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冷風不斷拂面時，我們都明白，2015年——五年一輪的“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年終將落幕了。斗轉星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鮮活的記憶似乎也將伴隨步入黃土的親歷者而遠去。然而，它們只能成為一段“歷史”、戰爭史上的幾行文字嗎？其實不然。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或許沒有一場戰爭能夠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在結束七十年之后，居然還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記憶沖突”：且不論中俄兩國的盛大閱兵儀式所引發的鼓噪之聲，希臘人在債務危機關頭向德國人“進行戰爭索賠”的訴求，日本人解禁自衛隊以實現“正常化”的舉動等等，諸如此類，無一不提醒著我們，圍繞著二戰的“記憶之戰”從未停息，甚至恰入高潮。

七十年以來，各種形式的“記憶之戰”不止在勝利方與失敗方之間發生，實際上或明或暗地在幾乎所有戰爭參與國內部萌芽壯大。在法國，對維希政府（所謂“法奸”或“合作者”）的評價從1970年代起出現重大變化，因為人們發現“沉默的大多數人”多少也應承擔相應的罪責。在美國，有關“原子彈轟炸”的合理性問題，一度成為二戰書寫中的糾結點。在以色列，人們對“猶太大屠殺幸存者”的定位經歷了從“懦弱”到“可敬”的轉換，但又不得不面臨記憶混淆所帶來的辯駁困境。

戰勝國尚且如此，戰敗國內部的“記憶之戰”的激烈性、復雜性與糾結性更是可想而知。在最近二十年，專注于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陸續面世，有的感性化，有的學術化，有的則兼及二者。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的《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以下只注頁碼）正是一部在游歷觀察基礎上加以深層思考的著作。

該書初版于1994年，恰在雅爾塔體系終結后不久(當時作者被譯為“布衣”，題目為《罪孽的報應：日本和德國的戰爭記憶與反思（1945-1993）》，戴晴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再版于2009年，又是在新世紀國際格局再度轉變之時。此間相隔十五年，但作者的研究目標“探求類似的心理創傷何以影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和基本判斷“兩國之間在歷史記憶上的差異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第7頁）并未發生變化。

把德國和日本放在一個平臺上加以比較，此舉當然不是作者的獨創。二戰后，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提出過著名的所謂基督教“罪文化”與儒家“恥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菊與刀》，田偉華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本尼迪克特本意是為駐日美軍描述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但她的觀點后來卻被廣泛用來解釋德日兩國戰后反省之所以出現差別的緣由。德國歷史學家曼弗雷德·基特爾也曾對1945-1968年間德日兩國的“歷史清算”加以闡釋，重點突出了“記憶文化中的外部壓力與內在接受”（《紐倫堡和東京審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與西德的“歷史清算”》，呂澍、王維江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相較于前兩種解釋模式，作者一方面立場明確地反對本尼迪克特式的“文化說”，認為“這是一種對人類行為機械式的看法”，“其解釋力充其量只能說十分有限”（122頁）；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對某些“記憶之戰”的表象加以描述、梳理、比對與分析，此間體現出作者的敏銳觀察力，但也留下了一些粗疏之處，如人們后來批評的那樣，“距離系統研究尚很遙遠”（基特爾，第7頁）。

這部著作分為四部分共十一章。與老版相比，新版不知何故刪除了四部分的主標題——但在筆者看來，這四個標題原本可以清晰表現作者的觀察路徑：“被記憶折磨的現代心靈”、“重訪傷心之地”、“扭曲掙扎地重塑記憶”和“普通人的記憶與生活”。若以“記憶”為紐帶，它們分別牽涉到：戰爭結束后個體記憶的呈現；集體記憶的塑造；國家記憶的形成及傳播；個體記憶、集體記憶與國家記憶的調適。

戰爭結束時，個體記憶更多來自切身體驗與當下需求。所以，并不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曾有把“挨凍的士兵”與“被轟炸的城市”同某種受害者意識結合在一起的傾向。作者說：“希特勒的覆滅和天皇玉音放送既象征著終結，又是一種詭異的延續。不管寓意有何區別，二者永遠都將與毀滅牢牢聯系在一起——毀滅的城市、毀滅的人、毀滅的理想。”（54頁）這段戰后的苦難歲月正是那一代成長者的“個體記憶”，表現在作者所閱讀的浪漫化文本與欣賞到的影像作品中。

然而在1949年后的集體記憶塑形中，代表著德日兩國二戰歷史重要“記憶場所”的三座城市，卻顯露出完全相異的形象：奧斯維辛終究成為德國“民族心理上的一塊污點”，無論人們如何不情愿，但也不得不被“內化于心”（75頁）；廣島被視作“日本受害者情結獨家紀念地”，并讓這座城市成為超越二戰而存在的“和平之都”（103頁）；南京則不斷地成為日本記憶之戰的對象，在“東京審判式的歷史觀再現”（右翼）與“地獄演奏場”（東史郎）之間展開拉鋸戰（127、135頁）。

由此，德日兩國在建構與傳播國家記憶中便出現了更多的差異性。作者集中關注了德日兩國對待戰后審判的態度、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以及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的建造等三大問題。在作者看來，盡管德國不乏各種右翼論調，但其政府高官的表態大多是正向的，如時任聯邦總統的里夏德·馮·魏茨澤克在1985年5月8日發表演說，強調“在塑造當下和未來的過程中，緬懷過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61頁）；左翼自由主義者提倡的“憲法愛國主義”，“起碼從表象上來看，德國人明白了異見的價值”（190頁）；更為重要的是，“德國人立碑，不是為了美化戰爭，而是警示后人；紀念碑成了警示碑”（203頁）。

與此相反，日本對東京審判的敵視情緒遠遠大于德國人對紐倫堡審判的態度。政府高官大談東京審判是一場“種族復仇”，目的是“剝奪日本的權力”（199頁）；即便是那些新左翼，也把這場審判視作“不過是宰殺替罪羊之前的一出荒唐儀式罷了”（167頁）。正因如此，近年來日囂塵上的教科書風波正是上述態度自然發展的結果。作者指出，“由于建立戰后秩序的主體不是那些繼承反抗舊制度衣缽的日本人，他們看待過去的態度必然會較德國要模糊些……實際上，捍衛日本人的身份認同往往就是捍衛舊制度：不光要反對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對那些來自東方或西方、批評日本所作所為及其歷史記憶的外國人。”（199頁）在日本，大阪國際和平中心與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都是非國家資助的世俗機構，傳遞著強烈的和平主義信息（227頁）。然而以準宗教化方式“來美化軍國主義”的神社依然存在，并且每年吸引著包括首相在內的日本政客前往參拜（219頁）。

告別廢墟，迎來“正常化”是德日兩個戰敗國的共同訴求。這里牽涉到不同層面的戰爭記憶如何調適、記憶之戰如何得到控制等棘手問題。在德國，1988年聯邦議院議長的不當言論讓他不得不終止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人們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究竟是“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機會為戰爭洗白”，還是“左翼借奧斯維辛一事讓德國人下不來臺”（244頁）？無獨有偶，同一年，日本長崎市長由于坦誠“天皇對戰爭是負有責任的”，遭到彈劾甚至暗殺（249頁）。兩件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實際上直指德日兩國內部擁有不同歷史觀的群體之間是否以及如何找到對話平臺，建構身份認同的核心任務——這恰恰是這兩個戰敗國成為“正常國家”的必由之路。

在作者看來，二戰對德日兩國都產生了大致相同的影響，使之即便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戰后初期都形成了類似的反應。然而此后局勢的發展，特別是政治結構的變遷，使得兩國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出現巨大落差，以至于限制了國家對過去罪孽的記憶與悔悟。作者頗為形象地描述德國人的記憶“就像一條巨大的舌頭，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顆隱隱作痛的壞牙”（14頁），而大多數日本公眾卻“對慘痛真相無動于衷”，因為當前統治日本的政治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戰時政權的玷污”（287、293頁）。

應該來說，布魯瑪作為一位精通日本學的西方學者，在對德日戰敗國“記憶之戰”的描述中，頗為智慧地抓住了十分重要的四個觀察點：個體記憶之間的疊加與沖突、集體記憶建構背后的時代轉換之影響、國家記憶形成及傳播中的制度差異、記憶不同層面之間的調適策略及其結果——它們構成了作者以制度變遷為核心的解釋系統。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解釋比單純的文化史觀提供了更能讓人信服的論證。

當然，我們仍然可以沿著作者的思路繼續前行：如果說戰后政治改造在德日兩國歷史反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那么這是否意味著著力于嵌入兩國政治體制中、但結果不一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文化，便是一種保障和平取向的普世選項呢？至少在包括作者在內的大量英美學者看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這種制度 / 文化的自信心在實際生活中卻往往面臨挑戰。僅以德國為例，這種“漫長的走向西方之路”（著名歷史學家云客樂[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名著）也不過是一廂情愿的“記憶重塑”，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接二連三地爆發后，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對上述制度和平論同樣產生質疑與駁斥。這一點進一步表明：二戰記憶并不會隨著時間遠去而消淡；相反，在德日戰敗國中，記憶之戰或許還將繼續裹挾著沉重的身份認同與國家定位而存在，制度革新的需求依然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