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除了分析研究2016年經濟工作之外，還重點部署了城市工作，并且明確了“堅持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同時要更加重視做好城市工作”。要知道從1982年至今，已經累計出臺了17個一號文件，就是因為這個“重中之重”，如今又多了一個“更加重視”，可見或有大事發生，反正已經有人揣測“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將會在時隔37年后首次召開。

之所以有此變換，是因為江湖變了。

我們的人口總量是在1981年突破10億人大關的，到2014年接近14億人。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民眾的社會身份逐漸由過去的城鄉兩級，逐漸演變成了三元結構——城鎮人口、鄉村人口和流動在城鄉之間的人口。

截至2014年底，城鎮常住人口規模7.5億人（在城鎮居住時間超過6個月以上），亦即城鎮化率接近55%。但如果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戶籍口徑，截至2014年底，擁有城鎮戶籍人口規模僅為5億人，占比36%。由此可以推算，常住城鎮但沒有城鎮戶籍人口的規模就有2.5億人。

2.5億人是個什么概念？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的人口，那么在全球可以排第四，可見我國人口結構中的這個第三元力量不容忽視。我們在解釋自家經濟增長時候，總要說人口紅利的因素，正是因為這流動的2.5億人——他們戶口雖然不在城市，但就業、生活和經濟貢獻大頭都在城市，由于身份的雙重性，他們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方面并不擁有與城鎮戶籍市民同等的便利。說白了，他們向城市貢獻的多，索取的少，而這種雙重境遇對城市顯然是有利的。

問題在于所謂“紅利”是否可持續。筆者比較觀察了過去10余年間土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價值重估，發現勞動力的價值始終存在制度性的低估，進而導致在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的同時，個體勞動者不僅不能減少有效工作時間，反而是采取了被動延長勞動時間的做法來增加勞動總收入，以滿足基本的生活消費需求。筆者將此稱作中國人口紅利在微觀層面呈現出勞動個體“起早貪黑”的特征。典型的微觀案例有出租車司機的超負荷工作，低端勞務提供等服務行業的頻繁加班（例如家政），等等。

伴隨經濟發展，流動的這2.5億人對社會的訴求也在不斷增加，但由于上述雙重身份/境遇的存在，這些訴求一直不能滿足，以致越積越多，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張力。相應地，社會整體運行和管理的交易成本也不斷提高。以2014年的國家財政支出為例，公共安全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經高達5%，支出總額為8168億，在24項支出中列第8位，高于國防支出、環境保護、科學技術、文化、外交等項目的支出。而交易成本的上升，實際上意味著社會運行和發展效率的受損，對于社會管理者而言，則意味著干預社會的半徑被動性的擴大。

由此可見，過去那種“只要保住經濟增長，社會就會穩定”的思路已經很難適應當下形勢。于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體現了一種“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

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中有句話，“落腳城市是一部轉變人類的機器，只要讓落腳城市充分發展，這部機器即可開創一個可持續的世界。” 是時候讓這2.5億人落腳城市了。