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草坪禁令再引熱議：大學草坪究竟應用來休憩玩耍，還是用來觀賞？

上周，中山大學關于“草坪禁入”的規定引發了輿論熱議。

事情的導火索為12月11日，該校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的王進教授帶著2015級博士生到草坪上課，遭到學校保安“驅趕”。王進在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描述：“保安就過來趕我們，說學校規定不允許上草坪，如果我們不走，保安就說要開草坪的澆水系統趕走我們。”

當天，中山大學保衛處通過微博ID“平安中大”稱“校園不能成為隨意嬉鬧的公園和樂園”、“校園應該高雅有品味”。

12月12日，微信公號“中大精神”的一篇名為《中大草坪問題是文化之爭》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作者正是王進。在王進看來，校園里再高雅不過的是隨處可見坐在樹下讀書的學生，圍坐在草地上上課、討論問題的老師和同學，倚偎在一起彈著吉他、唱著歌的情侶，和在草地上打滾、吹泡泡、放風箏的孩子。“沒有了這些東西的校園是不高雅、沒有品味的。”

雙方顯然在“何為高雅有品位的校園”方面，具有不一樣的理解。

新京報發表的文章《中大草坪，為何“橘在淮北則為枳”？》指出，西方草坪文化的興起，與中世紀封建領主和教會神父堅信《圣經》伊甸園中綠草如茵、無邊無際有關。那么，按照伊甸園理想做出的草坪，想來是供老幼婦孺在上面嬉戲玩耍、讀書小憩的，而不是供大家觀賞之用的。

事實上，這并非中山大學的“草坪禁令”第一次引發關注。據廣州當地媒體報道，中大于去年4月制定了《中山大學校園管理綜合治理暫行辦法》（討論稿），其規定“謝絕嬉戲打鬧、逗弄兒童、在草地上休閑納涼和游戲娛樂等行為”成為學生熱議的焦點。接著在5月份，該校校長辦公室正式公布《中山大學關于印發〈中山大學校園管理綜合治理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在討論稿的基礎上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對原規定予以保留，并特別加上了“不得踐踏草坪”的用語。

王進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坦言，自己去草坪上課前就知道保衛處的“草坪禁令”。“以實際行動進行抗議啊，希望能產生示范效應，大家都去草坪上課，草坪禁令就很難執行了。”這是他的第一次“抗議”。他還提到近期親眼在中大北門目睹了嬰兒推車也被學校禁行。“永芳堂前的廣場從來都是小孩子玩的地方，現在保安也不停地驅趕帶小孩的老人、推著嬰兒車的人。”他顯然對大學校園的開放性不足，有所不滿。

在王進看來，“大學是全社會的，正因為城市綠地少，大學才更有責任向公眾開放，這是大學的社會責任。不文明行為可以制止、可以教育、可以以身作則。”

對此，一位不透露姓名的中山大學保衛處工作人員認為，“大學秉承著‘開放’的理念，雜七雜八的人都會進來……他們對學校文化的‘侵犯’，直接導致了校內師生無法享受‘大草坪文化’”。他還表示，“據我所知學校的發展方向，就是想讓學校成為一塊盡可能遠離俗世的凈土，我們無法做到像美國那樣，荒郊野嶺開個校園，直接免去了很大程度上游人的‘騷擾’問題，也因為自身文化和規劃的約束，無法直接把學院插在小區里，所以只能一步步地來。這對于現階段校內師生享受公共空間是不好的，但被‘棍棒’打的次數多了，有記性了，你才不會肆意踐踏草坪，也才能讓大學文化逐漸滲透到市井之中，才能讓校內師生更加自由地享受校園的清新。”

顯然，并非所有的師生都贊同在草坪上上課。據北京青年報，該校2011級哲學系的魏同學表示：“草坪開放是好的，但弊端也很多。”他認為，很多人在享受校園美景的同時，并不知道如何保護這種美好。“比如，常有一些人推著嬰兒車來永芳堂前的草坪曬太陽，人走之后，草地上一片垃圾……這些校外人士對我們的困擾是我親眼所見的。”

該校中文系研二的徐同學說，禁止進入草坪一來為學校節約了維護費用，二來也能維護校園環境的整潔和純凈，“中大有很多草坪，這么多大草坪在國內高校可能是難以見到的，它們被保護得很好，所以很美觀。”

對于“踏進草坪”對草坪環境的影響，王進認為垃圾可以清理、人數太多也可以調節。

但他最終認為，中大草坪問題不是園林綠化的問題，其實質是文化之爭。“憑什么保衛處可以把他們的‘高雅有品位’的標準當作是唯一標準，在校園里強制執行？而我們大家就必須接受和遵守呢？”他還提出“文化的分歧不能靠強制來解決，而只能靠溝通，先從有共識的地方開始。”

這一爭議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不久前的廈大門禁之爭。11月7日，專欄作家賈葭在網絡發表了《花20塊錢進門的大學永遠不配一流》一文，寫自己游覽廈門大學遭遇“限流”，即便愿意刷身份證也無法進入廈大；而另一邊，學校保安放任各種“黃牛”收錢，通過翻墻、帶路等手段進入校園。他還提及北京大學等高校也搞刷身份證入校措施，“大學憑證登記進入，我堅定地認為這種所謂的管理嚴重違背了大學精神，是對大學的戕害。”

賈文迅速引發廈大校友的批評與辱罵。甚至有人在百度貼吧發帖稱，“我覺得我們應該在校門口立個牌：賈葭與畜生謝絕入內！”學生支持限游的立場，主要是認為學校的首要功能是教育，然而緊鄰知名景點南普陀寺的廈大校園也被當做了配套景點，游客的參觀和某些低素質不文明行為已經嚴重打擾學生的安寧。

由此可見，大學的正常教學秩序與國民的參觀權利之間，大學的“公共性”、“開放性”與教學環境的品質要求，如何在技術上做平衡，勢必在長時間內成為持續被探討的問題。

《弟子規》為什么會在今天突然走紅？

《弟子規》又在上周成為攪動輿論的熱點話題。

這緣起于江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明清文學與文化的學者黃曉丹在首屆“親近母語——兒童傳統文化教育論壇”上的講稿，發表于新京報書評周刊，題為《<弟子規>的傳播是場騙局？》。

黃曉丹首先用各種歷史資料解構了“《弟子規》在古代是賢人君子們少年時代的啟蒙讀物”這一廣泛被傳播的錯誤說法。

《弟子規》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絳州的一位秀才，因為沒有中舉，也沒有其他學術或政治上的成就，同時代人對他的記錄很少。從相關論文的研究中可知，《弟子規》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們注意到，且《弟子規》的出版其實是在鴉片戰爭之后，是近代的事。所以某些宣傳中說“古代出現了那么多賢人君子，寫下那么多唐詩宋詞，都是因為古人從小讀《弟子規》”是不合適的。

黃曉丹還在《四庫大系系列數據庫》9153種書里，檢索《弟子規》，只找到兩條文獻，以此說明它真的沒有很廣為流傳。并且《弟子規》在最初的使用環境是祠堂、茶館、書館，使用對象是干完農活的成年人——這說明其適用范圍是社會下層；其中對兒童的童真童趣沒有一點欣賞的意味，因為本來就不是專門寫給兒童的。

她接著分析了《弟子規》為什么在今天突然走紅。

她先在中國期刊網上以“弟子規”和“三字經”分別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從1956-2000年之間幾乎沒有人提到“弟子規”，但從2004年開始飛速上漲，到2008年曝光率超過“三字經”。臺灣的情況也差不多，《弟子規》研究，到2000年才得到重視。

他分析臺灣方面的原因在于，1990年代迎來了解嚴后的教育自由化。1991年，儒家經典正式從臺灣的教育制度中失去獨尊的地位，民間就涌起力量彌補這一真空，民間就有人在家自己教讀經了。王財貴就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二十年間，王財貴的讀經書目其實是有窄化的趨勢，最初他的讀經書目包括中西經典，但后來為了“便利、普及、實效、實證”的目的多次修訂，真正普遍得到實施的，讀得最多的也就是《弟子規》。

而《弟子規》在大陸的流行，要歸功于凈空法師。2004年，凈空的“廬江文化教育中心”在江西廬江湯池奠基，2006年開始對外招生。到2008年解散之前，總共耗資2億。湯池實驗號稱僅僅讀弟子規就可以使犯罪率降低、離婚率降低、外出打工的人回歸鄉土、婆媳不吵架以及夜不閉戶。這個理想也吸引了大量尋求心靈寄托的現代人，在06-08年之間，大量的白領辭去工作從北上廣奔赴湯池。

盡管《弟子規》這么紅，但黃曉丹認為，即使把1000多字的《弟子規》讀個五百遍一千遍，不要說不能培養一個合格的現代兒童，也遠遠不夠培養一個合格的古代兒童。因為傳統蒙學用鄭振鐸的命名法，就有“倫理、故事、識字、常識、詩歌”五類。每類之中，都有十分豐富的文本可供使用。《弟子規》頂多屬于其中“倫理類”文本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不大重要的一部分。

“熟讀《弟子規》的小孩就是放到古代，也是一個只會復述一些僵化的道理，而不知道自然知識、生活常識、不會講故事，不懂得鑒賞詩歌，沒有用處，沒有趣味的人。他在古代也不會受歡迎的。”

至于有人疑問，《弟子規》不屬于傳統經典，那么有沒有可能，它正是因為符合了某種現代性的需要，而具有被重新經典化的可能？她并不贊同。她把《弟子規》和真正的經典——《論語》——進行了對比，認為：

《論語》不是一個行為規范，而是一個建議。論語基本上是講一個大致的道理，孔子從來不越出他的時代和處境隔著幾千年的社會落差直接說“你要怎么樣怎么樣”，而且《論語》之中具備著多個聲部，使得你可以根據情況選擇一個恰當的建議。

但是《弟子規》每句都是在說“你要怎么樣怎么樣”，哪怕他完全不知道你是誰，你的具體處境是怎樣委屈的，它依然以強烈的訓導口吻和死板規定對你提出種種要求。這使得我們必須歪曲自己的生命經驗來湊這個文本，導致生命體驗的虛假化。

因此，黃曉丹認為，無論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能在現代社會實現兒童個人的潛能的最大發展”，還是“如何能傳承傳統文化中優雅和高貴的內容”，都實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千千萬萬的文本中選擇《弟子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