原教旨主義者，就不能不否定進化論。誰能容認天皇是猴子的子孫之說呢？他是神的子孫呀！

小室：但是誰也不把這個看作問題。

山本：那真是不可思議，戰時誰也沒有在乎過進化論教育啊。當我在菲律賓的戰俘收容所聽一名美國兵宣講進化論時，我比起來知道的多得多。那個傻瓜，真不知道在說什么。只有中學程度的知識，卻對俺解釋進化論，什么德性？反過來我給他解釋比格爾號（即Beagle，達爾文考察時乘坐的英國海軍帆船—引者注），那家伙大吃一驚，就問我：“那么你們認為現人神（亦人亦神，指天皇—引者注）是猴子的子孫嗎？”

小室：日本人誰也不覺得有什么矛盾。

山本：不覺得有什么矛盾，但被美國兵一提起，輪到我吃驚了。天皇被視為現人神的國度，應該不會有進化論。在他們看來，這是邏輯的結論，所以會熱心地解釋進化論。

小室：反過來如果相信進化論，就不會相信天皇是現人神。所以除了兩者擇一別無他法，不可能兩者兼信。

山本：不可能。那么為什么在日本教里會兩者兼信呢？這就是日本原教旨主義的最基本問題。

真的，據說現人神的本尊昭和天皇在其臥室里一直掛著達爾文的肖像，并以自身作為生物學者為傲。大多數日本人對兼信科學的進化論和宗教的神道教不以為忤，這也許就是日本人國民信仰的特征吧？。

（作者簡介：趙堅，上海人，曾經就讀復旦中文系的碩士博士課程，后留學日本、加拿大，長期在海外執教，留心于比較文化的研究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